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个书香意识极浓的国度，“俯视四顾，无非书也，”“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历来是文人学士之至乐。朝歌民间藏书历史悠久，《朝歌乡志》记载：“本镇民风以耕读传家为高尚，有‘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对联，缙绅收藏书籍视以为荣，经史子集唯恐不能丰富”，民国年间，朝歌藏书较多者有于寰宙（阁南人）、孙士秀（东街人）、刘孟明、王士荣（南门里人）等四大家。除经史子集等封建经典著作外，民间流传较早的有侠义小说《七侠五义》、言情小说《金瓶梅》《绿牡丹》、淫秽小说《九尾龟》，传奇小说《今古奇观》，以及《居家杂志》《左宗棠家书》《曾国藩家书》等。民初县劝学所（现东街卫生局处）存有二十四史全套，木刻草本，装了满满几个书架。南门里王士荣（字耀光）曾收藏《知不足斋》丛书一套百册，西街王永昌曾存有《古文释解》八卷。
进步书刊从二十年代便流入朝歌，有谭嗣同的《人学》，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陈独秀的《独秀文存》，胡适之的《适之文存》，鲁迅的《呐喊》《彷徨》，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郭沬若的《屠场》《石灰王》等。
较早传入的革命书刊，有李汉儒1946年所得《延安一日》（作者赵超构），1947年传入《新大众》书刊，张如新编写的《论毛泽东》。老干部郭永安现仍保存有1948年华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然而，清末民初直至七十年代，由于战乱兵燹，政治动荡，民间藏书很难形成规模。藏书成为风气，具有适当规模，当属近十多年的事。现在，朝歌藏书最多者，号称“藏书三大家”的是李君、于德伦、燕昭安，藏书均在数千册，以李为最，于稍次之，笔者远逊二君，勉强挤入“三家”。
藏书爱好者藏书是一种乐趣，一种嗜好，面对书橱，抽出一本书那怕是读一页序跋，或者索性什么也不读，信手而随意地摸一摸，翻一翻，也会感到舒服，就会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所有烦恼，忧愁都会抛到九霄云外。藏书者对书，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就象守财奴对钱，皇帝老子对江山美人。晚唐诗人皮日休认为“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华，秀于百卉”。当代作家冯亦代闻书籍味，“如同嗅着一捧花。”姜德明这样写访书之乐：“我捧在手里犹如完成了一段长跑，又象一个在野外从事挖掘工作的考古者，突然发现了不曾见过的宝物，当时的心情实在难以描述，真想失态地欢呼一声”。朝歌藏书人中不乏这样的书迷书痴。
民国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军侵占朝歌。南门里绅士王士廉（字雨尘）携家人南逃避难时，对行将遭受兵燹的家产无暇顾及，惟对上千册藏书感到痛惜，弄了几条大缸，把书藏好，埋入地下。
目前朝歌藏书第一家李君，家中没有什么象样家俱，但书房布置得舒适豪华，一组特制大书橱排满北东两墙，数千册书分门别类，书背贴着分类题签。其夫人常嗔怪“书是他的宝贝蛋，离了书就丢了魂儿”。他那间书房，除二三挚友，其他人包括妻子女儿均不得随便入内。他在生活道路上曾遭受较大挫折，精神沮丧，便一连数月蜗居书屋，埋头书堆。他性情耿直，动辄激动，至今常含泪告人：“是书伴我渡过难关，是书救了我的命”。遂请朋友奏刀篆刻藏书章一枚，上刻“命根子”三字。
文化馆长于德伦，集书成癖，掏书（藏书人称到书店购书为掏书）、访书（到友人处看书借书）、为书奔波，不惜精力，不吝钱财。他藏书讲究，装祯版本，纸质封面，无所不取其精。他请人将十二生肖刻印，每添新书，盖上该年生肖图章。他曾立鸿志：儿子将来若学理科，吾生身后，将藏书捐于图书馆。
集书集得最为艰难的，当数西岗王长安君。其为小学教师，薪俸微薄，家境贫寒，偏偏又染上藏书这耗财之癖。于是抽空拾取废纸，收集破烂，攒够一车，趁中午休息，拉板车十华里到县城卖掉，换钱买几本书，赶回去不误下午上课。为买《六十种曲》，他啃着干粮，从县到市，从市到省，耗去好几个星期天，终于在省书店仓库掏得一套。
集书集出名堂的，有张国庆。他由爱书、藏书、到经销图书。后来干脆辞掉工作，创办一个“时代书刊社”，提出“为好书找读者，为读者找好书”宗旨，在《中国青年报》《文学报》等全国性报刊登载广告，向全国文学爱好者办理邮购。由于爱书懂书，了解藏书人心理，所以买卖颇为红火，甚至把生意做到中南海红墙以内，文汇报社大院之中。
笔者愚钝，集书集不出什么名堂。虽然爱书如宝，终因囊中羞涩，新藏书籍崇陋尚简，有小字的不买大字的，有简装不买精装。但自己设计的四只大书橱，式样古朴，容量较大，庄重而实用，颇受本城藏书迷赞赏。笔者少时暗自有一愿望：不敢学富五车、车通二酉，但愿书橱中能有自己著的书。几年苦行，终于有三本不薄的书印行，另有二三十本收有笔者文章的书刊，我将书橱专辟一格来放这些自己的书。近期，我为其撰稿十万字的《豫剧大辞典》和个人专集《淇园随笔》也即将出版，可望再为书橱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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