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不是个传说
我、大姐和堂姐一起听广播剧《穆斯林的葬礼》。堂姐说：“这是爱情故事，你小孩能听懂吗？”我不服气地说：“能啊。”堂姐说：“那你说什么是爱情？”我说：“爱情就是恋爱。”堂姐笑了，又说：“那什么是恋爱？”我不假思索地说：“恋爱就是爱情。”大姐和堂姐咯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很开心。
堂姐的爸爸和弟弟都是居民户口，家里只有她跟大娘两个人的地，农活少。堂姐便像大家闺秀一样经常呆在家里，很少下地干活。大姐就不一样了，我们家人多地多，她又是长女，小学没毕业就辍了学，然后个子刷刷刷长得跟母亲一样高，很快成了家里的棒劳力，成了父母的得力助手。大姐跟母亲出去，总会有不了解的人说：“这是你妹子吧。”母亲便呵呵笑着说：“俺闺女。”
中午放学回家，走进院子便听见面条车叽叽咕咕响。我暗地里猜，是大姐在碾面条还是娘在碾面条？如果看到的是娘，心里便暖融融的，没什么念想了。如果看到的是大姐，便撅起嘴巴赌气。其实，无论是娘提前从地里回来做饭还是大姐提前回来做饭，我吃到的饭都不会有什么两样。我想让娘提前回来，只不过出于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过度依恋罢了。但是小孩子认得真，记得大姐问我：“咱娘做的饭好吃，还是我做的好吃？”我一脸鄙夷地说：“当然是娘做的好吃了！”大姐无奈地嘻嘻笑着。有一次，我回到家饭已经做好了，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饭。大姐说：“今天的饭好吃不？”我说：“好吃。”大姐说：“你猜谁做的？”我说：“咱娘做的。”大姐得意地说：“不对，是我做的！”我万分后悔，不该不搞清情况就下结论。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玉米掰完了，我们一家在地里收拾玉米秆，就是用头把玉米秆根部的土坷垃夯掉，再把玉米秆翻个身，让太阳尽快晒干好运回家。这活儿比较轻松，姐姐们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我呢，凭着天生的年龄优势，可免于劳动，只需在玉米秆上打打滚、捉捉蟋蟀就行了。
我们家的这块地在马路边，一边干活，还能一边看风景。这时，一辆飞驰的马车闯入我们的视野。只见一个年轻的男孩，站在高高的马车上，一手拽着缰绳，一首挥舞着鞭子，嘴里还驾驾地吆喝着，神气十足。大姐抬头看了一眼，不经意地说：“谁家的男孩啊，长得怪好看呢。”男孩留着长头发，随着车的颠簸风的吹拂，头发帅气地飘洒。
马车在我们村校长家的地边停下来，男孩拿起铁锹开始卸粪。然后又跳上马车，以更快的速度驾驾地回村了。没想到，这是一个美丽的邂逅，对于大姐来说。
后来，村长到我们家提亲了，那个驾着马车风驰电掣的男孩是他内侄子。“让他们先相看一下吧。”校长和父母商定。
一个午后，经母亲一再催促，大姐默默地系上绿方巾，出了门，又出了胡同，来到村里大苇坑旁边，倚着一棵大槐树站定。大姐脸色阴阴的，很严肃，像是不高兴的样子。很快，苇坑对面的街道上走过去几个陌生人——这就算相看过了。双方没有意见，这门亲事便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什么小见面、大见面之类的。
从此，驾马车的男孩不仅要给他姑父家拉粪，还要把我们家的粪都给拉了，谁让他是我大姐对象呢！
按当地习俗，男方要在腊月底到女方家送年礼。大年二十八那天，母亲煮好了肉，让我们几个趁热吃骨头。正吃着，听到院子里有自行车的声音。母亲说：“客来了。”大姐赶紧吐掉嘴里的一大块肉，抓起毛巾擦嘴。果然是姐夫送年礼来了。母亲让我叫哥，记得我问为什么不能叫姐夫要叫哥，她们都说我傻瓜。
我喜欢这个姐夫，只要他来我们家，就会买一些香蕉、橘子、烧鸡之类的，这在以前是我吃所未吃的。
大姐开始赶时髦。她买了一双高跟鞋，母亲和邻家大娘左看右看不顺眼，母亲生气地说：“穿这鞋，走路屁股一扭一扭的，好看？”我跟着母亲说：“就是。”大姐买了雪花膏，母亲和邻家大娘又是左看右看不顺眼，母亲生气地说：“脸抹得像白脸奸臣，好看？”我撇着嘴，说：“就是。”只要母亲批评大姐，我就会随声附和地帮腔，母亲的道理就是我的道理，我和母亲一样是乡村忠实的“卫道士”。一次在街上，我指着一位穿高跟鞋、抹雪花膏、还烫着头发的大姐的伙伴，用大娘婶子们的口气，对我的伙伴忿忿地说：“这一茬妮儿啊，猴得不轻，低廉死了。”谁知被那姐姐听见了，转过头冲我哈哈大笑。这是我平生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在背后说人家坏话，竟然被人家听见了，真是尴尬得心慌。于心不忍，等那姐姐走远，又改口说：“不过，她还比较老实啊。”我的伙伴说：“哼，她不猴才怪呢。”
有一次，大姐对象家捎口信来，请大姐去他们家住两天，或者是帮他们干什么活，我记不清了。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母亲说：“你大姐该回来了。”我跑到街上，朝南一望，果真就看见大姐来了，姐夫送她来的。他们站在村南边的高岗上，大姐推着车，站在马路一边。姐夫把车支在马路另一边。姐夫一会走到大姐身旁，一会走到另一边朝马路下的深沟眺望。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飞快地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母亲。然后又跑到街上远远地看着大姐和他的准白马王子。我觉得真是好笑，姐夫送大姐吧，都快送到家了。快送到家了，他们两个还一直站在马路上说话。真是好笑。我又一次跑回家对母亲说：“大姐还在南岗上呢，哥也没走。”那天下午，我怀着几分不解几分嘲弄的心情，用极其漫长的时间等待大姐走下高岗回家……
姐夫要到外地打工去了，去修水箱。大姐到车站送他，回来时提着一个塑料袋，记不清里面装什么东西了，毛巾？香皂？记不清了，反正是姐夫给买的。堂姐问：“他哼什么歌了吗？是不是唱‘也许我告别’？”大姐说：“他好像哼的是《小草》。”
大姐喜欢唱歌，经常跟着收音机学唱。记得一个晚上，我们躺在被窝里，叽叽喳喳地说大姐有音乐天赋，可惜没有上学，那遗憾劲仿佛大姐一上学就能成为歌唱家似的。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
“莫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大姐的歌声在点着油灯的小院里飘荡，这些歌曲的旋律通过她的声音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表姐到我们家小住。晚上躺在被窝里闲谈，大概是讲她跟丈夫谈对象时候的事。表姐说那男的：“你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大姐咯咯笑着说：“呀，这么巧的话，你咋就说出来了，是听别人说的吧？”表姐说：“自己想出来的吧。”大姐啧啧赞叹表姐真是巧嘴。第二天，表姐说：“昨晚睡觉还怪热闹啊，一个接着一个说梦话。”我们问：“说什么梦话了？”表姐指着我说：“娘——我的胳膊酸死了！”家人大笑不已。因为白天母亲忙着干活，会让我抱弟弟，抱得我胳膊酸了就会满腹牢骚。大姐问：“我说什么梦话了？”表姐嗯嗯了两声没说什么。后来表姐走了，我对大姐说：“我知道你那天说什么梦话来。”大姐说：“啥？”我说：“军，我想你。”大姐说：“真的？丢死人了呀。“我强忍着笑说：“真的。”后来，我们家便常会收到来自四川攀枝花或者成都的信件。姐夫的信我见过，只记得开头是：“亲爱的珍。”具体内容我不知道是自己没兴趣看还是全忘掉了。
过了两年，校长到我们家说让大姐结婚的事，父母都不同意。我们家有实际困难，大姐是主要劳力。校长说，出嫁了也不耽误帮衬家里干活。经不住媒人三番五次地说，父母同意了。
大姐要出嫁了。那大概是一个冬天吧，星期六。二姐在外面打工，三姐在乡中上初三，补课没回来。去送大姐的都是本家的叔伯大娘兄弟等。大姐很高兴的样子，她对我说：“你也去吧。”我一本正经地说：“不去，我还上学呢。”我也已经在乡中上初一了。其实不是我不想去，是家里没有安排我去，好像女孩子一般是不能送嫁妆的。下午我骑车回到学校，对三姐说：“大姐出嫁了。”三姐吃惊地说：“真的？不可能吧。”我说：“真的，出嫁了，今天。”
大姐出嫁了，她是幸福的，嫁给了她喜欢的人。我喜欢大姐，也喜欢姐夫，他们都很年轻，都很善良，很般配。
后来，大姐、姐夫到我们家小住。姐夫在门口与村里一位年轻媳妇聊天。大姐问我：“他们在说什么？”我说：“军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真的，这次我没撒谎，姐夫的确笑着说：“没听人家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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