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县包公庙事件始末

　　１９４８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已转入全面反攻，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濒于崩溃，然而，其地方反动势力，在某些地区还猖狂一时，淇县伪县政府民众自卫总队（即还乡团）制造的包公庙事件就是一例。
    包公庙事件发生于１９４８年６月间。当时淇县大部地区已成为解放区，唯有三区的西岗一带还处于敌我双方拉锯状态。有一次，太行军分区四十九团配合三区区干部到大李庄、石奶奶庙等村活动。晚上，四十九团返回张近村驻扎，三区副书记田文智、四十九团侦察参谋李元初、指挥部侦察员韩富勤带领区干队一行１８人直奔淇县城住宿。当他们路过包公庙村时，恰遇村长赵二喜，赵表现得非常“热情”，挽留再三，要求住下休息。田文智同志原来认识赵二喜，自认为赵比较可靠，加上同志们奔波一天的疲劳，于是就同意住在村西包公庙里。然而，赵二喜阴险狡猾，诡计多端，待田文智等１８位同志进住包公庙以后，立即给民众自卫总队头目杨富写了封告密信，并找到农民冯宪方说：“把这封信给马湾村的会队送去，回来不白你，给你５升麦！”冯宪方连夜赶到马湾村，将信交给会队哨兵。匪首杨富接到情报以后，立即召集几个小头目商量，决定奔袭包公庙。当晚午夜后的三点钟，杨富带着１００多名匪兵，向包公庙出发了。
    在敌人到达之前，住在包公庙里的一个同志，外出去和张近村的四十九团联系，其余１７名同志全部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
    包公庙是一个座北向南的院落，它向东有个角门，紧靠民宅，它的北面和西面是开阔地。匪首杨富命令第一中队长宋袁明带３０多人包围在庙的南门外，命令游击小组组长葛二合在庙的东角门外架起机枪，自己带着二中队及青龙镇的匪兵包围庙的东西两个侧面。当敌人上到房顶以后，庙门门墩上的岗哨才发现了敌情，田文智、李元初、韩富勤看到情况紧急，马上组织全体同志反击，一时间双方战斗激烈。不久，李元初等４名同志当场牺牲，其他１３名同志一直坚持到最后，因手榴弹、子弹打光，不幸被敌人抓捕。
    下午，匪首杨富带着众匪兵捆押着１３名同志回据点——皇甫村，并强迫该村李正山、冯新全、张俊亭、冯新正等４名群众牵来４头牲口，在人群后面拖着李元初等４位同志的尸体。路上，杨富的捷报队长冯治安用手枪将田文智同志的头部砸了个大窟窿，鲜血直流，其他同志也受尽折磨。敌人到皇甫以后，对田文智等１３名同志进行残酷地拷打审问，逼迫交待出姓名、年龄、籍贯和经历。田文智、韩富勤等同志，面对凶恶的敌人，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共产党员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通过反复审讯，敌人一无所获。伪县长岳崇基和匪首杨富气急败坏，下令将田文智、韩富勤二同志杀死，把尸体投入卫河。其余１１名同志，除个别留下当兵外，全部卖给国民党四十军换成子弹。
    包公庙事件的发生，不仅激起了淇县干部民兵对敌人的极大愤恨，同时也引起全县人民，特别是三区人民对田文智的深切怀念。田文智生前是一优秀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密切联系群众，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党和人民爱戴他，敌人仇视他。匪首杨富多次提出抓住他喝甜（田）水，田文智针锋相对地提出抓住杨富吃羊（杨）肉。当包公庙事件发生后，太行军分区四十九团、淇县三区区干队和民兵，带着为田文智等同志复仇的阶级感情，同顽匪杨富展开了拼死的斗争。同年９月１６日，县人民政府在西岗村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包公庙事件中的告密者赵二喜。１９４９年６月，淇县公安局设计活捉了匪首杨富，押至淇县监狱，是年９月，淇县人民政府在城里召开万人大会，宣读杨富的累累罪行，立即将其镇压。为田文智等牺牲的同志报了仇，为广大受害人民伸了冤。
                                                                    （原载１９９１年《史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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