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破译

石同勋

　　“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原立于淇县南关村头通往京城的大道之侧，现移至摘星台公园。
　　此碑高2.6米、宽0.8米。右侧竖书“勒封文林郎知淇县事常山钓台蔡藿”，此行字之右下侧为“迪功郎县丞钦国梁”；左侧是“典史贾　”。中间大字为“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大字左侧为“赐进士第福建道监察御史邑人睡仙孙征兰”；其左下侧是“暨弟贡生纫兰”；再左“暨子宜孙、隆孙”。由此可见此碑系县令、县丞、典史和孙氏家族官民同立。碑文同有纪年，查阅《淇县志》获知常山蔡藿清顺治元年一四年在淇县任职，据此推断，此碑立于公元1644—1648年之间。
　　孙征兰（公元1586—1653），淇县南阳人。字九畹，号睡仙。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考中进士，崇祯初年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崇祯后期任四川布政司参政等职。明亡清兴，隐退故里。
　　清初，蔡藿负命来淇县任职时，政局未稳，人心浮动。他初来乍到，人地两生，为寻求为官之道，便去拜谒明代遗老孙征兰。孙征兰建议抬出朝歌殷朝帝都这块金字牌匾。一来可以稳定民心，二来可以提高淇县的知名度，三来又能芳名垂世。于是孙征兰亲自撰书，在通往京城的大道旁树起了这通巨碑。
　　碑文“殷朝六七贤圣君”，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这里的“六七”不是量词，而是隐代词，又是双关语，即说六也可，言七也行。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解释。从宏观而论，查阅《史记·殷本纪》在殷商帝国缔造中，却有六位贤圣之君，即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等。他们都是在逆境中力挽狂澜，身体力行，广施五道，体恤黎民，便殷商帝国再度中兴。此为六贤圣君也。
　　若说殷朝七位贤圣君，当加上帝辛，即纣王。当年孙征兰君在撰写碑文时，鉴于纣王名声不佳，未敢秉笔直书，于是埋下伏笔，留给后人破译。
　　但碑文的核心是“故都”。上述七位贤圣者仅武丁、帝辛在朝歌建过都城。这与碑文不符。纵观商史，在朝歌建都者还有武乙和帝乙。那么六七贤圣究竟是谁？首先得搞清“贤圣”的含意。所谓贤圣，并非都是国君。“贤”者，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圣”者，即圣人，指的是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因此，从微观上看，六七贤圣君除了在朝歌建都的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位国君之外，其他三位应是殷室圣贤箕子、微子、比干。
　　这七位之中，也并非美玉无瑕。武丁是很有作为的君王。为重振殷邦，三年缄口，最后选定付说为相，修以政治、行德化于民，天下欢欣，殷朝再度复兴。武乙则是个败德之徒，没有什么作为。
　　帝辛继位时，面对国力衰竭的残局，励精图治，宏振殷邦，以期增光先王。所以遂将都城沫邑改为朝歌。朝歌者，晨曦高亢引歌，高歌黎明，喜迎朝阳，兴旺发达也。接着他又扩大城池，建成南北长约3100米，东西宽约2100米，总面积约24平方华里的城池，还营造了约60万平方米的禁城，的确体现了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范。
　　接着他又大胆改革。废除了先王杀戮奴隶的旧制，把奴隶变成生产力，为社会创造财富。改革刀耕火种的粗旷生产方式，实行耕耘播种，壅土施肥、灌溉排水等完整的耕作技术，手工业及科学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生活安定，四海诸侯宾服，使商王朝再度复兴。民谚曰：“殷纣王的江山，铁桶一般。”
　　箕子、微子、比干皆为殷朝宗室。箕子、比干系殷辛王的叔父，微子是殷辛王的同父异母哥哥。殷辛嗣位之后，他们忠心耿耿辅佐于他。箕子重社稷、微子保宗祀、比干笃忠贞。史称“三仁”。
　　四位国君，加上三位殷室圣贤，在朝歌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代表人物，称之贤圣君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破译了孙征兰君之谜，说出了他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使迷离的“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之碑文大白于天下。

                                 《淇县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