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

 

 

 

在朝歌城南关帝庙前,原来是一条官修驿道。正对驿道,立有一通丈多高的巨碑,上刻“殷朝六七贤君故都”,明代创立,监察御史孙徵兰书丹。

“殷朝六七贤君故都”,即殷末故都之意。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刻上“殷末故都”或“殷纣故都”,而非得冠上令人费解的“六七贤圣君”呢?“六七贤圣君”都是指的谁呢?

这恐怕仍然得从“朝歌”地名说起。

千百年来,殷纣王作为失国的帝王、残暴无道的君主的典型形象,遭人唾骂。因为曾为纣王的都城,“朝歌”这个美丽响亮的名子,被蒙上一层耻辱的污垢。从先秦到唐宋,人们对朝歌说三道四,不无微词。就连朝歌美妙动听的民间音乐,也因与“感通幽冥”、“推广教化”的雅乐周礼相抵捂,被骂为乱世之音,视为不祥之物。《史记乐书》说“纣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时也”,认为一大早就唱歌,时间上很不合适,朝歌的“北鄙之音”,“北”有败北的意思,“鄙”有粗鄙的意思,所以必然“身死国亡”。宋初《太平寰宇记》更是直截了当:“朝歌纣都,其俗歌谣男女淫纵犹有纣之余风存焉”。春秋战国之际,墨子和孔丘的弟子先后路过朝歌,为标榜自己的清高,有的绕道而行,有的捂住眼睛,好象从朝歌走一遭,或者看一眼,就会沾上秽气似的。

曾作为商朝四代帝都和西周卫国近四百年都城的朝歌,就象身遭飞短流长、恶语中伤之害的漂亮女人,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以至许多人不敢在外人面前响亮地称自己是朝歌人。直到近代,一些朝歌籍的诗人、书画家,仍在自己作品后署“古沬人某某,”,而少有人署“朝歌人”。其实,“沬”这个地名,论年代更久,论知名度远不如朝歌。

明代监察御史孙徵兰也是朝歌人,他性格豁达、狂放,文彩卓荦,人称“怪才”。他敢于在通衢大道立一块殷末故都的巨型标志,确实是了不起的举动。但他毕竟很难彻底地“解放”思想,少不了藏藏掖掖,隐名埋姓,拉出个“六七贤圣君”作代名词。

“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六七贤圣君指的是谁?曾见冯树凡先生撰文列出殷契、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等七位商代明君。冯文没有谈他的依据,我想大概源于《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的“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这句话。

但是,冯文所列七位,除武丁外,都是商朝建都朝歌以前的君主。以这些与朝歌无关的君王刻碑作为朝歌的标志,恐怕不是文彩桌荦的孙徵兰的初衷吧。

笔者认为,要搞清“六七贤圣君”真相,我们是不是可以打开思路摆脱孟子那句话的束缚,走出“‘六七贤圣君’必须都是君王”这个误区,大胆地在真理的长河里探索。

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六七”贤圣君是指:武丁、武乙、帝乙、帝辛(纣王)、箕子、微子、比干。

武丁于公元前1250年迁都于沬;武乙于公元前1143年在沬建都,在位20年;帝乙再次以沬为都,并改“沬”为朝歌,在位9年;帝辛继续都朝歌,在位52年;箕子、微子、比干均为商朝宗室,箕子、比干是纣王叔父,微子是纣王的同父异母哥哥,三人被尊为圣贤,并称“三仁”。四位君王加上三位殷室圣贤,此七人难道不正是殷朝故都最有代表资格的风云人物吗?

为什么要用“六七”这样的概数?我想应该出在纣王身上,尽管纣王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和长江流域,对古代中国的统一有很大功劳;尽管孙徵兰在世时许仲琳把纣王骂得一无是处的《封神演义》还影响甚小;尽管孙徵兰性情耿介,不盲目苟同世俗;但千百年间人们对纣王偏见太深了,孙徵兰排列“贤圣君”时也难免稍有犹豫,来了个“姑妄言之”:算上纣王则为七、不算纣王则为六。

在我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神秘莫测的悬案引人探索,许多千古之謎留待揭开。在没有寻得圆满的世人公认的答案前,依据灿烂的文化遗产中的部分史料,来一些假设和推论,我想是有益的。因此,诸位学士前贤见到我对“六七贤圣君”碑的推论,不致过于责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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