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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发愤大学梦难圆
参军含有上大学的愿望，从戎八年未遇得深造机会，那么转业地方工作后，面临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各项事业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提高文化素质。当时，大学招生规定：报考高等学校年龄限至二十八岁，转业军人放宽、从优，延长到三十岁。我转业时才二十四周岁，抓紧时间补学几年初、高中课程，认为三十岁进大学稳操胜券。成为大学生那该多好！确实满腔热忱，梦寐以求。
五八年安阳市有两所文化补习学校，一个是大院街路北市直机关干部学校，另一个是西大街路南工业干部学校，我就近报名上了机关干校。每天清早五点半至七点半，到唐子巷小学教室听课。从初中二年级学起，先攻语文、数学两门，以后逐步增加课程。数学老师的名字记不清了，中等个儿，方脸盘，带个深度近视眼镜，课讲的不错。语文老师是吴树林，有点沉默寡言，温文尔雅，他后来调市直党委工作，又当了河南日报社驻安阳记者站主任。他教书功底深厚，授课水平高，除了讲语文课，就布置写作文。吴老师很欣赏我的作文，不时在作文本上写一些鼓励性的批语：“写的不错”、“文词通顺”。其实语文本来就是我的强项，早在解放前读小学时，王治平老师就批注过：“文词圆满”、“层次清晰”，这是常有的事，不是家贫失学早就中学毕业了。这一段紧紧张张前后学了三个月，犹如久旱庄稼逢甘雨，鱼儿得水似的。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河南全党要“反潘杨王”（即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秘书长王庭栋），教育界要“插红旗，拔白旗”，加之全民动员“大办钢铁”，终于导致被迫中断文化学习。
但是，我努力学习文化的决心是下定了的，补习学校上不成，就走自学道路。日日月月，岁岁年年，只要挤出时间坚持下去，我就不信进不了大学，即使大学上不成，完全自修也要达到大学本科水平。问题是学什么？怎么攻进去？全面都学是不可能了。数理化没有老师教啃不动，自己学也枯燥，我也不喜欢它，而文史哲自己有基础，兴趣颇浓，驾轻就熟也容易。于是我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扬长避短，重点攻读文学、史地、哲学及社会科学三大门类。那时候书籍报刊都很便宜，我接二连三购很多书。文学类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外国古典名著丛书》、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志》、《西游记》、《史记选》；史地类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讲义》、《世界史》、《联共党史》；哲学及社会科学类有《论一元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大纲》、《中国社会学大纲》、《马恩文选两卷集》、《列宁文选两卷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大众哲学》、《平凡的真理》等等。报刊订阅有《解放军报》、山东大学《文史哲》、上海的《展望》周刊，北京的《学习》、《新建设》、《中国青年》、《知识就是力量》，共达几十种。尽管我肩负党务和文字工作，参与运动多，事务繁忙，然而学文化，包括政治学习，从不间断。除了正常工作，想尽一切办法挤时间学习，清早学，中午学，晚上学，星期天学，反正学习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小时以外，都是我的学习时间。虽因没能走进大学校门而深感遗憾，但也为能够日积月累吸取比较丰富的知识成果而倍感欣慰。知识给我以力量，知识充实了我的精神境界，知识提高了我的工作水平。知识面的广阔，工作起来简直不知何之为难。这是万两黄金买不到的财富，我得以引以为自豪、欢乐和幸福。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到武汉出差，在长江大桥上遇到北京大学两位学生，他们瞭望大桥东头南侧下面的一座铜像，问我：“那铜像是谁？”我说：“黄克强”。“黄克强是什么人？”“黄克强先生就是黄兴，黄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岳麓山有他的墓，他同孙中山黎元洪一起，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黄克强曾多次组织反清武装起义，武昌举事后，他组织民军在武汉三镇同清军作战，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他又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窃国后，黄任江苏讨袁总司令，1916年去世，树这个铜像就是为了纪念黄克强先生”。他们两个听了说：“你是教授吧，讲得真好!”我说：“不敢、不敢，是位普通干部，随便说说而已”。他们临走又回过头来说：“谢谢你的指点”。1981年8月，我往嵩山旅游，先看中岳庙，再登黄盖峰，同行的有天津南开大学三位学生，我们边登山边谈起轩辕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又谈到道家起源、黄老学说，再引伸到中天之中，中岳山神，三个南开生越听越有趣味，索性搀扶着我边问边讲，临别非常感激的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老将军多保重啊！”原来因我穿了一身军便服，他们把我当作将军啦。1987年我赴兰州处理公务，星期天结伴游览仁寿山途中，结识了兰州大学六名男女学生，先是天南海北，谈古论今，而后漫步边闲谈边吟诗，他们也尊称我为“教授”，争先索句，令人哭笑不得，我只好即兴赋诗一首：“六名大学男女生，争先索句吟诗风，经纶滔滔说今古，后辈可爱寓精英”。他们记在笔记本上，在谈笑中离去。1986年6月，安阳市古都学会召开第一次研讨会，几十位学术界专家名人、教授、研究员齐聚一堂，我就《安阳古都地位及地名来源问题》，没准备稿子，即席发言两个小时。《红楼梦新补》作者张芝先生问：“这个老王原来是干啥哩？”，知道我情况的主持人王世恩说：“他是一个行政干部”。很多人听了惊叹不已。1991年5月，河南省社会科学界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和河南大学校长兼省社科联副主席靳德行同志同住一室，他是五九年河大历史系毕业，从担任中国革命史讲师、教授到走上正校长岗位。我们通过交谈，从文字起源到各种社会形态，整整三个晚上谈得相当投机，在场的另一位副教授却未发一言。分手时德行校长主动送我一张名片说：“相见恨晚啊！我们是好朋友，去开封一定去我家”。可惜他九四年赴德国、俄罗斯考察，在飞机上心脏病突发，于伊尔库茨克逝世。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我到偃师参加全国古都学会十三届年会，八十三岁的名教授史念海老会长说：“王局长，你的论文我看了，你读的古书不少啊!”这篇论文就是《河南安阳市的最早城址及地名来源综析》长达一万四千余字。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陕西师大历史地理所教授、所长朱世光先生说：“不知道局长还是位诗人哩！我喜欢你写的诗”。我当场抄给他两首：《记十三届中国古都年会》，“古都百家力争鸣，史地研讨冀大同，切忌诸说皆称是，贻误后人害无穷”；《偃师之行》“七朝古都确非虚，贵在探索重求实。历史典籍应补正，偃师名城天下知”。回顾以往，从一个小学文化基础学起到能够跟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在一起谈古论今，切磋学问，也似乎应该满足了。不过学无止境啊。鲁迅说的好，“我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在我看来，学习是人生最大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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