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在上小学。那时候，生产队育红薯苗的庄严、神圣，在我心里一点儿都不亚于现如今的天宫一号发射。其实，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突发奇想，生产队的每一位社员都是这么想的。
现在，红薯成了人们的健康保健食品，据说有多种奇妙的食疗功效，甚至被人誉为抗癌食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尽管红薯被绝大多数生产队社员所厌恶，吃得很多人胃里泛酸、肚子发胀，做梦都想与红薯拜拜、吃到大米白面，但红薯却是一种可以填饱肚子、继续活命的宝贝。如果靠菲薄的一点儿小麦、玉米过日子，不知多少人由于饥饿早已不在人世了。所以，红薯这种让我们既爱又恨的抗旱高产作物，在那个时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清明刚过，生产队就张罗着育红薯苗了。红薯种自然是上年秋季收获时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个个儿大，体型丰满，皮肤细腻，样儿好看，简直就是选美选出来的佼佼者。这些肩负着传宗接代重任的种薯，一冬都在生产队专设的红薯窖里美美地睡大觉，红薯窖的钥匙被生产队长牢牢地把持着，即使饿得两腿发软谁也休想打这些种薯的歪主意。
养在深闺中的种薯终于见到了天日。在被种入苗床之前，她们还需要沐浴一番。沐浴的液体里放入了防病的农药，按生产队长敲着钟喊叫的说法，这些农药是剧毒的，人吃了立马会一命归西，现在想来他的这种说法是在吓唬那些由于饥饿而打种薯主意的人，毕竟初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社员已经揭不开锅了。但在被毒死还是被饿死的选择上，人们还是不愿意选择毒死的，因为那样死去很显然是偷生产队的种薯吃造成的，不仅轻于鸿毛，还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责骂。
种薯洗过澡，就被整齐地摆放到苗床上，上面还要盖上精心筛过的细土，再往上边就是一层塑料薄膜。苗床的下边是一个炉膛，里边可以通过烧柴火为苗床加温。为了控制温度，苗床里还在不同方位插上温度计，防止温度过高或者过低。
伺弄红薯苗床的工作是一项技术活儿。虽说不太累，但需要定时为苗床加温，还需要不时检查苗床的温度，不然的话一旦红薯苗育得不顺当，生产队的红薯便难以如期栽下，全生产队的社员都要饿肚子了。于是乎，这项颇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就交给我父亲。我父亲上过高小，在村里会石匠、瓦匠、铁匠，还喜欢看中医书籍，是位百事通级别的“专家”。我父亲确实不负众望，年年把红薯苗育得油黑茁壮。
在我父亲伺弄红薯苗床的那些日子里，也是我最为惬意的时光。放了学，我可以到红薯苗床处趁着加温的时候向火，有时候还可以吃到父亲在炉膛里顺便烧好了的一只红薯甚至一个馒头，焦黄焦黄的表皮儿，再加上扑鼻而来的香味，现在想来还是世界上顶级的美味儿。
前些日子我回老家，颓废的山村已经人烟稀疏，找寻生产队的红薯苗床，早已被雨水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毫无育苗重地的气息了。我站在一旁踌躇良久，愈发怀念那逝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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