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洒沃野　精神照千秋

    ——王公烈士小传
    悲惨的家事　若难的生活

　　王公，亦王恭，１９１７年生于淇县高村镇二郎庙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父亲王光瑞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一辈子以务农为生。王公兄弟５人，排行老三。大哥王温以农为生，受尽了苦难，二哥王良因生活所迫，到山西阳泉煤矿做工，惨死在矿井下，四弟王俭和五弟王让因生病无钱医治，少年时代先后夭折。
　　王公少时，很喜欢读书，但贫困潦倒的家庭，使他无缘走进校门。富人的孩子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去，王公只能背着箩筐到野地里拾柴火。王公十几岁开始给人家打短工，不挣工钱，混口饭吃。稍大一点，便开始扛长工，帮助父亲养家顾口。１９３５年，王公与宋庄村女青年宋二妞结婚，婚后有一男一女。由于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活愈来愈困难，无奈，父亲王光瑞决计给王公的兄弟们分了家。分家以后，王公拥有２亩土地，但没有一间房子，只好临时住在别人的两间破草房里度日。王公为了养活儿女，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他把仅有的２亩土地改种蔬菜，以卖菜为生，妻子宋二妞给人家纺花织布，挣些零花钱。为了解决全家人少量的吃粮问题，王公不惜出力流汗，经常把自己种的菜挑到山区换红薯，然后把红薯挑到平原换些粮食。然而，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不管王公和妻子怎样累死累活的劳动，也填不饱全家人的肚子，也摆脱不了家庭的贫困。每逢过年，地主家杀猪宰羊吃饺子，王公家里吃不上肉，吃不上饺子。为了哄孩子们，过年时总是煮些红萝卜毂辘给孩子们当饺子吃。王公由于成年累月吃糠咽菜，所以经常发生大便不通，每次大便全靠妻子用簪子通便。王公的女儿因生病无钱医治而早逝。
　　在万恶的旧社会，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苛捐杂税严重，自然灾害连年，地主老财的讹榨，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王公更是如此，他不识字，任人宰割。每逢保长收税，说是什么税就是什么税，说叫拿多少粮就得拿多少粮。有一次，王公辛辛苦苦，卖菜换回二升小米，准备过年，结果也被保长以收税为名抢走了。后来，王公因交不起苛捐杂税，被抓了壮丁，到一家煤矿当苦力，他不仅忍受了别妻离子的痛苦，同时也受尽了工头的折磨，吃不饱，穿不暖，昼夜在潮湿的矿井下干活，挨打受气无所不有。不久，王公身体累垮了，骨瘦如柴，得了痨疾病。工头看到王公奄奄一息，快要死了，才允许同乡给他家捎信，将王公转运回家。王公回家后，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通过多方医治才慢慢恢复了健康。然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王公仍然无法承担，无奈，王公携妻带子离开了贫穷难舍的家，到外地打工讨饭度日去了。王公不幸的遭遇，激起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及黑暗势力的强烈仇恨，他盼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及一切黑暗势力，他盼望家乡早日解放，他盼望幸福生活早日到来。

     参加革命　光荣牺牲

　　１９４７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淇县山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抗战胜利以后，淇县县委、县政府又领导淇县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同时领导淇县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谋幸福。王公耳闻目睹这一切，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二郎庙村。１９４７年，二郎庙村成立民兵组织，王公积极报名当上了民兵，并勇敢参加战斗。当时，淇县的主要敌人是以杨富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土匪顽杂，这伙敌人盘踞在淇县东南的皇甫村一带，经常沿淇河北上，抢粮抢款，杀害共产党的干部、民兵及其家属，气焰十分嚣张。王公为保卫家乡，和县、区人民武装共同打击这伙敌人。有一次，王公带领十几位民兵，在淇河西岸作战，打跑了十倍于我的敌人。由于王公作战勇敢，屡建功勋，人民敬重他，热爱他，而敌人害怕他、痛恨他、追捕他。有一次，１７名敌人突然包围了王公的家，敌人进家后找不到王公，于是就气急败坏的毒打他的妻子，追问王公的下落。其中，有一个坏蛋抓住王公的儿子说：“这是不是王公的小孩，撕他两半！”后来，在众多群众的营救下，才免遭不幸。
　　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６日，王公到淇县卖菜，回家后天已经黑了。王公刚进家门，听说轮到自己站岗放哨了，于是顾不上吃饭，便跑到王树德家的平房上站岗去了。午夜，杨富的反动武装１００余人，兵分两路，从靳庄、古城偷渡淇河，企图消灭古城、石佛寺、二郎庙等村的民兵，趁机进行抢劫粮食。凌晨两点钟，民兵岗哨发现了敌人，鸣枪通知各村民兵，不一会儿，贯子、大王屯、冯庄等村民兵闻讯赶来支援。在茫茫的黑夜里，敌我不分，枪声此起彼伏，战斗非常激烈。王公和二郎庙的十几位民兵东打西拼，与敌人周旋。后来，二郎庙民兵听说敌人包围了正在古城村开会的区干部，于是，立即向北进发，前去支援，帮助区干部脱险。凌晨３点多钟，二郎庙民兵在村北与突围的区干部接上头，共同利用一块坟地同敌人迂回作战。王公为掩护区干部突围，他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挡住了敌人追击的去路，区干部在其他民兵掩护下转移了，王公腿上却负了重伤，血流不止。他面对凶恶的敌人，临危不惧，他爬在一座坟墓旁，利用手中的八音枪和几颗手榴弹与敌人战斗，凌晨四点钟，王公把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甩尽了，被敌人团团围住。敌人追问他区干部的去向，王公闭口不语，宁死不屈，敌人无可奈何，用刺刀将王公活活扎死。
　　第二天，王公壮烈牺牲的消息传遍了全县城乡。县长柳林、区长张泽生带领县区干部立即来到二郎庙村，慰问烈士的家属，安定群众的情结，并决定为王公烈士召开追悼会。
　　２月２０日上午，县委、县政府派太行四十九部队一个营，林县民兵连和本县区干队、民兵数百人，严密封锁淇河两岸，以防敌人袭击，然后在二郎庙村隆重召开王公烈士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的舞台搭在街心，方圆各村群众纷纷前来参加，并送了花圈及葬礼。县政府从河东请来了两班乐队，同时奏起哀乐。柳林县长和县区干部，胸前戴着白花走上舞台。柳县长在致悼词中，表彰了王公烈士为掩护同志英勇牺牲的壮举，表扬了坚持边地斗争的广大民兵、干部和群众。接着张泽生区长讲话，最后，二郎庙、古城民兵队长和群众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向王公烈士学习，把对敌斗争进行到底。
　　送葬开始了，柳县长和县区干部抬着棺木缓缓而行，后边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两班乐队在送葬队伍的前面引路，齐奏哀乐，直至墓地。
　　广大群众看到此情此景，无不为之感动，他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像王公这样为革命而死，死的值得，死得光荣。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和国家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禁锢，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为我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重大的历史功绩，在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划时代的里程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又一块划时代的里程碑。它的历史地位可以和遵义会议相并论。１９３４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此后在实行突围的战略转移中，又犯了退却逃跑主义错误，两次错误使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８万多人锐减到３万人。在这种极其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使党的路线开始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从此，红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顺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块划时代的历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像遵义会议一样，是我党历史上又一块划时代的里程碑。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跨台了，中国处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时期，全国人民盼望解决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盼望改变落后的生产状况，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然而，中国在两年徘徊中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按“两个凡是”办事情，这样下去，中国就会滑到“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老路上去，动乱的悲剧就会重演，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在这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针对当时党内一些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张“两个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全党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把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会议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和国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会议新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国家。从此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因此，十一届三全会像遵义会议一样是党的历史上又一块划时代的里程碑。

     有深远意义的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倡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争取中国的工业化做了许多努力，取到了很大成绩，但是从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开始，在破除迷信，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反复出现，使党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奋斗方向受到严重冲击，直到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本应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从根本上消除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对人民事业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但是两年徘徊中没有做到这些，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到了，它全面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在思想路线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唯物主义的思路路线，坚持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坚持“两个凡是”就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把马克思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命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在政治路线上，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要按照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明确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为最终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进行探索。全会以后，中国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转变；从固守“成规“到全面改革的转变。在组织路线上，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崇拜，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开始了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尝试。全会形成的实质上由邓小平同志起核心作用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识，摆脱困境，打开局面，积极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途径。实践已经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和国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社会主义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形成了建国以来较长时期前所未有的好局面，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

    历史性飞跃的新起点

    在我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反复探索，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找到了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个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兴衰的历史经验，积极探索，开拓进取，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昌盛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次飞跃正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二十一世纪推进。我们可以断言，这次飞跃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从危难中挽救党和国家，就不能正确处理长期以来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新起点。

    平反冤假错案的真正开端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内，虽然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受“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阻碍，这项工作进展很慢，范围有限。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路线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真正开端。首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此后，中共中央又为许多国家和各部门的领导人平了反；其次，为历次政治运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其中为４５万余名国民党起义人员落实了政策；第三，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或诬陷的中央一些部门平反。例如撤销了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等平反；第四，对“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对此期间被错判的反革命案、错杀案进行改判或平反；第五，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前乃至建国以前的冤假错案也进行清理、纠正。中央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受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同志平了反，为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平反昭雪；第六，实事求是地解决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如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使２０００万人结束了受歧视的生活。对反右倾运动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据不完全统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１９８２年结束，有３００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有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这项工作，调整了社会关系，调动了社会积极因素，解放了生产力。可以说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长期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平反冤椴错案工作的真正开端。
    （本文在鹤壁市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２０周年大会上宣读过，并获得一等奖。荣誉证书１本，奖金２００元，书籍７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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