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脑海里最早的朝歌城，是从爷爷的故事里走出来的。那时候小山村里还没办电，谁家有部收音机都令人眼馋，电视机更是没有影儿的事儿。一到天黑，我点着煤油灯做完作业，就缠着爷爷讲故事。
爷爷讲得最多的故事，当然要数关于朝歌城的了，朝歌城里的故事又大都以殷纣王、苏妲己为主角儿。听了这些故事，我感到朝歌城作为古都的时候肯定很繁华，而殷纣王、苏妲己干尽了坏事，最终丢了江山自然而然是死有余辜的。
1980年，我13岁，到县城考重点初中，与朝歌城有了第一次亲密的接触。那个时候，城内外还有很多古城墙，一排一排地，像是昔日繁盛的朝歌城留下的最后一点儿风韵。县委大楼前是一条很窄的街道，街道的另一边就是一处池塘，芦苇稀疏地长了几丛，鹅鸭操着各自的语言在嘈杂着，悠然自得地踱着方步四处觅食，见到路人和车辆也毫无惧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试图去书海里寻觅朝歌城的陈迹。最为详尽的记载大抵是司马迁的《史记》了。西汉时候的司马迁离殷纣王时期是比我们近了好多，但也毕竟过去了近千年。一位历史学家兼文学家，即使写出的东西确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难以完完全全地复述殷纣王时期朝歌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一个人对昨日刚刚发生的事情都难以做到说得原原本本，遑论千年之前的往事了？所以，我固执地认为，司马迁所言的那些，与我爷爷故事里所说的相去不远，仅仅能够让我们增加一点儿茶余饭后的谈资，至于朝歌城到底是个啥模样，只有天知道。
天才知道的朝歌城，有好事者非要论出个丁丁卯卯来。依我看，也无非是去故纸堆里寻章摘句，拿一些持论者都含含糊糊的话来当佐证，以便坐实自己的观点。还有的不相信文字而相信文物，把古人埋在坟墓里的破玩意儿拿出来还原历史，更令人感到愚蠢可笑。事实上，有比历史记载、文物考据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淇县的山山水水。
有人说，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我感觉这话说得在理儿。淇县城乡林林总总与殷纣王、朝歌城相关的地名，就是这里三千多年前是座都城的有力证据。就连一向以生活在古都而自命不凡的安阳人，也承认殷纣王做的好多事情发生在淇县。当然，人家也可以以淇县过去属于安阳地区管辖为理由，把朝歌也纳入安阳的“共荣圈”里，依旧认为殷商的都城须臾也未曾离开过安阳。
现代的交通确乎发达，有个几十百八里路程算不得什么，但在殷纣王那会儿，这么远的距离完全可以走出一个不算小的诸侯国了。所以，别管淇县属于安阳地区有多久，淇县城与安阳城确实在殷纣王那会儿不是一码事儿。人家殷商王朝把都城挪了上百里，硬说人家没有出“二环”，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毛主席在诗中说：“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正如关于朝歌不是古都的种种说法，也正在欺骗着过客们。我们成立朝歌古都学会，就是要理直气壮地主张和宣传朝歌城在淇县，淇县是三千多年前的古都。正如我们相信上帝，与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无关，我们笃信这些，恰恰是因为古都朝歌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淇县人的梦魇里，那座繁华的都城里有一位文治武功的帝辛，有一位美丽、聪明的妲己，更多的则是幸福生活着的朝歌人，他们渴饮酒池，饥食肉林，男耕女织，其乐融融。
（作者系淇县人大常委会委员、朝歌古都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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