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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风 - 民国名医王树基/杜永沛
民国名医王树基/杜永沛
 
作者:杜永沛  加入时间:2014-9-4 16:00:56  点击:
  王树基,字立业,号老立,淇县大石岩村大春花人,生于清朝同治三年,卒于一九五0年,享年八十五岁。他医术精到,学识渊博,轻财重义,在淇县、卫辉一带声望很高,民间曾流传:“王老立,上知天,下知地,知人生,知人死。”
王树基祖籍卫辉市薛白庄村,因家境贫寒,清朝中叶,祖先迁至淇县大春花村。在大春花落户后,全家辛勤劳作,耕田牧畜,家道渐渐殷实。王树基七八岁时,上了私塾,聪敏勤奋,学业优异,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十六岁即取得秀才资格。二十岁时,逢大试,就在准备动身赴考时,遭遇妻子病重去世,人死为大,只好放弃考试。妻子生病、办丧事,花费颇大,父母也上了年纪,需要赡养,为了生计,他放弃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当上私塾先生,先后在本县小滹沱村、大洼村,卫辉市的龙卧村、正面村、罗圈村等地教书。他满腹学问,对学生要求严格,所教学生多学有所成,深得家长、学生赞誉。
清朝末年,淇县旱、涝、虫等自然灾害不断,米麦价格暴涨,瘟疫肆虐,全县百姓死亡过半。目睹父老乡亲饿死病死,王树基立志学医,救苍生于水火。当时,他已经年过三十,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家人劝他好好教书,不要学医,但是,无法阻止他学医决心。他找来大量的中医著作,教书之余,废寝忘食,苦心研读,光读书笔记就写了几十本,对《本草纲目》等中医经典书籍,更是熟读成诵。遇到疑难问题,他决不放过,常常跑很远的路,向医术高明的医生请教。经过十年刻苦学习,他掌握了深厚的中医理论,学会了望、闻、问、切,四十岁时,他辞去私塾先生,开始行医。
行医初始,人们对他还不大信任,前来看病的人不多,他就对家乡的病人免费诊治,让病人自采草药服用,竟然药到病除,就连一些身患顽疾的病人,经他医治,病情也马上好转,于是,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王树基出名后,淇县县城有多家药堂高薪聘请他去当坐诊医生,他均婉言谢绝。他坚守深山,固守清贫,为山里乡亲开药治病,解除痛苦。当时,县城里有一家大药堂,老板叫王伯禹,医道高明,医德高尚,为人谦虚,常到山里与王树基探讨医术,切磋技艺,王树基下山进城买药材,也顺便到大药堂找王伯禹谈医论道,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王伯禹看重王树基的医术与人品,三番五次邀请他出山。碍于交情,王树基离开了家乡,来到县城大药堂当上坐诊医生。
他到县城大药堂坐诊,对人热情,说话和气,病人至上,有时,正吃着饭,病人来了,他马上放下饭碗,先给病人看病,处置好病人,才重新端起饭碗吃饭;黑更半夜,觉睡得正香,病号上门,他立即起身看病,看完病再重新入睡。对无法来药堂诊治的病人,他还经常登门诊治,县城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他匆匆的身影。他没有架子,对病人一视同仁,有钱人用大马车、黄包车接他出诊,他去;没钱人没有车马,请他出诊,他也不推辞,步行去。
一九三七年,日本进驻淇县县城,祸害百姓,无恶不作,王树基不愿意看到日本人,于是,毅然决然离开条件优越,报酬丰厚的大药堂,重回山里老家行医。当时,县城许多头面人物想方设法挽留他,哪里挽留得住,惋惜之余,人们制作了一块檀木大匾赠送他,以表达对他精湛医术、高尚医德的褒扬与敬仰。檀木匾长两米、宽一点五米,上镌刻“心存济世”四个大字。人们还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赠匾仪式,大匾上挂着红丝绸,用大马车拉着,几十位赠匾人跟随马车,步行几十里山路,一进他的家乡大春花村,赠匾人就敲响锣鼓,点燃鞭炮,锣鼓声、鞭炮声震天动地,本村的、邻村的百姓举家出动,围着看热闹。
关于王树基精湛独到的医术,至今仍尚有流传。据说,他不用品脉,只需看一眼病人的脸色、走路的姿势,就能诊断出病人的病情,甚至能说出病人发病的地点、时间。有一个病人,每到秋后就茶饭不思,心如石坠,四肢无力,患病十多年,四处求医,吃药无数,毫无效果。一天,他找到王树基,王树基随口说出,你的病始于十年前的秋天,那天,你到地里刨红薯,空腹暴食霜降生红薯,落下了这个病。病人回忆了一会儿,连连点头说对。王树基给他开了药方,抓了几副汤药,嘱咐病人回家煎服。几副药吃完,病人顽疾根除,饭量大增,脸上泛出红光。
一次,王树基出诊,走到半路,遇到一位下地的孕妇,他停下来,劝孕妇说,这位大嫂,不要下地了,赶快回家吧,孩子到时辰了。这位孕妇半信半疑,回到家,感觉肚疼,家人赶忙叫来接生婆,孩子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非常感激,要不是王树基提醒,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卫辉有个财主派人抬着八抬大轿来到大春花村,请王树基为他妻子看病。王树基听了病情介绍,就推脱说有事去不了。财主拎出钱袋,说:“咱不怕花钱,你要多少钱,开个数!”王树基说:“不是钱的事。”财主说:“治好治不好,你坐轿去看一眼。”王树基说:“我说话不好听,只看生,不看死。”财主一听这话,正想发火,忽然看见家人跑来,催他赶快回家办丧事,原来,病人已经离世了。这时,财主火气消了,赶忙给王树基赔礼道歉。
高村有个乡绅,赶着大马车来到大春花,请王树基去给父亲看病。他赶到高村,只见病人的家属满脸戚色,正忙着准备后事。他径直来到病人前面,只见病人面如死灰,双目塌陷。他侧身弯腰靠近病人,细听,病人喉咙里有细微的呼噜声。他站起身子,告诉家属,赶快找根鸡毛。家属到鸡窝边找了一根鸡毛,递到他手里。他打开药箱,拿出一只小药葫芦,用鸡毛沾了一点药面,敲开病人的嘴,把鸡毛轻轻探到病人的喉咙里,旋转几圈,然后,叫家属把病人抬起来,头朝下,脚朝上,在屋里正三圈,倒三圈走。走了几圈后,病人突然大咳一声,吐出一口核桃大小的稠痰,王树基说好了,让家属把病人放到床上,病人忽然喊着喝水饭吃。王树基开了汤药,让病人调理,几天后,病人痊愈。为了感谢王树基的救命之恩,乡绅拿了一摞银元来谢他,他只要了一块银元。
对没钱看病的人家,王树基从不拒之门外。青羊口村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个精神病儿子,犯病时,不顾羞耻,骂人打人,但因家里无钱医治,病人越来越重,走投无路。一天,他们领着病儿子找到王树基。他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非常同情,就把病人收留下了,不光吃饭住宿不要钱,药费也分文不要。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们儿子的病好了,这家人感激涕零。
王树基学医精益求精,即使成了名医,仍然苦读药书。每年年底,他都会独处幽室,用上几天时间,将一年所学药书主要内容,完整地背诵一遍,以加深记忆。由于常年劳顿,他积劳成疾,七十一岁时,不幸患上眼疾,双目失明。双目失明后,他曾吟诗感慨:“言听视动四十年,济世活人心胆寒。七十一岁生目患,火入肝经把日埋。”眼睛失明以后,找他看病的仍络绎不绝。他眼睛看不见,就靠着两只耳朵听,一听病人脚步声、说话声、呼吸声,就能诊断出病人的病情。因眼睛失明无法开处方,由孙子代笔,处方开好后,要求孙子念给他听,确保没有舛误纰漏。遇到孙子不会写的药名,他就告诉孙子,这个药名在哪本书,哪几页,哪几行,孙子去查找,竟然毫厘不爽。
一九四三年八月,淇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刘哲民得了重病,生命垂危。当时,抗日政府设在黄洞乡胡桃泉村,距离大春花有三十多里,崇山峻岭阻隔,道路不通。王树基得到消息后,赶忙让人绑起椅子,找了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抬着他,带上孙子,一路翻山越岭,千辛万苦,赶到了胡桃泉。来到这里,他顾不上休息,赶忙来到刘哲民跟前,仔细把脉,询问病情,诊断为伤寒症。伤寒是一种传染病,极难治疗,随时有生命危险。王树基口授秘方,孙子代笔开出药方。有些药非常稀缺,他们就通过关系四处寻找。药凑齐后,爷孙俩守着刘哲民,精心治疗,历经半个月后,才把刘哲民的病治好。事后,刘哲民感激地说:“王老立老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刘哲民对王树基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贵阳专署专员、省工程厅厅长、国家水里部基本建设总局局长、水电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等职,百忙之中,他不忘关心王树基的家人,多次询问他们生活怎么样,有没有困难。王树基在给刘哲民治病期间,还多次为抗日政府战士治伤看病,为抗日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
王树基除医术精湛外,还写得一手好字。他的字体端庄流畅,有颜、柳风格。他曾为灵山寺撰写碑文,可惜后来遗失。王家祖坟里,其叔父墓碑,由他书写,碑文三百余字,字体端庄遒劲。
他对后人管教严格,要求后人勤于耕读,珍惜光阴,不误学时,贫莫失志,富不恃腔,宽和待人,孝敬父母,钟爱兄弟,重教子孙。鉴于他家教严格,后人多成才,医术代代相传,后人王增文、王金铭、王治安等均为中医。
而今,大春花村尚保存有王树基开过的诊所,但因年代久远,已经破旧不堪。在其后人王治安开设的诊所里,还珍藏着当年人们赠送王树基的“心存济世”檀木大匾,以及他使用过的药橱三组,药杵一个。王树基的遗像保存于朝歌街道办后张近村后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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