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周武王夺的天下之后，给纣王定了六项大罪。
1酗酒……
2不用贵戚旧臣……
3登用小人
4听信妇言
5信有命在天
6不留心祭祀……
呵呵  可笑极了  大家看看以上有几条算是罪名？？酗酒?  不用亲戚？ 不信命？不祭祀？？  这几条在下的疑虑很大呀。至于剩下的那两条，在下在后面会说。
先是酗酒。这算什么？登用小人，不用权贵……呵呵  不用权贵不算英明反而是罪过？？？至于登用小人……古文很有趣的，解释的含义也很多，那里的“小人”，到底是现在的小人，还是指那些 出身卑微低贱之人？  我想这是很大的问题。不过好象有说法是 纣王登用恶来，飞廉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他三征东夷的了……这些传说中的恶人可都是与纣王同生死，共战斗，最后与纣王一同殉国的呀，无论怎么说 最起码纣王的人格魅力还算说得过去。绝不是香港版现在封神榜里演的那样……至于微子启，箕子这些所谓的君子凡人，或者说应该是“权贵”则在周武王的天下后立刻变节侍奉周朝，可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记得有两个人好像还饿死不食周粟了的，这样有气节的君子 难道只是个愚忠之辈？？
细心者会发现……为什么武王列的罪状里没有杀害忠臣这一条呢？？比干死得可是很惨的……不过比干是怎么死的，就有质疑了。

话说在春秋时期，比干的死也只限于“比干谏而死”而已 ，何来挖心之说？？到了战国，比干的死就有趣了，楚国大夫屈原说他是淹死的，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了心。到了汉朝  大儒刘向开始了纣王为满足妲己的好奇心 看看圣人是不是真的心有七窍的传说……接着到了晋朝一个姓皇甫的历史学家开始了他的新学说。那就是在刘向学说的基础上加上了为满足妲己的好奇心还剖开了怀孕妇女的肚子，想看看胎儿的样子……

妲己这个人历史上的确存在，纣王也很宠幸他，但是绝不是言听计从，毕竟纣王是个雄主，不可能听一个妇人的言论做出那种荒唐的事。设想一下，如果妲己可以干政，那么为什么他的族人没有得势，反而什么封赏也没有？？人家吕后也好日后的薄姬，窦太后也罢，就连一代雌雄武则天也不能避免，得宠之后，加大自己的家族力量以巩固自身，这就是汉朝外戚权大的原因，可是为什么妲己没有这样？？只能说妲己只是个被宠幸的女人，而不是干政的武则天。要说他有罪，顶多就是在争宠的过程中，使得其他有背景的妃子失宠，导致了纣王与那些小诸侯国之间产生了摩擦而已，这就是他唯一的罪了，故而妲己也是个可怜的人。因此 按照最新的学说应该是纣王过于注重东南的发展导致了国内空虚，最后周人趁虚而入，纣王不得已才召集了百姓组成的军队御敌。还有野史说妲己后来被周公所获。呵呵这是孔融说的，为了讽刺曹丕用的。
额……忘了还有酒池肉林和炮烙之行……注明……在周朝初期的文献里面没有这些东东，春秋时也没有，首先描绘出这些景象的是战国著名的法家代表韩非子，不得不佩服韩大大，他老人家描绘得绘声绘色。什么“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铡，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话说他老人家要么是穿越来的，要么就是引经据典。可是此二者皆很玄乎。故而他的目的就很显而易见了。那就是为了告诫他敬爱的君王不要贪图享乐，哪怕是一点点。

接着更玄乎。司马迁在韩大大的酒池肉林基础上又加了鸡精，有多了句“男女裸逐其间”。呵呵  刘向看了不服气，你司马迁加味精，那我就在上面放个“放大镜”，于是在鹿台上写上“大三里，高千尺”……并且还弄了炮烙的图纸，让妲己坐在席上观看，犯人掉火炭里，鼓掌而乐……然后东汉了……酒池肉林可以行舟，牛饮者有三千多人……到了晋朝皇甫大大也很猛，把鹿台的面积形容到了“髙千丈”，又自己创造了个刑法——热铜斗。犯人举着这玩应一会手就烂了……呵呵  总之，纣王的名声越来越臭，直到如今封神榜中的形象（大陆版的已经算是好的了，建议看陈浩民版的。）

真是的纣王是什么样？？？
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可以说纣王很有本事，他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以上皆可说明纣王其人甚是大气，可以说和曹操很像，但更霸于曹操。
商朝和周朝相比，可是强大得多了。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纣王还有个名叫做帝辛。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象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帝国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制定的刑罚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儒家所称道的虞舜。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
而如今大家喜欢叫纣王的帝辛，其实并不是什么好称呼，甚至是侮辱的称呼，这主要是司马迁的失误。王这个称呼，称呼别人，也许是褒义，但是对于纣王就……
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所以，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  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
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史记中说：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谓作新淫声，比里之舜，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占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厅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罔为林，使男女伴相逐其间，为长饮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闯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而用费中为下。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妇，纣又 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
呵呵 他司马迁纵然再厉害，恐怕也只能写这些空穴来风的东西了……而且这东西就像是后人污蔑武则天杀害萧贵妃和王皇后时把他们手脚都剁掉一样，只不过一个例子是仿照吕后，有一个是仿照夏碟而已……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十九》）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转引自宋英泽：《故都圣贤——殷·受辛》淇河文化研究第二卷）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纣都有，而桀没有的，纣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但是，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鼎故不足以革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亡于“纣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外：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故帝辛自焚，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到了现代，置疑与反驳声势愈演愈烈。胡适做了一篇论文《说儒》，指出《诗经·商顷·玄鸟》诗中“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禄是荷”，是歌颂商族中的一个伟人，但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于是便将之作为“悬记”而安在了孔夫子的头上。这一来引起大争论。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是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而郭沫若亦著《驳说儒》，予“悬记”以批判。郭氏指出：这个人就是帝辛。“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在牧野大战后，“殷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因此，“在殷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殷纣王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了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纣王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如果说，文人、史家对帝辛的重新发现只是为了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的话，那么，作为一代政治、军事大家的毛泽东对帝辛的评价则更为耐人寻味。因为所处地位，毛泽东的着眼点和洞察力显然更令人信服：“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比干反对他。纣王去打东夷，把那个部族征服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P1157，转引自高水然：《对纣王的评语》，淇园文萃）
现在，可以对帝辛与商末帝国的状况做个完整的梳理了。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其手段卑鄙也面目可憎，只看商亡后的表面便一目了然：“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牛，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副无耻之极的奴才相，千百年来无人出其右者。司马迁如此揶揄，亦是鄙其为人。因而既然“微子启、胶鬲与周盟”，早已通敌作了内奸，又刻意作出如此做派，真可谓无耻之尤！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那样丧心病狂，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此外，自盘庚以降，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帝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故而在商帝强势力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间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 　　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与古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极为相似。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简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纣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现代人认为，帝辛为解除西边威胁，于此时杀掉了西伯昌，而不是象周人说的那样因诸侯声援而惧而释之。在解决了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而这时，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帝甲、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了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煌煌大商顷刻间轰然倒塌，帝辛山河梦断，壮烈殉国。现在，再回头来看看毛泽东的评语，便能理解为会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能够理解“纣王那时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因此，微子启从周人手中乞求而建的宋国的商人后裔，才会写出《玄鸟》那样的诗来纪念帝辛、赞美帝辛，称帝辛为无微不胜的“武王”。这篇短文，亦将在《玄鸟》的颂声中作结：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士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