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议会选举昨天举行，由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预计将保持议会第一大党，从而使默克尔继续作为联邦总理执政。默克尔如果连任三届，将成为德国又一位长期在位的总理。
默克尔2005年上台，2007年会见达赖，一时间成为欧洲对华搞价值观外交的代表性人物。中德关系一度因此紧张，波及两国经济合作。但默克尔转圜很快，在之后的几年逐渐成为稳定发展欧中关系、超越价值观分歧推动双方合作的代表性领导人。默克尔在位的这些年完成了对华关系战略定位的一个大转变，为整个欧洲提供了思考和经验。
如今的中德两国价值观分歧依旧，但德国对中国的战略认识以及对中德关系的利益评估都趋于冷静和成熟。这几年中德双方共同释放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大量潜力，它们如此真实，具有吸引力，彰显了让价值观代替一切这种外交冲动的幼稚。
德国是典型欧洲大国，而欧洲大国同中国的实际利益关系相当接近。中德关系既不像中美关系那样有着大国竞争的天然复杂性，也不像中日两国因挨得太近，很多事纠缠不清，任何实力变化都会触发彼此关系中的心理变化。中德只要双方都愿意，就能让两国关系相对“干净”，不被一些枝节性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主张所绑架。
欧洲原本是价值观至上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存在着一些比北美更着迷的意识形态小圈子和小环境。重要的是欧洲大国政府不能被它们牵了鼻子，让部分人的偏好、主张扩大成整个国家的对华外交和政治路线。
默克尔在执政的后几年将最大限度实现德国的利益带入对华外交的正统位置，也在逐渐改造德国社会的总体对华心态。德国的亚洲外交因此像它的制造业一样更加务实，告别了围绕价值观的华丽表演。
当然，默克尔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实力发生作用的结果。随着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利益关联度加大，任何加诸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现实中的成本都越来越高，其遭遇碰壁的疼痛感也越来越强烈。这是促使默克尔大幅度调整对华战略的最大塑造力。
中德关系这些年的戏剧性曲线证明，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和政治领导人对共同利益的清醒认识，是推动中欧关系从捆绑在价值观上的过山车式外交，转向平稳、宽阔的混合动力驱动的主要动因。欧洲社会对华态度的不稳定因素多，驾驭这些因素既是实力行为，也是外交艺术。
欧洲的对华态度仍有可能“局部出轨”，中国已经拥有很强的矫正力，但中欧关系需要持久的典范，需要欧洲社会对“价值观外交”极端化的更多思考和警醒，从而在双方仍存在价值观分歧的同时，形成相互尊重的强大习惯。
中德关系证明了西方世界同中国和平共处并实现高强度互利合作的现实性，这种合作在德国内部制造的利益链逐渐固化，并且一定程度上成为德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然而中国不要高估中德关系对西方人的示范效应，我们仍需要就中国的真实吸引力保持冷静。
当下中国是一块特殊的磁铁。背离中国的引力并不容易，但让中国的引力成为主导性力量似乎更难。保持并扩大中国的吸引力是一份持久、艰巨的工作。
（原载《环球时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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