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价值    

《括地志》是我国古代地理总志由山川地记型向唐宋集志型地理志书过渡的重要文献。首先它为唐代地理总志的编纂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范式，影响了贾耽、李吉甫等地理志书的编写。如果我们比照《括地志》与晚出一百多年、流传至今的唐代地理总志名著《元和郡县图志》，会发现后者从编纂体例至志事侧重甚至行文风格等都明显受了《括地志》的影响。《括地志·序略》中保存的《贞观十三年大簿》记录了全国358州和41个都督府的建置与分布、隶属，使我们今天能清楚了解距今l300多年前唐代前期的政区地理，具有官方“实录”文献意义。用来校勘晚出的《通典·州郡志》与“两唐书”地理志、《唐会要》等典志，会发现互有出入，而前者属于实录文献，可以用来校勘后者的讹误与缺陷。而且《元和郡县图志》反映的是唐代后期宪宗朝时期的行政、经济地理状况，《旧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更是以晚唐分裂衰落时期国家的政治地理状态为主，而《括地志》记录的是则大唐王朝上升繁荣时期全国各地的疆域和政区，显然，它的价值是不可取代的。    

《括地志》还是一部重要的地理文献工具书，在唐宋时期曾被广泛引用，用来注疏很多古典文史名著。如成书于西汉的《史记》中涉及大量古代地名，由于后世政区地名不断演变，许多地名至唐代人们已经不知所指方位。唐代学者张守节为《史记》作注，其中对司马迁笔下的古地名的注释主要就是利用《括地志》的条文为依据的，从而完成了《史记正义》这一名著。唐代徐坚著《初学记》、杜佑作《通典》、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司马光作《资治通监考异》、宋敏求著《长安志》、王应鳞作《玉海》，都曾大量援引《括地志》。所以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孙星衍高度评价《括地志》的史料文献学价值：“其书称述经传，山川城冢，皆本古说。载六朝时地理书甚多，以此长于《元和郡县图志》，而在其先。……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不能博考书传，独恃以此疏证古地名。《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亦引之，或称为《坤元录》。《路史》注引有《括地象》，按其文，亦即此书。”足见唐宋时《括地志》一书被学者的重视程度与征引的频繁。 


(四)《括地志》的辑佚

由于《括地志》卷帙浩繁，在唐代仅仅以写本在学者间少量传世，宋代也末见有雕版刻印记载的蛛丝马迹。经过北宋末年汀汴京失陷的“靖康之难”和南宋初中原板荡空前的时代劫难，《括地志》大约在南宋中期后就亡佚无存了。南宋时除了程大昌可能尚能看见《括地志》全帙外，至南宋末年的王应磷已经不能一睹《括地志》的全貌了，他在写《玉海》时就曾明言只能转引类书中的《括地志》条文。元明两代，《括地志》寂然无闻。直到清代乾嘉考据学风兴起，才开始有学者对其辑佚考索。现在《括地志》的辑佚本主要有四种。    

一是清人孙星衍辑本(简称孙辑本)。孙星衍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曾花费很大心血从唐宋典志、类书《初学记》、《史记正义》、《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资料中钩沉索隐，辑出《括地志》佚文，编成八卷雕版刻印，收入《访南阁丛书》，成为清代第一个《括地志》辑佚本。后来孙辑八卷本又先后被收入《汉学堂丛书》和《愧庐丛书》之中。但孙辑本所辑佚并不全面完善，主要引自张守节《史记正义》，真伪夹杂，未能真正恢复《括地志》部分原貌。此后晚清学者陆续有所补充。民国以来，先后有不少学者对《括地志》继续进行佚文搜集编辑。岑仲勉对唐史文献有深厚的造诣，他不仅明确更正了孙辑本对《括地志·序略》道、府、州相互隶属关系上的错误，而且进一步指出孙辑本引用《史记正义》时缺少考辨，在部分引文上有以讹传讹的错误。可见孙辑本尽管在对《括地志》的辑佚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但缺陷也同样是明显的，需要有人重新在更大范围花费更大气力去做辑佚工作。

二是清代学者王谟的辑本(简称王辑本)。王谟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是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历史地理文献学者，一生主要精力致力于汉唐地理旧志的辑佚考订工作，以《汉唐地理书钞》而蜚学坛，对《括地志》的辑佚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史记正义》中辑出《括地志》佚文8l0条，从《太平寰宇记》中辑出15条，编成2卷，又以《初学记》所载《序略》贯以书首为序纲，是为清人另一《括地志》辑佚本，所钩沉辑出者从数量上说并没有超出孙辑本，但在正源刊谬、恢复《括地志》原貌方面对孙辑本作了重要补充。    

三是贺次君(简称贺辑本)辑本。贺辑本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在充分吸收清人孙星衍、王谟对《括地志》辑佚整理基础上重新辑佚整理而成，也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辑佚本。与前两种辑本比较，贺辑本无论从辑佚条目数量还是对原著原貌的考证方面都有所超越，可谓后来者居上。贺辑本首先严格按照《括地志·序略》所排列的州、县秩序，收录557州、447县的佚文，共15．6万余字，是迄今为止对《括地志》辑佚最为丰富的辑本。其次是在恢复《括地志》原貌方面用力甚勤，贡献尤大。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虽然不断引用《括地志》注释《史记》中的古地名，但往往将《括地志》中涉及的初唐地名擅自换成贞观以后地名，并不严格忠实原著，这使得后世学者从《史记正义》中所辑出的地名往往已经脱离了《括地志》原著的真实。如《史记正义》中所引的夔州奉节县，在《贞观十三年大簿》中当为人复县，贞观二十三县才更名为奉节县；豫州郾城县，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改为西平县，都在《括地志》成书献进之后，而奉节、西平二县均见于《史记正义》之中，显然系张守节的擅改或失察。再如齐州禹城县，本为贞观祝阿县，天宝年间始更名，无疑属于后人的改动。此外，宋人援引《括地志》时，喜欢把唐时的地名改成宋代的地名，如罗泌在《路史》中征引《括地志》时，将雍州称作“永兴路”，称梁州为“兴元府”，显然都是以中唐至两宋时的地名置换之。孙辑本不加辨别，盲目收入辑本，为考证失察之明显例证。而贺辑本依照《括地志·序说》所载《贞观十三年大簿》，将《正义》引文中的地名完全更正过来，使之恢复了《括地志》记载的本来面貌，居功甚伟，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同时，在对《括地志》佚文补充方面，充分吸收文献学、考古学及其域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从宋敏求《长安志》及《大藏间义》中辑出的数条皆孙、王本所无。另外还从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中征引不少佚文，皆弥足珍贵。尽管与篇幅达555卷之巨的《括地志》原著相比，贺辑本仅仅只有4卷，数量上仍然相去甚远，但在原著亡佚千年后不可能找到唐抄本的今天，贺辑本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四是台湾学者王恢的辑佚本(简称恢辑本)。恢辑本以孙氏辑本与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依据，从唐宋大量文献中搜集《括地志》佚文，以贞观十道及州县区划为纲目，重新对《括地志》作了编次，并收录孙辑本及清人其它补遗，共得《括地志》佚文一千余条，命名为《括地志新辑》，于1974年由台湾新世纪书局出版。恢辑本虽然在个别方面有拾遗补缺之功，但从总体上说并不能超过贺辑本，因此在大陆内流传甚少。不过，可与孙辑本与贺辑本相互参照，对研究《括地志》有相得益彰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