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文艺舞台。当时我在学校业余剧团任舞台美术组组长。学校派我们到辉县豫剧团观摩一次，学习舞美技术，准备两场大型晚会。一场是《黄河大合唱》和《海上渔歌》等节目组成的歌舞晚会，一场是话剧《五号蓝图》和豫剧演唱会。回校后就忙碌起来，绘制布景，设计道具，动了不少脑子。草丛房舍树木全是我画的，把纸盒挖成月亮或小洞装进灯泡挂在天幕后拟作月亮和星光，用电弧当闪电，挥舞竹片当风声，抖动铁板当雷声，转动遮板模拟翻腾的海浪，摔炮当枪声……(现在早不用此笨办法了，舞台灯光电脑控制，音晌效果是播放音频录音文件)。演出在农校大礼堂进行，非常轰动，得到师生好评。然而，文艺舞台的表演是短暂的，开幕总有谢幕时。

    其二是农业技术舞台。1957年夏季，学校组织同学们到安阳白壁棉场(即现在的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西场)实习，长了不少见识。学会怎么在土中抓住地老虎，怎么根据棉铃虫卵的颜色判断孵化日期，怎样在玉米叶背面找到玉米螟虫卵，怎样根据花蕾大小算出开花吐絮日期，怎么配毒饵，怎么打农药，叶龄与追肥的关系，棉花品种间杂交….等。当时用的农药是666、DDT之类，现在早已不用了，但积累经验却影响一生。农业技术舞台是我的归宿，从1958年毕业一直到1998年退休，我一直活跃在这个舞台上，整整四十个春秋。

    其三是政治舞台。这一年，学校中进行了整风反右，这是我一生中参加的第一次政治运动。上级多次动员大家向党委提意见，“知勿不言，言勿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帮助整风，但大鸣大放成了“引蛇出洞”，风向一改就秋后算账，一个学校竟抓了40多位教师为 “右派分子”。包括：模范班主任数学教师李遇顺，口若悬河的政治教师陈章博，棉作学教师张学礼，在全国链球比赛中获奖的体育教师方佐定，教育科长王铎善，还有魏光裕老师等，给党委某人提意见言词激烈一点也成了“反党”。在后来的交心运动中，又把栽培教师朱明哲和植保教师雷体文等人补成了“右派分子”。在学生中还抓了30多个，有一学生说吃不饱，被扣上“反对统购统销”帽子。作十二班葛礼泉同学说他们生产队里草比棉花还高，被扣上“反对合作化”帽子，勒令劳动改造三年多。(1978年全部平反了，他们被当作专政对象委屈二十多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旧事重提，折射出依法治国之重要，说明以言获罪之不该，历史将证明堵塞言路有很大危害)。政治舞台险象环生，小河沟里也会翻船，大家谨言慎行起来，总结的经验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不靠前，不靠后，站在中间不挨斗”。庆幸的是我班没有同学定为“右派”，只有一位同学定为“中右”，延迟毕业分配工作。

    这一年，我眼睛近视日甚，赴新乡检查后配上400度眼镜。说来也怪，戴眼镜前近视度数发展很快，戴后五十年了，至今没有发展，老年后还降了10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