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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接连不断的运动
共产党是革命党、战斗党。党的特性要求必须注意自身作风的整顿。要端正党员前进的方向，就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好比人要洗脸、理发、沐浴，打扫清理环境，那是绝对必要的。不如此，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不能赢得千百万群众的信任，从而也就没力量没资格带领人民去战斗。何况，我们的党是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的党，所有党员都应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而不像国民党那样，党员只不过是一张牌子，是追名逐利的敲门砖，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的生命在运动中，党的生命也在运动之中，人不运动要死亡，党不运动就会自我毁灭，反复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人为地创造运动，过多的运动，接连不断搞运动，也不行。运动的目的，对敌对方面来说，是分清敌我问题；对革命队伍内部，则是分清是非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乱整一顿更不行。五、六十年代的毛病正在于此。一年接一年，年年搞运动，让人紧张的喘不过气来，而且打乱仗，令人无所适从。那些年代，我从事党务工作，经常为运动忙的不可开交。六零年正是严重困难时期，连生活都成了问题，可上级却提出要在城市开展新三反运动试点，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对形势的分析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操纵领导权”，“干部蜕化变质”，这种运动就不符合实际，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六二年又提出“反五风”，要求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其实，五风中除了多吃多占以外，其他几股风都是上边逼出来的，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借此打击一大批基层干部是不应该的。六三年五月决定在农村搞小四清（清财务、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七月又决定在城市开展新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先在市二旅社搞了二十天的训练骨干，结果八月八日大水一来，被迫中途停止，集中全力转向生产救灾。六四年又提出搞四清运动，又称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将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锅煮，伤害了干部，贻误了工作，有碍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六五年中央制定了二十三条，提出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本来经过六零年到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好转，中央决定从六三年到六五年再调整三年，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谁知道吃不了几天饱饭，就想折腾一番，形势刚一好转，运动一个接一个，这样生产怎么能搞上去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实事求是的讲，党和干部队伍中的问题是存在的,隔三差五的搞一下整党整风是需要的。以安阳纸厂而论，六四年开春，为了搞好五反，市委派民政局副局长张建义、轻工局副局长韩子建组成工作组，进驻厂内。经过学习文件，自觉革命，群众检举，批评帮助，揭露出一些问题。一位副厂长和采购员勾结贪污；保卫科长将没收的赃物占为己有；保卫干事、人事科长、团总支书记利用职权奸污女工；党委书记不和群众同甘共苦，每天晚上聚集中层干部在办公室喝酒，有严重的多吃多占现象；甚至有的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装病不上班，白天扛着猎枪打兔子，打不着就买兔子送给领导。这些问题不整行吗？群众能服气吗？有的干部整别人干劲很大，一到自己头上就轻描淡写，马虎了事。那位党委书记，有包袱他不放，温水澡他不洗，光讲客观原因，就是不检查自己，原本几句话就完了，结果七个月过不了关，不触及真实思想，群众就不谅解。不搞运动，干部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吗?广大群众能满意吗？工作组原来说问题搞不清不出厂，中途却因上级改变部署随即撤走，又讲：“所有问题待四清时解决”，无异于给群众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就这样，有问题的干部又神气起来了。党委书记讲：“你光认为咱多吃多占那不好办，你给市委反映的什么情况我都知道，不是委曲求全我早不用你了”。我说：“反正我对上级党组织没说假话，你认为自己有问题就改正，没问题就算拉倒”。不料这次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可见干部整自己总是下不了手，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也才能促使干部少犯或不犯错误。不信就看一看面临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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