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6日，中美上海公报谈判之后，乔冠华送基辛格博士前往首都机场。此时他心中藏着一个秘密：联合国大会刚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当局的决议。
尽管周总理为了照顾客人的心情，叮嘱乔冠华先不要告诉基辛格，但乔冠华还是忍不住和基辛格开了个玩笑，问他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进联合国？基辛格说最快也要到明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乔冠华闻听哈哈大笑。基辛格上了专机看了电报，才明白乔冠华的笑大有深意，他双手捧头，懊恼了很长时间。
重提这件发生在40年前的旧事，是因为“中国软实力”目前成了热门的国际话题。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够比重返联合国更能证明当时中国的“软实力”了。不仅当时的美国最高外交当局深感意外，连中国自己也感到意外。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非洲的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靠的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道德感召力。
“软实力”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约瑟夫﹒奈教授最先提出的。他认为，一国的综合实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历史经验证明，凡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纵横捭阖的国家，历来都是两种势力兼具的国家。
“软实力”通常表现为一国在国内外的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目前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是：只要经济上去，“软实力”就可以自动提高。可事实并非如此。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苏联的军事力量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经济实力也强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然而对内无法充分唤起民众的认同，对外连“华约”盟友也离心离德，最后的结局是国家解体。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无论生存、发展还是崛起，都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持。一旦“软实力”被严重削弱，无论她还有多少“硬实力”，都无法逃避衰败的命运。
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在“硬实力”方面，远远比不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却拥有了甚至使它们相形见绌的“软实力”。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之后，不管对内还是对外，都坚持贯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理念。
对内，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向国民提供了免费及低廉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大幅度降低了文盲率，使人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66岁，消灭了吸毒、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并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廉洁，赢得了国民真心实惠的拥戴。
对外，一贯主持正义，从不拿原则做交易，在提供援助时，不谋取狭隘的民族私利，正如当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言：“历史上西方人在非洲建铁路，都是为了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则完全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
这样的内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内外都是“得道多助”，具有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人们强烈地希望中国能够重振自己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贬低甚至妖魔化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
我想问，如果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我们还能靠什么来支撑中国的“软实力”呢？靠中餐、功夫、章子怡，肯定是不够的，没有谁会因为爱吃烤鸭就在联合国投你一票。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古典文明虽然不乏亮点，但晚清以来的历史证明，古典文明对内无法唤起民众，对外无法抵御外侮，虽然其精华可以成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软实力”的核心，只能是社会主义。
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是一种普世价值。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劳工运动的压力下，其国内政策也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其普遍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念则是相同的，那就是要保护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才能在国际社会中独具魅力，具有无可比拟的“软实力”，这应该是我们时代的伟大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