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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梵志，一名梵天，隋唐时卫州黎阳县(今浚县)人，著名白话诗人。
王梵志生平、家世不详。《桂苑丛谈》和《太平广记》记有梵志“育于林檎树瘿”、“长于林木之上”的神话传说，又记他生于隋末王德祖家。据胡适、郑振铎、张锡厚等人考证，梵志约生活在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下叶，享年80有余。他生于殷富之家。幼年时，家有奴婢，生活充裕闲适，读过儒家经典和诗书。隋末战乱，家道中衰，仅剩薄田10亩。为家计生活，他农忙种田，农闲外出经商。唐初，繁重赋税和天灾，迫使梵志家产破败，以致穷愁潦倒，被迫做雇工、帮工。他曾做过监铸官，廉洁奉公，以孟尝君自况，但任期未满即被革职。梵志有五男二女，但子女不孝，使他晚年生活无着，成了“身无一物”的“硬穷汉”，甚至衣不蔽体，食不饱腹，被迫沿门乞讨。穷困悲惨的生活迫使他半路出家，50多岁又皈依佛门，信仰佛教，以寻求解脱。但他并非严守佛门戒律修行之僧徒，而是四处募化求斋，过着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这一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高潮，直至80岁左右他还写下不少回忆自己坎坷一生的诗篇。王梵志一生历尽沧桑，饱经忧患，这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王梵志一生创作多少诗至今不详。唐大历六年(771年)有110首诗手抄本传世。《宋史·艺文志》著录王梵志诗一卷。明清以来，梵志诗渐渐失传。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竟将梵志诗屏之门外。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敦煌遗书”中才又发现梵志诗。民国十四年(1925年)，刘复《敦煌拾琐》?录王梵志诗一册。其后，郑振铎校录《王梵志诗》一卷及佚诗16首。国际敦煌学界有不少人研究梵志诗，但未辑录成集。198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张锡厚校辑的《王梵志诗校辑》。该集依据“敦煌遗书”28种不同写本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里的王梵志遗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理汇编而成，收梵志诗336首(不含附诗12首)，虽然它远不是诗人作品的全部，但尚可代表诗人的创作倾向和思想风貌。
王梵志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悲苦和辛酸，生活把他压到社会最底层，使他产生和下层人民相近的思想感情。他以通俗的民间语言倾诉人民的苦难和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初唐社会的一些矛盾。因此，他的诗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正如《王梵志诗·原序》所云：“撰修劝善，戒罪非违，……直言时事，不浪虚谈。”所以，梵志诗深受世人欢迎。唐宋时，梵志诗风糜于世，远及西北边陲，并传到日本。梵志自云：“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
“梵志诗在唐，不仅民间盛传之，即大诗人也都受其影响。”王维、皎然、顾况、元稹、白居易、杜荀鹤、罗隐等著名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以王梵志为代表的通俗诗派的影响。王维诗《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注云“梵志体”。皎然盛誉梵志诗“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诗式》)。中唐诗人顾况作过多首梵志体五言诗。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梵志诗意旨共通。因此有人认为，唐代白话诗由初唐王梵志，经顾况，到元(稹)、白(居易)得到了发展，逐渐形成通俗诗派。晚唐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罗隐等进一步发挥了通俗诗的批判作用。佛寺禅门诗人更直接受梵志诗的影响。著名诗僧寒山、拾得、丰干等写下许多梵志体诗歌。尤其寒山，更是步梵志后尘，许多诗从内容到形式皆承梵志衣钵。宋代仍有许多人模仿梵志体写诗。《说郛》卷七有一诗，不仅模仿梵志手法，甚至直袭梵志原句。江西诗派陈师道、曹祖等也曾搬运梵志诗句。黄庭坚恭维王梵志：“是大修行人也”。范成大巧妙地借用王梵志“千年调”、“铁门限”和“土馒头”诗句，写下“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名句。此句后来被《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称引。
王梵志在中国诗歌艺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他继承魏晋以来通俗诗的优良传统，以生动的创作实践开创唐诗一派新风，成为唐代通俗诗派的先驱和代表。梵志诗的突出特点是口语俚词、方言俗谚皆采入，既明白如话，又出乎意料，创造出惊世骇俗、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于乖巧的戏虐中表现了深远的旨意，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他注意刻画各类人物形象，善于捕捉人物形态的突出特征，加以艺术夸张，以近似白描的手法，便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他把民间通俗语言和自由章法引入诗歌，运用隐喻影射、讥刺嘲讽的艺术手法，在喜笑怒骂声中揭露黑暗和丑恶，鞭挞社会的不公正现象，透过深沉的戏谑和痛苦的调侃，试图唤醒人们弃恶从善。这种一反常态，不同凡响的艺术形式，是王梵志的创造，被宋代诗人推崇为“翻着袜法”。梵志在运用以地狱隐喻人世的传统手法时又有新的发展。他既克服那种内容空泛、思想偏狭、单纯追求趣味和揶揄的倾向，又摆脱单纯调笑的格调，表现出深沉悲愤和浓郁蕴藉的思想感情。在有些诗里，他还利用奇巧的对比，丰富和开扩通俗诗的艺术境界，进一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梵志诗为唐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形式还不够完善，甚至显得很粗糙，特别是宣扬佛教禅理、世训家训一类诗作更显平庸。
王梵志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是复杂的，而且充满着矛盾。他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梵志思想的主要成份是佛教和儒学。他有许多诗宣传佛教的哲理教义，过多地渲染地狱阴森可怖及业道姻缘、轮回报应的佛门说教，劝导人们寄希望于未来世界。同时，他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在诗中不时鼓吹“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和“忍辱”、“保身”等处世哲学。有时佛、儒思想又杂揉一炉，灌输统治阶级的反动说教。当王梵志身处社会底层以后，他的世界观发生某些变化，他试图突破佛教哲学和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他的思想已萌发出朴素的辩证因素。他利用身、影、人、像的关系比喻人生，比那种宣扬天堂地狱为中心的佛教思想前进了一步。“有生皆有灭，有始皆有终”的诗句，已表现出他宇庙观中的积极因素。他信仰佛教以后并未消除苦恼和困惑，反而使他清醒过来，逐渐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他在许多诗里，以当时进步的平等观念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分析现实人生，追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理想，表现出一个政治诗人应有的气魄和胆识。他指出“赋役既不均，曹司即撩乱”，“户役一概差，不辨棒下死”，强烈要求“差科取高户……处分须平等”，并大声疾呼“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差科能均平，欲似车上道”。主张“无论贫与富，一概总须平”。由于时代的局限，王梵志还不能认识到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是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他的思想能适应劳动人民实现平等、平均的要求，已属难能可贵。
王梵志在儒家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处世哲学，长期受到僧俗人士的欢迎。他有不少家训、世训格言诗，劝导世人公正、仁义、诚实。如“得他一束绢，还他一束罗”，“鸟饥缘食亡，人能为财死”，“官职莫贪财，贪财向死亲”，“邪谣及妄语，知非总勿作”，“结交须择善，非识莫与心”等等。这些诗句虽然儒家色彩浓厚，却已接近人们长期信守的道德观念。他的人生哲学有时流露出来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劝导人们安于贫困。如“无牛亦无马，不悉贼抄惊。”“不愿大大富，不愿大大贫。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
【王梵志】（约５９０-６６０） 唐初诗僧。原名梵天。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诗歌以说理议论为主，多据佛理教义以劝诫世人行善止恶，对世态人情多讽刺和揶揄，对社会问题间或涉及。多数作品思想消极，格调不高。语言浅近，通俗幽默，常寓生活哲理于嘲谐戏谑之间。艺术上比较粗糙，但对认识初唐社会和研究白话诗的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对初唐盛行的典雅駢俪诗风有一定冲击作用。原有集，已佚。有今人整理本《王梵志诗校辑》，收诗３４８首。
百年爬梳 百年开掘
───敦煌《王梵志诗集》由 流散域外到辑集研究回眸
（河南大学 齐文榜）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百年来敦煌写卷《王梵志诗集》由流失域外,散藏各国,学者们艰难搜录,爬梳整理,到最终化零为整,辑集研究的漫长学术历程，从而勾勒了在我们民族那段苦难的年代里,老一辈学者拳拳的赤子之心，与学术上艰辛追求的足迹，展示了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一代学者承前启后，努力创建的辉煌学术业绩，同时也指出王梵志及其诗研究方面有待进一步解决或深入的问题。
关键词 王梵志诗集 整理研究
百年总结
王梵志是唐代享誉甚高的白话诗人。他的诗歌唐宋时曾广为流传，颇有影响，皎然《诗式》、范摅《云溪友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近二十种著述俱有称引。郑樵《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亦皆著录《王梵志诗一卷》。唐代，王梵志的诗歌还远传国外，日本平安朝时代（784—897，当我国中晚唐时期）藤原佐世编《日本国现在书目录》三十九《别集家》著录“王梵志集二，王梵志诗二卷”〔1〕。然明代以后，王梵志诗歌传者渐少，至清编《全唐诗》，竟只字未收他的作品。
晚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神奇的敦煌藏经洞打开，大批珍贵的唐五代写卷、刻本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王梵志诗集》的多个写卷。这批隔世再现的文化宝藏，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根本不予重视。相反，当时列强在华的一批文化间谍闻到消息，纷纷来到西域掠取这批宝藏，致使这批文化珍品空前惊人地流散域外；《王梵志诗集》也随同蒙难，被劫藏到英、法、俄等国。于是我国几代学者怀着拯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崇高责任心，开始了对敦煌写卷、包括《王梵志诗集》的追踪搜录，爬梳整理的漫长历程。迨建国以迄于今，《王梵志诗集》敦煌写卷已化零为整，校订结集，注释研究，产生了多部数十万甚至近百万字的煌煌巨著。人世沧桑，抚今追夕，回眸百年来敦煌写卷《王梵志诗集》由流散域外，到辑集研究的学术历程，可使人深深感受到在我们民族那段苦难的年代里，老一辈学者拳拳的赤子之心与学术上的艰辛追求，及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承前启后、努力创建的辉煌学术业绩。这对激励当代学人进一步增强民族意识，重视敦煌乃至整个民族文化文献的研究与整理，以加快社会主义新学术、新文化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王梵志诗集》的流散与整理结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及此后的二十年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先后四次到我国西域，将大批敦煌卷子及绘画等文物秘密盗往英国，总量近万件，今藏不列颠博物院。其中《王梵志诗集》写卷有下列十二个：⑴
S.0788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集 并序
上”。卷末三次题记：“大云寺学士郎邓庆长。”原卷残损，序文尚全，存诗十五首，残诗三首。⑵
S.1399原卷前后与上下严重残损，唯存残诗十三首。⑶ S.2710原卷末题“王梵志
一卷”，接有题记：“清泰四年丁酉岁十二月合书，吴儒贤书，从头自续泛富川。”（按:五代后唐末帝“清泰”只有三年，丁酉岁为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题记有误）存诗六十五首，残诗一首。⑷
S.3393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一卷”，卷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尽”。可辨的日期有“二月二十六”、“二月十八”等，余则涂抹不清。存诗九十一首，残诗一首。⑸
S.4277原卷前后皆残，存诗二十三首。⑹ S.4669原卷前后俱残，存诗二十二首，残诗五首。⑺
S.5441原卷前为“季布骂阵词文”，词文末有题记：“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四月十日泛礼目学士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次为王梵志诗，卷前三次题“王梵志诗集卷中”。卷末残，存诗十九首，残诗二首。⑻
S.5474原卷前后严重残损，唯存诗四首，残诗一首。⑼
S.5641原卷前后残损，唯存诗二十五首，残诗二首。⑽
S.5794原卷前后残损严重，上方亦有残损,唯存十一行，残诗十二首。 ⑾
S.5796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集卷上 并序”。次为序之全文。次存诗二首，残诗一首。余皆残损。⑿
S.6032原卷前后严重残损，唯存诗四首，残诗一首。
另有S.0516《历代法宝记》载无住和尚引王梵志诗一首。
光绪三十四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窃走文书精品六千多件，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中《王梵志诗集》写卷有下列十五个：⑴
P.2607原卷题“王梵志诗一卷”。此卷为习字者信笔所书，仅有诗半句。⑵
P.2718原卷前一部分为王梵志诗，首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存诗九十一首，残诗一首。后部分为《茶酒论一卷并序》，题下署“乡贡士王敷撰”，卷末有题记：“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按：“开宝三年”为庚午，公元970年；“壬申岁”为开宝五年，题记有误）⑶
P.2842原卷为卜筮书，已残。背面系用道书纸补缀，补缀的道书为《太上玄一真人真锭光说无量妙道转神入定妙经》残文；接为王梵志诗，首题“王梵志诗一卷”，末有题记：“己酉年二月十三日学士郎
全文。”然唯录诗十四首。⑷
P.2914原卷前部分残损，卷末题“王梵志诗卷第三”。次行题记：“大汉天福三年庚戌岁闰四月九日金光明寺僧自手建记写毕。”次行又题记：“大汉天福三年岁次甲寅七月二十九日金光寺僧大力自手记。”隔行题：“王梵志诗卷第一。”下接书《兄弟须和顺》诗一首。（按：“庚戌岁”为后汉隐帝刘承祐乾祐三年，公元950年，题记年号或干支有误）存诗二十一首，残诗二首。⑸
P.3211原卷首尾俱残，存诗五十七首，残诗四首。⑹
P.3266原卷前后残，存诗四十一首，残诗一首。⑺
P.3418原卷前后俱残，存诗四十六首，残诗一首。⑻
P.3558原卷卷端题“王梵志诗一卷”，卷末题“三年正月十七日三界寺”。存诗九十一首，残诗一首。⑼
P.3656原卷首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存诗九十一首,残诗一首。⑽
P.3716原卷首末题“王梵志诗一卷”，存诗九十一首，残诗一首。⑾
P.3724原卷首末皆残，存诗二十二首，残诗一首。⑿
P.3826原卷前一部分为佛教文字；后部分为王梵志诗，首题“王梵志诗集卷 ”，接录诗半首。⒀
P.3833原卷前部分残，卷末题“王梵志诗卷第三”，次行题记：“丙申年二月拾九日莲台寺学郎王和通写记。”存诗五十二首，残诗二首。⒁
P.4094原卷前一部分残，下方亦残损多处，卷末题“王梵志诗集一卷”，次行题记“王梵志诗上、中、下三卷为一部，又（下残五至七字）”；次行又题记“维大汉乾祐二年（949）岁当己酉白藏南（下残五至六字）”，次行接书
“叶节度押衙樊文升奉 命遣写诗（下残三至四字）”，次行接书“册谨录献 上伏乞
容纳请赐（下残三至四字）”。存诗五十八首，部分诗有残损。⒂
P.5916原卷题“王梵志诗集卷上”，原卷情况尚不清楚。
另有P.2125《历代法宝记》、P.3201与P.3876之《佛书》三个写卷，各引王梵志诗一首。
自光绪二十六年至1914年间，沙俄奥勃鲁切夫、鄂登堡等先后到敦煌，窃往沙皇俄国的写卷达万件以上，长期深鐍幽闭，秘不示人。1963年莫斯科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册，其中《王梵志诗集》写卷有下列五个：⑴
Дх.1456原卷卷首残损，卷末题记：“大历六年（771）五月
日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沙门法忍写之记。”大历为唐代宗年号。这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王梵志诗写卷，与斯坦因、伯希和所劫王梵志诗写卷的内容皆不同，文献价值极为重要。此卷存诗四十四首，部分文字残缺。⑵
Дх.1487原卷首末俱残，下部边缘亦残破，唯存二十四残行，诗十三首，部分已残。 ⑶
Дх.1488原卷前后俱残，唯存二十四行，诗二十一首，部分诗句已残。 ⑷
Дх.2852原卷前后俱残，唯存五残行，诗一首，残诗二首。⑸
Дх.2871原卷前后及上部皆残，唯存十五行，诗八首，部分已残。
除上述三个地方所藏写卷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散录》〔2〕著录李盛铎藏有“散.219”号，为“王梵志诗卷一，辛巳年十月写本”，尚未公之于世；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一王梵志诗敦煌写卷，为王梵志诗集一卷抄本，存诗八首。
综上，王梵志诗敦煌写卷共三十四个（不含其它四个征引王诗的写卷）。其中明确题署卷次者十七个，其编次可分为三种类型：（1）三卷本，即题有卷第一、第二、第三，与卷上、卷中、卷下之三卷本；（2）一卷本，即标明为一卷本者；(3)法忍本,即法忍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本。目前，三卷本的两种序号内，前者只存“卷第三”，后者唯存“卷上”、“卷中”，两相对应的卷次尚未发现，因此两种编次的对应各卷，所收作品是否完全相同，一时还难以断定。另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三种编次之各卷作品，亦无一首彼此相互重复。至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中所引王梵志诗歌，也无一首与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中的作品相重复。
上述敦煌王梵志诗写卷庋藏于各国的情况，是学者们、主要是我国的学者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才查考清楚的。1920年，我国学者刘复（字半农）赴法国巴黎留学，最先亲睹海外的敦煌文献，并加以抄录整理。1925年他把从巴黎抄回的三个王梵志诗写卷编入《敦煌掇琐》：“琐三○”（P.3418）、“琐三一”（P.3211）、“琐三二”（P.2718）〔3〕。其中，只有“琐三二”原卷题记标明“王梵志诗一卷”；另外两个由于原卷残损，只笼统题为“五言白话诗”，实际亦是王梵志诗写卷。这是明代以来数百年间，王梵志的作品第一次被郑重揭举，使学界受到极大震动。此后，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研究，也由懵懂走向自觉。1926年前后，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趁赴欧洲游览考察之机，有意识地阅读了《王梵志诗集》的部分敦煌原卷。1927年胡适发表《白话诗人王梵志》一文〔4〕，1928年又出版《白话文学史》〔5〕，其中即有录自敦煌原卷的王梵志诗歌多篇。迨1935年，郑振铎编辑的《世界文库》第五册出版，收入《王梵志诗一卷》与《王梵志拾遗》〔6〕。《王梵志诗一卷》系据P.2718、P.3266两个王梵志诗写卷校录而成；《王梵志拾遗》则据胡适《白话文学史》所引P.2914写卷中的五首王梵志诗，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中的王梵志遗诗汇集而成。该册《文库》收录王梵志诗数量虽不多，但却是王梵志诗的最早辑录本，文字校勘和诗歌分首亦较《掇琐》前进了一步。然而，伯希和劫取的王梵志诗敦煌写卷到底有多少种？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编辑的《伯希和劫经录》〔7〕出版，才将巴黎藏王梵志诗写卷的概貌反映出来。巴黎所藏敦煌王梵志诗写卷有十个：P.2718、P.2842、P.2914、P.3211、P.3266、
P.3558、P.3656、P.3716、P.3833、P.4094等；另外两个P.3418、P.3724标为“五言白话诗残卷”者，经后来考证，实际亦是王梵志诗写卷。
伦敦所藏王梵志诗写卷，日本昭和七年（1932）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卷首先收入S.0778写卷一个。1936年，我国学者向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阅览了伦敦所藏五百个左右的敦煌写本，先后写出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8〕，著录了S.0778、S.2710、S.3393、S.
5441、S.5474、S.5796等六种王梵志诗写本。1957年我国学者刘铭恕，据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摄全部敦煌原卷胶片，编成《斯坦因劫经录》〔9〕。《劫经录》明确著录伦敦藏王梵志诗写卷有十个：即向氏著录的六个，再加S.1399、S.4669、S.
5641、S.5794四个；同时著录的两个“禅诗”写卷S.4277与S.6032，后经考证，也是王梵志诗写卷。刘铭恕还考证出P.3211（即“琐三一”
），正是S.5441王梵志诗集“卷中”的内容，从而使长期按无名氏“五言白话诗”处理的P.3211写卷，亦归入王梵志诗集中。至此，斯坦因劫经中王梵志诗写卷的面貌，也基本得到澄清。
鄂登堡等所劫王梵志诗集的五个写卷，除Дх.1456原卷题记明确标为“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外，后四个写卷经张锡厚考证，Дх.1487与Дх.2871两个写卷的诗，已见于P.3833王梵志诗集卷第三；Дх.1488中的诗，已见于P.2718王梵志诗一卷；Дх.2852中的诗，则见于P.3418与P.3724两个王梵志诗残卷〔10〕。所以这后四个卷子，当然也是王梵志诗写卷。
第一个将敦煌王梵志诗写卷化零为整、编辑散篇断简为专集者，是我国学者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该书成稿于1979年，1983年10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前五卷大体据敦煌原卷“卷次”编排，收入斯坦因、伯希和与俄藏王梵志诗写卷二十九个（Дх.1456号因当时尚未完整公布，仅录诗六首）。张氏曾用竭泽而渔的办法，查阅了伦敦所藏斯坦因劫经全部编号（0001─6980）的胶片，巴黎所藏伯希和劫经的有关照片，及王梵志诗的相关资料〔11〕，因此除少数几个卷子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见外，《校辑》前五卷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的王梵志诗敦煌写卷。张氏还把《诗式》、《云溪友议》、《林间录》、《梁溪漫志》、《焦氏易林》等十九种诗话、笔记、小说、类书、佛藏等典籍中散见的王梵志诗三十四首，一并辑为第六卷。全书共收诗三四八首〔12〕，成为一时辑诗最多、最全的本子。该书系统地从敦煌遗书中爬梳辑集成王梵志诗歌的“全集本”，是中外敦煌学界前所未有的一大创获，实现了几代学者梦寐以求的心愿。
法国汉学家保罗·戴密微，长期整理研究王梵志诗歌。他的《王梵志诗集·附太公家教》（后附校注）与张锡厚《校辑》先后成书，他去世后的1982年在巴黎出版，然收诗数量及文字校订皆不及张锡厚《校辑》。
王梵志诗歌的释注，据笔者所知始于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见《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6期），然只限于P.3211、P.3418两个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台湾学者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分《研究篇》与《校注篇》）出版〔13〕。朱氏校订释注的王梵志诗歌数量虽有增加，但文字校订仍有不少缺陷。
1991年10月，项楚《王梵志诗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编次，前六卷仿戴密微《王梵志诗集》及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卷七收入项氏1988年8月从欧洲友人处新获得的法忍大历六年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残卷（即Дх.1456号）影本中的诗四十四首，又吸收朱凤玉的研究新成果，将Дх.1456号与S.4277号合并。此前朱氏曾证明，这两个残卷原为法忍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的同一个写卷，因断裂为二，才被劫藏两地。因此张锡厚《校辑》判作存疑的S.4277号残卷中的诗，亦被项楚录入王梵志诗正文，从而使该书校录的王梵志诗总数达三九○首之多，成了《王梵志诗集》自流散域外以来的真正的“全辑本”。在王梵志诗写卷的文字考订方面，项氏前此曾发表过一系列论著，诸如《〈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王梵志诗校辑〉匡补》、《王梵志诗校注》等等〔14〕，“其间新见胜义，纷陈叠出，钩沉发微，创获实多，堪称王梵志诗校理方面的空前绝后之作”〔15〕。待此书出，文字考订益加精粹。该书还对王梵志诗歌的语词事典详加训释，功力独到；对三类不同编次写卷的编辑年代的考证，亦颇多新见（此点下文述及）。全书煌煌八十万字，成为目前《王梵志诗集》校订与释注的集大成之作。
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研究探讨
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研究探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㈠始创期，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建国前。对王梵志及其诗歌地研究探讨，应当说，是与对其诗集地爬梳整理同时开始的。然而，若论对王梵志及其诗歌自觉地加以研究开掘，则是从胡适开始的。1927年，胡适的《白话诗人王梵志》一文发表，这是现代学术界率先对王梵志及其诗歌所进行的多方面探讨；1928年胡适又出版了《白话文学史》，该书第二编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话诗”，辟出“白话诗人王梵志”专节，对王梵志及其诗歌加以全面介绍。胡适研究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依据当时仅见的几个标有年代的写卷,及《桂苑丛谈》、《太平广记》等笔记和小说中的有关资料，最先考证出王梵志的生活时代与家世籍贯，指出王梵志是隋末唐初的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第二，胡适最先考证出《王梵志诗集》唐时“共有三卷”，且盛传于民间；另外，费衮《梁溪漫志》卷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等书中还存有佚诗十首，从而使学界第一次对王梵志诗歌有了大体的了解。第三，胡适还第一次从文学史的高度盛赞王梵志是七世纪的“白话大诗人”，其诗“流传很远，遂开白话诗的风气”，盛唐时期的寒山、拾得等都是学习王梵志的，且一直影响到宋代黄庭坚、范成大等一批诗人。胡适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发表，使沉寂了数百年的王梵志���其诗歌，终于又回到唐代诗坛，并开始在文学史上赢得一定的地位。
胡适对王梵志的研究，引起了当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16〕，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三章“初唐的诗歌”等〔17〕，都纷纷将王梵志及其诗的研究成果写入书中。郑振铎称王梵志是“真正的白话诗人”；刘大杰说王梵志“在唐初诗坛中不受时尚，而又对后代大诗人发生过影响，在文学史上是应当给他一点介绍的”。
中国学界对王梵志的研究，也引起了世界敦煌学界的极大兴趣。193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解说》一书出版，首先向日本读者介绍了王梵志和他的诗歌。矢吹氏认为，现有的《王梵志诗集》“就其通俗的白话语言来看”与“乡党学究所作”“亦是同类作品”。矢吹氏的话为后来《王梵志诗集》的作者以及诗歌的通俗性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启示。但是矢吹氏以为：“王梵志或许是王维。”〔18〕这一看法则是不可取的。小沼胜卫编纂的《隋唐盛世》一书，在介绍王梵志诗歌的同时，指出“中唐由元、白倡导兴起来的平易诗风，也并不是突然兴起的”，王梵志便是“其出色的先辈”〔19〕。这一论述，为唐代通俗诗派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㈡发展期，自建国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此期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王梵志研究显得比较冷清，唯杨公冀的《唐民歌二八篇考释后记》，以诗、史互证的方法确凿地考证出“王梵志诗”创作于初唐至开元（713─741）年间〔20〕；此外就是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从唐初租庸调剥削的残酷、不同阶级贫富的悬殊、人民深表不满等方面，对王梵志诗歌作了简略的介绍〔21〕。比较而言，此期国际敦煌学界的王梵志研究却相当活跃，日本学者内田泉之助、入矢义高、神田喜一郎、金冈照光，法国学者戴密微等一批研究王梵志诗歌的学者，围绕王梵志的时代生平、诗歌内容、诗歌艺术与文学史地位及影响等问题，深入研究，争鸣热烈，成就引人注目。如王梵志生活的时代，有的赞成胡适成说；有的则另标新异，或以王梵志是天宝、大历间（742─779）人，或说王梵志乃晚唐人，他们认为“象胡适那样，把王梵志生年提前到大约六○○年左右的隋朝是根本不合适的”〔22〕。甚或，有的学者干脆否定王梵志其人的存在〔23〕。关于王梵志的身份，学者们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以为王梵志是西域“胡僧”或“化俗法师”〔24〕，有的说王梵志是寒山一样的“僧侣诗人”〔25〕等等。
与王梵志研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王梵志诗集》中的作品是否为王梵志一人所作？这个问题，过去一直被学者们所忽略。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在精心研究当时所知为王梵志作品的十多种敦煌写卷后，首先指出：“很有可能，王梵志的名字已经和一种多少照他的方法模仿写出来的新诗联系在一起，人们从这种诗中得到启发，并把这一切都归于王梵志笔下。”也就是说《王梵志诗集》的作者并非一人。戴氏认为，只有“编过号的三卷王梵志诗”，“才配得上他的大名”；而没有编号的一卷王梵志诗，“显然是一本由佛教僧侣编纂的一本有教育意义的简易读物”〔26〕。以后的研究表明，戴氏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关于王梵志其人，此期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对王氏诗歌却大都予以肯定。学者们认为：王诗内容方面呈现出多义性和矛盾性，既有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说教，也有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既描写社会贫富不均、民不聊生，官吏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现实，也抒发做好事不得好报、嘲弄讽刺的牢骚等等，内容十分广泛。而王梵志诗歌艺术上的特点，此期学者们探究得并不多，只是就总体上概括地、粗线条地加以描述。入矢义高认为，“在王梵志诗中占支配地位的通俗性上，他所表现的则全是朴素无华”，“作为文学鉴赏的对象，他的诗是不能以一般唐诗的诗格来约束的”，“王梵志那样的诗，和通念上的唐诗很难相称，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可以同他相比的类似作品是没有的”〔27〕。这番话，指出了王梵志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对比寒山的诗歌说：“他们的作品以说理的教训诗为特点，其中常常使用宗教的语言。一般地说，王梵志重在鄙俗的民众教化，寒山则具有浓厚的禅宗色彩，他们都爱使用当时不见于诗书的生硬俗语。”〔28〕至于王梵志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学者们也有所涉及。内田泉之助指出，王梵志“率先以平易口语诗开一代风气”，他“也许正是口语诗的先驱”，影响直到盛唐的寒山、拾得，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等，“使诗歌口语化倾向得到进一步发展”〔29〕。
㈢繁荣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与上一时期恰恰相反，此期国际敦煌学界王梵志研究显得比较冷清，虽有论著发表，但研究进展并不大，唯日本学者菊地英夫在《唐代敦煌社会的外貌·民众的诗》中谈到：王诗中的很多词语在日本诗人山下忆良《贫穷问答歌》中出现，尽管二者直接抒发感想的描写并不完全相同，但“敦煌古写本同日本古典作品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30〕。菊地氏这段话，为进一步研究王诗在海外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与国际敦煌学界冷清的局面相反，此期国内的王梵志研究如火如荼，异常活跃。参加研讨的不仅有老一辈的著名学者任半塘、金启华等，更有一大批后起之秀；无论在研究的多角度与多层面性，抑或在开掘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成就之卓异，令人惊喜。1980年张锡厚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浅论》、《唐初白话诗人王梵志考略》两文分别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上发表，拉开了此期国内王梵志研究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王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二文充分利用张氏普查全部敦煌写卷所发现的王梵志新材料，大气包举，对以往国际国内敦煌学界在《王梵志诗集》的作者、时代生平、诗歌内容与艺术个性等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一加以梳理，考证论述，力求详赡。例如关于王梵志的时代，张氏认为，王梵志不是晚唐五代人，因为Дх.1456号的题记明明白白写着中唐代宗“大历六年五月”，“沙门法忍”已经在抄写王梵志的诗卷了；王氏也不是天宝、大历间人，因为据P.4978所载王道《祭杨筠文》，“大唐开元二十七年……黎阳……王梵志直下孙王道”祭奠杨筠时，王梵志已经“故”去。所以结论凿凿：王梵志只能是隋末唐初人；籍贯卫州黎阳，而并非西域。
1983年，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问世。此书《前言》与这一时期张氏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多篇相关论文，如《论王梵志诗的口语化倾向》、《唐初通俗诗人王梵志》〔31〕等，对王氏诗歌艺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张氏以为王诗的主要艺术特征，首先在于比较注意刻画唐初社会的各类人物形象，通过捕捉人物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和简练概括的语言，着墨不多而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其次，善于运用含沙射影、讥刺嘲讽的艺术手法，在嬉笑怒骂中揭露人们灵魂深处的黑暗与丑恶的东西。再者，王诗长短不拘，文白夹杂，口语俚词，俗谚方言皆可入诗，既明白如话，又往往出人意料，创造出惊世骇俗、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其不足之处是“形式还不够完善，甚至显得很粗糙”等等。这是当时学界中对王诗艺术特征所作的最为全面、系统和透辟的论述。此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之上编“初唐盛唐文学”部分，张锡厚又以第八章一个整章的篇幅，介绍王梵志及受其影响的通俗诗人的诗歌〔32〕。至此，王梵志在唐代诗坛上，第一次赢得与王、孟、高、岑等著名诗人同等相待的殊荣。
老一辈学者任半塘先生在《王梵志诗校辑·序》中，对王诗的艺术也有非常精辟的概括：“若认真评价王梵志诗，实大奇特，全用五言，而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间气息之浓，言外韵味之厚，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并将其特点精练地概括为“俗”和“辣”：“俗”因王诗语言通俗，口语俚词皆可入诗，形式自由，信口信手随意拈弄，且大大开拓了诗歌题材的社会领域，选取一些挣扎在下层的人物形象，捕捉常见的人情世态，一一加以描述，既明白如话，又蕴含一定哲理，既容易激起人们的情趣，又发人深省；“辣”由诗人重视诗歌惩恶劝善的社会功用，敢于揭露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灵魂中粗俗卑恶的一面，揶揄嘲讽，无情鞭打，逐渐形成了一种泼辣犀利的诗风。
任、张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极具启迪意义，学者们纷纷起而参加王诗的研究探讨，从而掀起了一个国内王梵志研究热，论文著述如雨后春笋，新见胜义若波澜层叠。举其要者，唐长孺的《读王梵志诗偶见》、周启成的《王梵志诗的艺术特征》、项楚的《王梵志的一组佛教哲理诗》等等〔33〕，各抒新见，互有发明。其间港台学者也有不少论著发表，如潘重规的《敦煌王梵志诗新探》〔34〕、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等，也极具价值。
1991年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出版，该书《前言》部分是项氏多年研究王梵志及其诗歌的结晶。项氏在精心遍注王诗的基础上，又广泛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能高屋建瓴，后来居上，在王梵志研究方面颇多创获。如上文提到的《王梵志诗集》的作者，及三种不同编次写卷的编辑年代问题，是历来聚讼纷纭的难题。项氏在广征文献，作深入细致地考证后认为，《王梵志诗集》中的作品，并非王梵志一人所作，《王梵志诗集》也非一时编辑而成。这一看法虽为前人提出，但项氏的分析显得更加剀切稳妥。项氏认为，王梵志全部作品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敦煌写卷中有编号的三卷本《王梵志诗集》（项氏《校注》之一、二、三卷，包括卷五中的写卷）；（二）敦煌写卷中标明为一卷本的《王梵志诗集》（项氏《校注》之卷四）；（三）法忍抄“一百一十首”《王梵志诗集》（项氏《校注》之卷七）；（四）散见于诗话、笔记、小说中的王梵志诗歌（项氏《校注》之卷六）。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主要作于初唐及武则天时代，编成于开元以前，因为其中绝对看不到禅宗南宗思想的影响，而南宗禅的兴盛是在开元以后。法忍本《王梵志诗集》主要部分乃“盛唐时期的产物”，因为“其中有许多作品明显地表现出禅宗南宗的思想”。至于一卷本《王梵志诗集》，乃是在《太公家教》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太公家教》成书于八世纪后半期，所以“一卷本《王梵志诗集》编写于晚唐时期”，当“出于唐代一位民间知识分子之手，而借用了王梵志的大名，以广流传”。法忍本、一卷本的诗，不见于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原因正在其后成。而散见的王梵志诗歌“产生在《诗集》编定之后……是在从盛唐、中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很长时期内陆续产生，并附丽于王梵志名下的”，所以这些诗也不见于三卷本、法忍本、一卷本的《王梵志诗集》。结论：“王梵志诗是若干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称。”项氏的分析切中肯綮，使以往认为《王梵志诗集》乃王梵志一人所作的看法，显得有些过于绝对化了。
王梵志诗虽为若干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称，但对王梵志其人，项氏并不否认，且认为最能代表其“特点和成就的，仍然是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因此项氏所论王梵志诗歌的思想和艺术，也是就三卷本诗集而言的。项氏指出，王梵志虽被说成是佛教诗人，但其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以下崭新的特点：首先，杜甫以前，初唐文人诗歌完全没有触及劳动人民的生活；产生在这一时期的王梵志诗歌，不但第一次集中地、大量地表现了社会下层的生活图景，而且由于王梵志是从社会底层的内部观察人民的生活，并作为人民的一员唱出人民的痛苦，因此它比文人的诗歌更真实、更具体、更深刻。其次，王诗反映的不仅是社会历史的真实，而且是心灵的真实，展示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帮助我们深刻而真实地感受到那个社会、特别是社会下层的心理气氛和思想脉搏；王诗中还反复表现了对生的厌倦和对死的渴望，对人世的鄙弃及对天堂的追求，在这种对世界地荒谬颠倒之中，恰恰折射出那个颠倒世界的某种深刻的真实，表达了初唐时代下层人民枯涩的心境和渺茫的憧憬，这也是王氏那些打着佛教印记的作品所同样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关于王梵志诗歌的艺术，项氏以为质朴明快是其最显著的特点。王诗主要运用白描、叙述和议论的方法去再现生活、评价生活，从而形成了这一艺术特点。这种特点与文人高雅含蓄的诗歌艺术形成极大的反差。但在这种反差之间，构成了一种对比和互补的关系：文人诗歌的长处，突出了王梵志诗歌的短处；而文人诗歌的弱点，又反衬出王梵志诗歌的优长。王诗正好是在文人诗歌最薄弱的环节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其次，王梵志笔下有生活中各类人物形象，组合成那个社会人情事态的缤纷画面，这在文人诗歌中是绝难看到的。当然，王梵志诗歌艺术上“粗糙和稚拙的一面，也是一目了然的”。项氏的著述，无疑是此期敦煌学界王梵志及其诗歌研究的优秀成果。
王梵志及其诗歌整理与研究展望
百年来，王梵志及其诗歌的整理与研究，经过新老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累累硕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被鄂登堡一伙劫走的敦煌卷子，如今百年过去了，却还有大量的写卷尚未整理出来，莫斯科出版的《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册所录敦煌写卷，不及所藏的三分之一。待这批卷子全部整理完毕，公诸于世后，那时才能真正知道现在王梵志诗歌的辑集是否完全。现在，我们只好拭目以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正如项楚在《王梵志诗校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要使研究更趋深入，当务之急还是要正确地掌握和理解基本的材料，包括史实的考订，文字的校勘，内容的诠释，各别诗篇思想之探讨��等，这本身就是一种细致的研究工作。”前此，不少学者在这些方面虽有过出色的贡献，但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如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在王诗的研究方面，“筚路褴褛，功不可没”，但对王诗“所录不完，在佚诗作者考证、文字校录、俗词语诠释方面亦有可议之处”〔35〕；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在原卷文字的校录方面，还有误校和失校之处〔36〕；王梵志生平及其诗歌的研究，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深入。学术事业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相信随着整个敦煌研究和国内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辉煌的唐代诗歌史上，白话诗人王梵志及其诗歌的清晰面目，一定会呈现于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 《古逸丛书》影印旧抄本《日本国现在书目录》。
〔2〕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8页。
〔3〕 《敦煌掇琐》上辑，192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刻本。
〔4〕 《现代评论》第6卷第156期。
〔5〕 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
〔6〕 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
〔7〕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3页。
〔8〕
分别见《新中华杂志》1937年7月第5卷第13号；《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939年12月新1卷第4期。
〔9〕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9页。
〔10〕 张锡厚《苏藏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补正》 ，《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11〕 见其《关于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整理的若干问题》，《文史》第15辑1982年5月出版。
〔12〕 该书附载的“梵志体”禅诗12首，经后来考证亦是王梵志诗。
〔13〕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86年8月上册、1987年11月下册。
〔14〕
分别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敦煌研究》总第4辑，1985年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15〕 张涌泉《〈王梵志诗校注〉献疑》，《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总第23期。
〔16〕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
〔17〕 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
〔18〕
《鸣沙余韵解说》第1部85—2《王梵志诗集并序》，1933年岩波版，徐公持译；引自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附编，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1版。下同。
〔19〕
小沼胜卫编纂《东洋文化史大系》第3卷《隋唐盛世•初唐诗人》，1938年诚文堂新光社版，徐公持译；引同上。
〔20〕
杨公冀《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不过当时学界，尚未考证出这些民歌所在的敦煌写卷亦属于《王梵志诗集》的部分卷子。
〔21〕
如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等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中，唐代文学部分民间歌谣的相关章节。
〔22〕
法国戴密微《汉学论著选读·中国语言和文学》1973年版，王希辉译；引自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附编。
〔23〕
入矢义高《论王梵志》，载《中国文学报》第3、4期，1955、1956年出版，张沅译；引同上。
〔24〕 同〔23〕。
〔25〕
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徐东琴译；引自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附编。
〔26〕 同〔22〕。
〔27〕 同〔23〕。
〔28〕
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徐东琴译；引自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附编。
〔29〕 内田泉之助《中国文学史》，明治书院1959年第3版，徐东琴译；引同上。
〔30〕 菊地英夫《敦煌的社会》，大东出版社1980年版，徐东琴译；引同上。
〔31〕 分别见《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4年1月31日。
〔32〕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第1版。
〔33〕
分别见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文史新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
〔34〕 《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12月出版。
〔35〕 陶 敏 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版第360页。
〔36〕
参张涌泉《〈王梵志诗校注〉献疑》，《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总第23期，及拙作《〈王梵志诗校注〉指瑕》，《文史》2002年第2期总第59期。张氏《献疑》中的意见，项氏《王梵志诗校注》出版时未及采纳改正。
作者简介:
齐文榜,男,1948年生,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通讯地址：河南开封河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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