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性骚扰”案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人们对此渐渐地司空见惯了。但我们因此来庆幸性权利观念的觉醒时，不要忘记“风月之事与日月同在”，古代也曾有过“性骚扰”案件，而且有时候处置起来并不像现如今赔礼道歉、经济补偿那么轻描淡写，甚至会有人因为“性骚扰”而丢了项上人头。这不是在耸人听闻，晚清文人陈炽在他的《庸庵笔记》里就有这样的两个事例。
      第一个事例说的是有位男子在路旁小便，不巧被一位妇女撞见。也许是这位男人思想情调不够高，也许是他觉得撞见的这位妇女活该倒霉，反正他丝毫没有躲避，还指着生殖器给这位妇女看，咧开嘴朝人家傻笑。在那个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社会，这还了得？这位妇女当然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于是就寻死觅活，哭得一塌糊涂，最后偷偷地拿了一根绳子上吊了，闹出了人命官司。这事放在20多年前，充其量能定个流氓罪，顶足判个五六年。这事放在现在，就压根够不成犯罪。这个混帐的男子真是生不逢时，偏偏生在了清朝，刑部二话不说，就给他判了“缓决”，相当于现在的“死刑暂缓执行”。是不是太重了？不重。因为清朝法律规定，凡调戏妇女企图诱奸而未成，致使被调戏妇女羞愤自尽的，要判处死刑。之所以把他给“缓决”，是因为考虑到他没有动手也没有动口实施“性骚扰”。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待到秋审的时候，刑部的一位司员认为此人“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于是提出这位男子应该处决，最后就把这个小流氓送上了西天。
       第二个事例发生在此后不久。一位老师上课期间突然感到内急，就跑到教室外的偏僻处方便，猛一抬头看到远处一座绣楼上一位女子在看风景。也许是出于歉意，老师就对这位女子笑了笑。那位女子感到自己受到了“性骚扰”，就关上窗户。老师方便后就继续到教室里之乎者也地教书去了。不一会儿，他听到外边吵吵嚷嚷，说远处绣楼里的女子上吊自尽了，不由得大惊失色，惊呼道：“老夫今天错矣。”女子的家人对女子的死因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听说了这位老师的非常举动感到有些蹊跷，就向官府告发，结果查出了端倪。案件到了刑部，很多人也都主张对这位老师判个死缓，但还是那位司员“见解独到”，认为这位老师调戏妇女“虽无实事，其心可诛”，结果又把一位无意中实施了“性骚扰”的老师给送上了断头台。
       看了以上两个事例，也许看官中有人会勃然大怒：什么判法？简直是草菅人命！请少安毋躁，先看清楚了那是个什么年代，那是个十分注重犯罪动机的年代。且慢说“性骚扰”，写了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不也脑袋搬家了吗？翻开中国的法制史，自打西汉时期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起，就有一种断案强调犯罪动机的法制思想流传下来。把这种法制思想“翻译”成现代法理，那就是在定罪科刑中特别重视犯罪的主观方面。在这种法制思想的主导下，罪犯只要主观方面动机“恶劣”，不问客观方面如何，一律都要严惩不贷；而罪犯只要主观方面动机“高尚”，不问客观方面如何，一律都要宽大甚至免除处罚。后者的例子很多，最为典型的是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母亲杀死自己的亲子，因为有“孝敬老人”这个“高尚”的动机，非但不认为是犯罪，还会被当作道德典范受到敬仰。当然，这种法制思想现在看来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其混淆了道德和法律，把法律道德化，把道德法律化，也就造就了一个个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的冤案。
        由此看来，那位路边的男子和那位出了教室的教师都因为一泡尿送了性命，实在是万恶的封建法制思想给造的孽呀！从另个角度来看，现如今热衷于搞“性骚扰”的人，也该知道这在古代曾经是砍脑袋的大罪，虽说现如今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毕竟也算不上啥高尚的行为，应该暗自下决心改弦更张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