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县古称沬，后称朝歌，为殷纣帝都。但有人认为朝歌不是纣都，而是纣的“离宫别馆”对此，谈谈我们的看法。
朝歌是否为殷纣帝都？试翻阅《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就知道周武王灭商以后，封纣子武庚以续殷祀，并命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所谓“治殷”即治理殷的旧都。那么殷的旧都在什么地方？《史记·周本纪》引《地理志》对此作如下解释：
“河内，殷之旧都”（以下所引《史记》系中华书局1959年版）。所谓“河内”，据《史记》正义：“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折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云也”。故《周礼·职方》说：“河内曰冀州”。但“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称河北为河内”（
《史记·正义》），概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这个地区，商代末期为殷的都城，周灭殷后，把殷畿分为邶、庸阝、卫三国。宋朱熹的《诗集注》对此亦作有解释：
“邶、庸阝、卫三国名，在禹贡冀州。……及商之季，而纣都焉。武王克商，分自殷墟，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庸阝，东谓之卫，以封诸侯。”并说：
“朝歌故城在今卫州卫县西二十二里，所谓殷墟”（中华书局1985年版）。
按卫县，在河南浚县西南五十里，今为卫贤集。（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而卫贤集西二十二里，就是淇县。可见朝歌即殷帝都，故亦称“殷墟”。而《史记·周本纪》《正义》所引《括地志》材料，对朝歌为殷纣帝都，所说更详。
“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
“本沬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又引《帝王世纪》的材料说：“帝乙复济河北，徒朝歌，其子纣仍都焉”。
从以上材料看，朝歌为殷纣帝都都是有历史依据的。
此外，还可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证明。对此古籍多有记载。《诗·大雅·大明》第七章、第八章，写的就是“牧野之战”。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马原彭彭，……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而《尚书·周书》（宋十三经注疏本）记载“牧野之战”的经过尤详。综合《周书》的《泰誓》、《牧誓》、《武成》等篇的原文及注疏，略述武王伐纣的经过如后：周武王十三年，一月三日癸已，出兵伐商。行军二十五日，于二十八日戊午师渡孟津。过河后于己未日率师北上。于癸亥日即周历二月初四（殷历正月初四），武王的军队陈于商郊，而纣旅也陈牧野。第二天是甲子日，天亮前，双方刚一接触，殷纣的军队即因前徒倒戈，一败涂地，纣王从前线逃回，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由于人们对《尚书》的怀疑，过去对这一史实的可靠性，也打上问号。但司马迁的《史记》关于“牧野之战”史实的记载，与《周书》的记载基本上是吻合的。可见《周书》所记“牧野之成”的史实，还是可靠的。尤其是1976年，西周青铜器“利簋”在陕西临潼出土，更证明《周书》所载牧野之战的史实是确实的。既然“牧野之战”确系事实，那么“牧野”位于何处？按“牧野”应是“牧”之野。而“牧”据《尚书》孔传为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之郊野统称牧野。但殷、周战争布阵何处，战争又从哪里打起？据《史记·殷本纪》《集解》引郑玄对“牧野”的地望作如下解释：
“牧野，纣南郊地名也”。
郑玄所释“牧野”乃指“牧”地而言。但“牧野”决非“牧”地。所以皇甫谧说“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但未言地望何处。而《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的材料却说：
“今卫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纣筑也”。
《括地志》的材料，把“牧野”由泛指变为一个确切的地名。按卫州治所，几经迁移。据《资治通鉴》卫州注：“卫州，汉汲县地”。东魏立义州，后周改卫州，治汲。宋白曰：‘其州城，隋以前谓之陈城’。（P·5868）。按汲县为汉置县。据《汲县志》汲城条载：城为汉县令崔瑷筑，在今汲县西南二十五里。《括地志》所说“卫州城”应指汉之汲县，即今汲县西南的汲城村，东北距纣朝歌七十三里（一说七十里），计之道里也正相合。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便是在这一带开阔地地打起的。
可见“牧野”是纣都朝歌的牧野，不是安阳殷墟的牧野。唯其是距朝歌七十三里的牧野，纣王兵败逃走，才能于当天死在鹿台，而武王的军队也才能于当天进入商国（《史记·正义》谓至朝歌）。如说纣都是在北蒙（今安阳殷墟）而不是朝歌，那么二者将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可以周设“三监”证明。
据《史记·周本记》：“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注这一句时谈到“三监”问题。他先引《地理志》的材料说：“周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庸阝、邶、卫是。（邶）邶以封纣子武庚；庸阝、管叔尹之卫、蔡叔庸阝之以监殷民，谓之为三监”。又引《帝王世纪》的材料说：“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应为南）为庸阝、蔡叔监之；殷都以北守节的按语说：“二说各异，未详也”（P·127）。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说：“郑《谱》以三监为管、蔡、霍、甚是”（P·93）。今之学者，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都采郑玄《毛诗谱》的说法。可证张守节所引二说，《商王世纪》的说法是正确。武王克商以后，以纣京师封武庚禄父，但把殷畿：分而为三国，设立三监，置武庚于三监之下，便不怕武庚作乱。所以从周设“三监”监所不会在邶、庸阝、卫。
此外，还可以从淇县有关纣王的传说及其生活遗址来证明。这些传说或遗址，有载诸《史》、《志》的；有留传于人们口头的；有至今仍为淇县地名的。今择要叙述如下：
载诸《史》、志的：
鹿台：《史记·殷本纪》：“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集解》：如淳曰：“《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玷曰：“鹿台，台名，今在朝歌城中”。《正义》《括地志》云：“鹿台在卫州卫县西南三十三里”。《淇县志》（清顺治版。以下所引县志材料皆清顺治版。）：“鹿台在县西十五里南阳社地方，即殷纣积财处”。
巨桥：《史记·殷本纪》：“而盈巨桥之栗”。《集解》：“巨桥，仓名”。《淇县志》：“巨桥在县东二十里，淇河之东，即殷纣积粟处”。
酒池：《史记·殷本纪》：“以酒为池”。
《正义》引《括地志》云：“酒池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淇县志》：“酒池，在县西北十五里灵山社大洼村。传为殷纣观牛饮处，至今遗址尚存”。
摘星楼：《淇县志》：一名妲己台。在县城西北隅，与城相接。相传纣与商妲己观朝涉之处。今遗址尚存”。现为淇县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折胫河：《淇县志》：“源出县西北三里，东南流入卫河。昔殷纣王观朝涉折胫即此，因名”。
与纣王有关的古遗址，在汤阴县的有羊久里。《史记·殷本纪》：纣“囚西伯羊久里”。《集解》引《地理志》曰：“河内汤阴有羊久里，西伯所囚处”。在汲县的有比干墓。《史记·殷本纪》“剖比干，观其心”。《周本纪》：“命闳夭封比之墓”。《正义》引《括地志》云：“比干墓在卫州汲县北十里二百五十步”。
此外，留传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也很多。至今，当地人提起来仍津津乐道。这些传说虽不足为据，但它却从侧面为朝歌是殷纣帝都提供了一个佐证。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些传说就不列举了。
在淇县，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件的遗址至今已演变为地名保留。如：
纣王殿：在县西五十里，传为纣王避兵及铸造兵器的地方。
卧鸾村相传为纣王鸾驾存放的地方。
薜村（血村）：传为纣王牧野兵败后，退至玉门外，重整队伍与周兵背城一战，“血流飘杵”沧河为之水赤。沧河入卫河处的“血村”，即因此命名。
玉女观（玉女关）：南临沧河水，西靠金牛岭，传为玉女镇守的关口。
三海：传为纣王宫殿区，也是纣王游乐的地方。
那么，朝歌是不是纣之“离宫别馆”，试再以《史记·周本纪》所载武王于克商次日所行善后之事证之。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按“社”为古代帝王立国的标志。《白虎通·社稷》：“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社”必立于帝都，不可能立于“离宫别馆”。
“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按当时上层社会政治犯囚禁的地方，也只能在帝都，不可能在“离宫别馆”。
“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按古帝王藏财之“府”，贮粟之“仓”。也只能在帝都。
“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按九鼎为传国重器，保玉为礼神瑰宝。九鼎必置于帝都，宝玉必藏于神宫。均不置于“离宫别馆”。
“乃罢兵西归”。按朝歌果为纣之“离宫别馆”，武王必进军北蒙，迁其国宝重器，决不会兵抵朝歌即罢兵西归。纣王于牧野兵败，也必然退守北蒙，以求再战。决不会登上“离宫别馆”之鹿台而自焚。
根据以上分析，朝歌应确为殷纣帝都，不是纣之“离宫别馆”。而且从帝乙起，殷即徒都朝歌。郭沫若的《戊辰彝考释》、罗振玉的《殷徒书契考释》对此均有肯定的说明。因而要解决朝歌是不是殷纣帝都这一长期争论的历史问题，关键是从“竹书”“更不徒都”的说法中解脱出来，从历史实际出发，把地下发掘与史料研究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允当的结论，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