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村民饮食很差，早晨一般为稀饭，玉米面糊涂、甜面汤、小米汤、玉米窝头、糠菜疙瘩、咸菜；中午为菜饭、汤面条、糊涂面条、小米粥、小米捞饭、疙瘩汤。晚饭为稀饭、咸菜。村民日常饮食非常单调，以素为主，极少吃炒菜，酱油、醋、调料等调味品几乎不用，只有在年节、红白喜事上，才能吃到蛋肉。五月麦收后，村民能够吃到白馍、烙饼、面条，到农历七月十五就换饭，改为玉米面和高粱面馍，所以，过去有“小孩儿盼年节，老人盼五月”的俗语。“肥正月、瘦二月，不死不活三四月”，村民最怕春天，过春天称之为“熬春”，因为春天处于青黄不接的时节，陈粮已经吃完，而新粮尚未成熟。“大麦黄稍，饿死鳖羔儿；大麦歪脖，饿死老婆儿”，为旧时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春天，村民多以树头菜如柳叶、柳絮、杨叶、榆叶、榆钱、洋槐花，野菜如小蓟、蒲公英、白花苗、面条菜、荠菜、米蒿、猪毛菜、鬼圪针等，杂以少量玉米、小米、豆子、薯干、萝卜干，做成稀饭糊口。而遇到灾荒年，则以草根、树皮、蒺藜面、红薯渣、玉米芯、观音土等果腹。
1958年，上级命令各村建食堂，村里建起个食堂，每个食堂几十人或上百人，在一口大锅内吃饭。说是农忙食堂，其实并非农忙时才有，而是一年四季村民都得在食堂吃饭。上级禁止村民在家起灶做饭，如发现谁家冒烟，就要进行批判，受辩论，定罪名为“反对社会主义阵地”。实际上，村民也不可能在自己家做饭吃，第一没锅灶，铁锅被砸碎，锅灶被拆掉；第二家里没有粮食。
食堂搞平均主义，开饭时一人一份。食堂刚成立之时，由于当时集体有粮食储备，每顿饭有干有稀，饭菜质量还可以，村民基本上能吃饱吃好。到1960年，粮食基本吃光，粮食开始定量，食堂的饭很差，多是稀面汤照人头，红薯面馍窝窝头，人人灌大肚，不一会饿得肚里叫咕咕。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清起清水汤，晌午汤水清，黑了叨个猛，捞根莙荙梗”。粮食不够吃，树叶树皮都吃光了，有些地方发明“代粮法”，即用麦秸、玉米裤、花籽壳粉碎，然后沤制发酵，蒸成所谓“淀粉面包”充饥，这种方法被当做先进经验，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当时，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吃过这种“淀粉面包”，口感苦涩，难以下咽，吃之后，腹胀不消化，拉不出大便。许多村民营养不良，患上浮肿病，有些人甚至饿死，村民崔大磨，就被饿死在西窑坑地。
食堂事务长和炊事员是个好差事，群众很羡慕，他们吃饭不限量，能捞点稠的吃，因而有“一天吃一两，饿不死事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的顺口溜。
1961年2月，上级通知本村农业食堂解散，村民重新回家做饭吃。所以有了“二月半，食堂散，各自回家去吃饭，食堂再不散，人死一大片”的顺口溜。
食堂解散之后，党中央调整农村政策，允许农民有自留地，极大调动了村民劳动生产积极性。自留地里种植蔬菜、杂粮，村民有了收获，生活得到改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村中各生产队粮食产量不断提高，集体经济有所发展，村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粗茶淡饭能吃饱，再无断顿饿肚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土地承包制，良种、农药、化肥、科学种植技术广泛运用，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村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粉、大米、蛋、肉、蔬菜、奶、豆等食物，已经成为村民一日三餐主食，饮食越来越丰富、多样化，常吃饭菜有玉米面粥、小米汤、大米汤、胡辣汤、疙瘩汤、汤面条、糊涂面条、鸡蛋面、肉丝面、炸酱面、卤面、烩面、刀削面、饸饹面、凉皮、包子、饺子、炒菜、凉拌菜、油条、大饼、烧饼、烩菜、火锅等数十种。而每当亲友聚会、红白喜事、重要节日，饮食更为丰盛，鸡鸭鹅鱼牛羊肉，山珍海味全都有。而今，村民已从单纯的吃饱吃好，逐渐趋向吃营养、吃健康。
村里还开设了很多小吃摊，经营馒头、油条、烧饼、凉皮、面条、荤素炒菜，村民不出村子就可以享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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