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知青终于来了，倾村人出动到村口迎接，像《朝阳沟》中栓宝妈盼银环一样，还敲锣打鼓，小学生举着自制的红花，喊着口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知识青年，下乡劳动！把这帮小青年儿感动得热泪盈眶。
知青被分配到六个生产小队，队里早为他们盖了新房，还起了小灶，安排了专职炊事员，生怕他们吃不惯乡下的粗茶淡饭。
因有了先前的宣传动员，这帮知青的积极性高涨，决心在农村滚一身泥巴，流一身汗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个广阔天地干上一百年。不少人递了决心书，个别知青为了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张贴在驻地的学习园地。他们确实也能吃苦，劳动中不少人脚上打了泡，手上磨出了血，却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尽管粗糙的黄面窝头难以下咽，他们一顿也能吃上五六个，还掌握了许多农活儿技巧。
知青的到来给这个封闭的小山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的穿着打扮很洋气，男青年一色的海魂衫，配以米黄色休闲裤，皮凉鞋，女青年则是长长短短的花裙儿，把农村青年的土布粗衣比的自惭形秽。其中一个男青年叫智慧，来自北京，爷爷是师级干部，父亲是一所著名部队医院的军医，但他从不摆架子，不享受任何特权。他有一架崭新的手风琴，每当傍晚收工后，他总要弹上几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红莓花儿开》。村民不懂他弹得曲子，只觉得好听，很多人就去围观，他就会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那时候极罕见的奶糖招待孩子们，人们更愿意去听，孩子们多半是混一块糖吃。他还会抖空竹，用一根绳子把空竹抛得老高，哨哨响，然后再稳稳接住。女青年更手巧，她们会织毛衣，几枚钢针在手，上针、下针、平针、元宝针，要不了两个礼拜，一件红毛衣就织成了，上面还有许多花纹，穿在身上很诱人。农村姑娘就去向她们请教，女知青就手把手教，农村姑娘手笨，学不会，女知青就说，先学打平针，慢慢来，熟能生巧。女知青在劳动中碰到难题，农村姑娘反过来又去帮助她们，一来二去，她们亲热得很，不少人结成了姊妹。
一阵新鲜过后，是枯燥乏味的漫长岁月，乡下没有电影院，没有百货商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稀少。男知青不安分了，那些捣蛋鬼们渐渐暴露出本性来，一是爱打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儿，一句话不对茬儿就干上了，一打就是群架，不少人还会点功夫，打起架来自然是玩儿命，还动刀子，弄得头破血流。有外敌时，同仇敌忾，无外患时，窝里啃，队长没少去拉架。二是偷鸡摸狗，他们的手段比乡下人高明的多。晚上，他们到农户鸡窝里逮鸡时，先握住鸡脖，使其不能叫喊，然后到背地撕掉整只鸡皮，把鸡皮和内脏装入塑料袋中，坠上石头沉到水塘底，或深埋地下，再找地方炖鸡吃，真可谓杀鸡不见血的“刽子手”。后来还发展到偷吃狗和生产队里的绵羊，一晚上一只羊，赛过草原的藏獒。当然这是个别人，大多数还是好的。
谈恋爱也是知青的重头戏。因精神生活贫乏，再加上他们也到了恋爱季节，男女青年之间在劳动中产生了感情，就互相倾吐爱慕之情，结束了一天的劳动，趁着夜幕的掩护，成双成对地出现在大树下、地埂边，谈归谈，真正谈成的少。村里的男女青年倒也学会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知青与村里的青年之间产生了爱情。因知青后期的生活清苦，不少人都和农户间建立了情谊，年长的村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每当家里改善生活或有了啥好吃的，总爱把他们喜欢的知青叫到家里，格外招待一番，天长日久关系就不一般了，若谁家正好有与知青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不觉中就擦出了火花。知青就发誓要在农村落户，扎根一辈子。其中不乏生活幸福圆满的，但婚姻不牢固者居多。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层次注定他们不会长久，特别是知青返城政策颁布之后，一夜之间，许多家庭破裂，两人分道扬镳。一个女知青叫婉君，跟村里一个叫四郎的男青年结了婚，并生了一个男孩儿，本来俩人说好的在农村安家，厮守一辈子，后来政策下来了，婉君返城，安排了工作，把四郎也带走了。短时间还好说，时间久了就发生了变化，四郎没工作，家里也没房子住，生活拮据，婉君就嫌弃他。小两口开始闹别扭，四郎不愿受窝囊气，就回乡下了。两地分居久了，俩人的感情更加淡薄。四郎得了癌症，婉君不来看他，也不许儿子来，四郎病死了，乡亲们捎话儿要婉君回来，最后看四郎一眼，毕竟夫妻一场，他们曾是村里的骄傲，是知青的样板儿。婉君仍不回来。乡亲们说婉君的心肠真硬，到底不是一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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