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庚》论

    《尚书·盘庚》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商代社会的实际。但《盘庚》写于何时，说法不一。旧说有二：一是《书序》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说明《盘庚》为盘庚时作；一是《史记》说：“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说明《盘庚》系小辛时作。这两种说法，我们认为《书序》的说法，较为合理。因为迁都乃国之大事。尤其是盘庚这次迁都，“震动万民”，史官必有所记。据今存《尚书》（《宋十三经注疏本》《咸有一德》篇后所附的几篇迁都的文诰，如“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有《序》、有《篇目》，只是无《文》，而且每篇《篇目》都是以君名名篇，显然是史官所记。《盘庚》也是以君名名篇的，而且有《序》，有《文》，与前几篇迁都的文诰结构大致相同，所以从《盘庚》篇，也可以反证《仲丁》等篇，也应是有《文》的，它们应都是史官所记。试再证之《盘庚》上篇。
    “盘庚迁于殷，……出矢言。”
    为史官所记当时事件发生后的情状。
    “曰我王来，……底绥四方。”
    为史官所记盘庚的训诰。
    “盘庚 于民，……攸箴。”为史官所记盘庚 民的话。
    “王命众悉至于庭。”为史官叙述众遵王命至王庭的情状。
    “王若曰：……弗可悔。”为史官所说盘庚的训诰。
    从上面看来，《盘庚》，显然是史官记述盘庚训诰群臣及众民迁都亳殷的史实。所以，《盘庚》和《祖丁》、《河亶甲》、《祖乙》一样，都应是史官所记迁都的文诰。据此，《盘庚》应作于盘庚时。《史记》说《盘庚》是小辛时作，其理由是不足的。因为在《盘庚》篇里，根本没有提到“帝小辛立，殷复衰”的事实，既没有“百姓思盘庚”情状的叙述，也没有“百姓思盘庚”而作《盘庚》三篇原因的说明。所以， 我们认为《史记》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但由于近人对《今文尚书》著作时代的怀疑，因而也怀疑《盘庚》不 是商代作品，多数人认为是周初作品。理由是根据《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的一段话。李泰芬的《盘庚正伪》便认为《盘庚》之作，是殷遗民追念盘庚旧政的作品。李泰芬的这一说法，我们是不能苟同的。即使《吕氏春秋·慎大览》所载武王追问殷遗民的所欲一事属实，那么武王对殷民实行“盘庚之政”即可矣，又何必要再作《盘庚三篇》？且《盘庚》三篇中，并没有殷遗民对“盘庚旧政”思念之辞，所以把《盘庚》之作，说成是殷之遗民为追念“盘庚之政”而作的说法，是勉强的。李氏又说宋之国民即殷之遗老，因而确定《盘庚》乃西初宋人所作。这一说法，更为荒唐。考宋之立国，在周伐武庚之后，武庚之伐是周成王时的事，时武王已死，即使真有宋人写出《盘庚》三篇，怕武王也看不到，此其一。再说宋之国民，是在微子统治下的“殷遗民”，不是武王所担心的“殷遗民”。武王所担心的“殷遗民”，是武王克商后的商纣之民，此其二。再说《盘庚》果为宋之国民所写，这在《盘庚》篇中，还找不出来可以证明的根据，此其三。所以我们认为李泰芬的这个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说《盘庚》写于西周，我们还可以举出李民教授的例子。李民教授在他的《尚书与古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八《盘庚》的制作时代》一文中，说《盘庚》应作于周初。在论说中，他除从名词和用字上；从思想体系上证明《盘庚》作于周初外，并提出“周人作《盘庚》的目的何在”这一问题进行论，证明《盘庚》作于周初。李民教授说《盘庚》是周王朝的统治者“依据一些典册或口耳相传的历史材料，从是找出盘庚迁居的史实，予以整理，并按照周人的语气写成”的，其目的在于向殷人宣告：“在你们的先哲王那里，也有着迁居的举动，我们现在迁徙你们。无非是效法你们的先哲王而已”（《研究》）P.132其实，李民教授的这一段话，正说明《盘庚》是载诸殷人“典册”，或为殷人“口耳相传”的一篇文诰，只是周人想借助盘庚迁都的事实，用来“安抚或绥靖被迁的殷人”而“按照周人的语气写成”的罢了。真是这样的么？我们且不说《盘庚》是不是真是周人“按照周人的语气写成的”，我们只问周人真的能借盘庚迁民的文诰，来“安抚和绥靖被迁的殷人”吗？按盘庚迁人于亳殷是内部矛盾，而周人迁殷人于成周是敌我矛盾，怕周人是很难拿盘庚迁民的例事，来说服这些曾参与武庚叛乱的殷人，使他们安定顺从吧！因为他们所担心的是周人把他们迁到这里来，会不会杀死他们？所以，周人单想拿一篇《盘庚》文诰，就想来打动这些被迁殷人的心，让他们“有力地帮助着大迁殷民措施的推行”，怕是办不到的。周人把参与武庚叛乱的殷民迁到成周后，这些殷人后来所以能安定顺从的原因，是由于周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发布了《多士》文诰，后来又发布了《多文》文诰；调来八师兵力驻守成周；更重要的是武庚被杀，殷的东方与国被平，群龙欲叛无首，加上周的政策威力，这样他们才安定下来，做了周的顺民。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即使周人真的写了《盘庚》三篇，怕难使这些殷人安居在成周的。所以，李民教授说《盘庚》写于“周初”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在《尚书·商书》中《盘庚》应该说是一篇基本上值得相信的商史实录，它围绕“迁都”问题，反映了盘庚时代的社会实际。我们且看《盘庚》三篇：
    一、《盘庚》反映了商都屡迁的事实。夏王朝的都城屡迁，商王朝的都城也仍然屡迁。《盘庚》反映了商都屡迁的事实。考商自成汤由南亳定都于西亳（今河南偃师）后，历时二百多年，自仲丁起，即因水患或都城陈久而多次迁都：仲丁迁于嚣，历外壬、河亶甲；河亶甲迁相，历祖乙；祖乙迁耿，历祖辛、沃甲、祖丁、南庚；南庚迁奄，历阳甲；阳甲迁北蒙。在盘庚前，商都已迁了五次。所以盘庚说：“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盘庚》上）。司马迁也说：“乃五迁，无定处”（《史记·殷本纪》）。关于阳甲之迁，《盘庚》篇有记载：“我王来，即爰宅于兹”。关于“我王”的“王”，郑玄指称阳甲我们认为是对的。按阳甲是祖丁之子，继南庚为帝者。南庚迁奄，南庚崩，阳甲立，后由奄迁北蒙（今安阳殷墟）。关于阳甲由奄迁北蒙，还可以证诸《史记》“阳甲崩，弟盘庚立。帝盘庚时，殷已都河北”的话（《殷本纪》）。阳甲为什么由奄迁北蒙？盘庚曾作有解释“重我民无尽刘”，大概是迫于夷人的侵凌。可见盘庚是在“河北”的这个“河北”应即北蒙。有人说“阳甲迁殷，史无明文”（见《尚书综述》P.207）。但我们认为《史记》之书，已给我们提供了可寻的线索。可见阳甲是第一个在北蒙即位的殷王，不过不时甚短。盘庚在北蒙即位后不久，即提出要再次迁都的事，从而引起了举国的沸腾。所以司马迁说“民咨胥怨，不欲徙”，原因就在于“乃五迁，无定处。”因自仲丁以来，国都已迁了五次，没有一个安定的居处，如今在北蒙这个地方刚安定下来，盘庚又提出要再迁都，这怎能不引起国人上下，纷纷议论，口出怨言呢？所以，“既爱宅于兹”的“兹”，应指北蒙。下面盘庚又谈到“适时迁都”在先王是有前例的。他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盘庚这句话所说的“今”，应指阳甲迁北蒙并。并说自成汤以来，国都屡次迁徙，都是根据需要，需要迁都而不迁，是“罔知天之断命”。对“断命”的危险都认识一到，“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所以迁都是承古而行的。盘庚说“今不承于古”的“今”，应指盘庚这次迁都而言。所以，这次迁都关系到能不能“绍复先王之大业”的大问题，按商人迁都的原因，除因水患、夷人入侵外，根据《盘庚》下篇：“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的这段话来看，建都陈久，水泉盈溢，民不堪居，也是需要迁都的一个原因。阳甲在北蒙建都虽不陈久，但北蒙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地势低下，水泉盈溢，在北蒙建都，有背于“古我先王一起山险处建都的古训，北蒙不是一个建都的好地方。所以盘庚即位后，决意要离开北蒙，迁往“亳之殷地”。因而从《盘庚》篇，可以看出殷都屡迁和史实。历史的实际也证明：盘庚迁殷（今河南偃师）后，其后王也多因水患，往返迁都于北蒙、朝歌、西亳等地，并非如《竹书》所说“自盘庚迁殷运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二、《盘庚》反映了殷商社会由民的悲惨生活。且看盘庚的训诰：
    “汝克绌乃心，施实德于民……丕乃敢大言汝有德。”（《盘庚》上）
    “汝无侮老成有，无弱孤有幼。”（《盘庚》上）
    “予其懋间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盘庚》下）
从盘庚训诰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盘庚时代的自由悲惨生活的概况。这些自由民，当时叫做“小人。”“他们可以从贵族那里，按井田制分得一小块土地从事行生产活动，维持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隶属于贵族，同样要受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并经常被贵族利用作战争的工具。‘小人’在名义上是自由民，但他们如犯罪或负债，也要沦为奴隶，随时都有丧失人身自由的危险”（《中国史稿》第一册，P172）。在殷商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贵族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奴隶，但他们对自由民也不放过。所以这些自由民除人身上比奴隶有点自由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奴隶主贵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也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且一家人父子、兄弟常不能聚在一起，因为他们也是掘穴而居。“民居积世掘穿掘处多，则水泉盈溢，令人沉深而陷溺其处，不可安居，播荡分析，离其居宅，无安定之极”（《盘庚》下《正义》）。所以，这些自由民的生活也不比奴隶强多少。但是，由于他们与奴隶主贵族有着血缘的关系，使他们又成为奴隶主政权的基本支柱。奴隶阶级的对外战争，又往往要依靠他们来进行，所以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者，为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又常常以小恩小惠来笼络他们，以一定的“法”，来保障他们的人身自由与平等。所以，从盘良公款贵族大臣的训话中所说“汝克绌乃心，施实德于民”、“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便知道这些贵族大臣常常不“施实德于民”，不“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甚至这些奴隶主贵族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顾惜自由民的死活，这在《盘庚》篇中，从盘庚劝告那些奴隶主贵族要他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些，不要只顾目前利益，否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话中，可以看到。所以，从盘庚的训诰中，使我们看到殷商社会自由民的生活，也是十分悲惨的。
    三、《盘庚》反映了殷商奴隶社会的矛盾与斗争。在殷商奴隶制社会里，奴隶是牛马，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矛盾与斗争是主要的。此外，还有奴隶主贵族与自由民的矛盾与斗争，如前所说，在殷商奴隶制社会里，自由民的生活，是十分悲惨的。造成这种悲惨的原因，便是奴隶主贵族的剥削与压迫。有剥削便有反抗，有压迫便有斗争。在《盘庚》篇中，盘庚要求他的邦伯、师长、百执事，要他们“施实德于民”，要他们“念敬我众”，要他们“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要他们体谅我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的痛苦，要他们“无总于货宝”，即反映了奴隶主贵族与自由间的矛盾与斗争，这些奴隶主贵族如能做到盘庚的要求，奴隶主贵族与自由民间的矛盾便趋于缓和，否则，便会趋向尖锐。盘庚所说的“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便是自由民对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的手段，奴隶主贵族便会吃到“越其罔有黍稷”的若头；严重的，将如盘庚所说“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的恶果。此外，在《盘庚篇中，也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斗争，具体表现在迁都问题上。殷商从“仲丁始迁嚣”，至阳甲迁北蒙，都城一迁再迁。始终没有一个安定的居处。如今在北蒙，这些奴隶主贵族刚刚建筑好他们的高屋广厦，楼阁殿堂；自由民除小部分在地上盖有新屋外，绝大部分也在地下刚刚挖好他们一家人的地穴，如今又要他们迁往新都，当然他们会不乐意。但不乐意迁都的主要还是奴隶主贵族。他们为了助长他们的声势，便暗中串通自由民。搞了个反对迁都城的“统一战线”，并散布怨言，反对迁都。一时迁都问题“震动万民”。在众怒难犯的矛盾面前，盘庚是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一、以善言说明迁都是我们国家常有的事。自先祖成汤到先王顿时甲，无不“适时”迁都。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盘庚》上）。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干罚。”（《盘庚》中）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盘庚》下）
    二、以下“适时”，迁都的危害相说。今“失于政，陈于兹”（《盘庚》中，“我民用荡析离居，罔 有定极”（《盘庚》下）。如不“适时”迁都。“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盘庚》上）。并警告他们说：“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祸败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即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盘庚》上）“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盘庚》中）
    三、以上天及先祖的惩罚相威胁。
“予迓续乃命于天，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虑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 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罔 能敌迪。……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盘庚》中）
四、以商王之威相胁迫。“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寻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盘庚》中）
    盘庚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与斗争，不只表现在“迁都这个临时性的问题上，还表现在奴隶主贵族的贪婪、豪奢，不惜民命，这个长期性的问题上。盘庚要求贵族大臣“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盘庚》上），正说明这些贵族大臣压制自由民，不让他们讲话。盘庚要求贵族大臣要“施实德于民”（《盘庚》），正说明这些贵族大臣残酷地剥削、压迫自由民；盘庚要求贵族大臣欺侮老成人，欺侮幼弱孤寡之人；盘庚要求贵族大臣“念敬我众”（《盘庚》下），正说明这些贵族大臣不顾恤民命。而且这些贵族大臣，执中于“贝玉”，“总于货宝”，贪婪无厌。这些都不利于奴隶主政权的巩固与永续，而形成了奴隶主贵族志商王的矛盾。为什么这些贵族大臣敢如此贪婪、豪奢、不惜民命？正如盘庚所说；“非予自荒兹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匿若观火”（《盘庚》上）问题在于贵族大臣们的傲上情绪。当然，贵族大臣们的这种傲上情绪，应该说不自盘庚始，只是到了盘庚，大臣们的这种傲上情绪，更加嚣张而已。他们的积习难改，他们欺新君年幼，他们欺新君刚即位。但盘庚是一个有为之君，他虽居冲龄，并不回避矛盾，敢于直面这些权贵，要他们“猷黜乃心，无傲从康”（《盘庚》上，敢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盘庚》中）。在“迁都”问题的较量中，盘庚展示了他“为政的才能 与魄力。他不仅取得了”迁都“斗争的胜利，而且也为今后实行”去奢行俭“的新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盘庚》三篇，也反映了盘庚的“为政”，即“盘庚之政”。
    什么是“盘庚之政”？
    “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保民）
    “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有之攸箴。”（抑贵）
    “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抑贵）
    “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 有黍稷。”（抑贵）
    “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用罪代厥死，用德彰厥善。”（保民）
    “鸣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民不怀。厥攸利，视民利用迁。”（保民）
    “汝不谋长于思，有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抑贵）
    “兹余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抑贵）
    “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有，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抑贵）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保民）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皆尚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保民）
    “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 敷民德，永户肩一心。”（抑贵）
    从上录的盘庚训诰来看，所谓“盘庚之政”不外乎；适时迁都，保障小人的利益。抑制奴隶主贵族的贪婪、豪奢， 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达到殷商王朝政权巩固与永续目的。有人说“盘庚之政’的主要内容是“去奢行俭”，这是他施政的总方针。并说他这个总方针，是通过“迁都”来贯彻的。这就是说盘庚这次所以要迁都，就是要使这些贵族大臣们离开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安乐窝”，限制他们的“聚敛，”解决他们的“傲上从康”，从而消除他们对王权的离心因素。（聂玉海《试释“盘庚之政”》），（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130）这种说法， 我们认为有再商榷的必要。难道说这些贵族大臣的“聚敛”，他们的“傲上从康”，只有通过“迁都”才能解决？按说这些贵族大臣的“聚敛”、“傲上从康”的恶习。如前所说，不自今日开始。对盘庚来说，更是欺他年幼。但如盘庚所说：“予亦拙谋，作乃逸”（《盘庚》上）。贵族大臣轻视盘庚，盘庚果能以权力威胁他们，他们还是畏惧的。至于说要限制这些贵族大臣们的“聚敛”，只需要认真地推行“去奢行俭”的新政，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何必一定要“震动万世”去“迁都”呢？反过来说，如果不能认真地行使权力去推行新政，即使迁到一个新都，这些贵族大臣又何尝不能继续“傲上从康”；仍然不改他们“聚敛”的习性呢？所以，我们认为盘庚决不是把“迁都”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去奢行俭”的目的的。如果说“迁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么阳甲由奄迁北蒙，这个目的应该说已经达到。那么盘庚在北蒙即位后，为什么还要再“迁都”呢？如前所说，盘庚在北蒙即位后，所以要再“迁都”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北蒙不是一个建都的好地方。这个地方地势卑下，时间一长，水泉咸卤，必然又形成“不能胥匡以生”的局面。与其到那个时候再“迁都”，不如现在选择一个“山险”之处建都，可以一劳永逸，这正是盘庚远见之处。历史实际证明，盘庚迁殷之后，行汤之政，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司马迁把这种中兴现象，总结为“以其遵成汤之德也”（见《史记·殷本纪》），这就是“盘庚之政”。“盘庚之政”的核心是“敬德”、“保民”。有人说，殷人实行“鬼治主义”，“在殷人那里，‘敬德’、‘保民’的思想是找不出来的”（《研究》P128）。实际上，在《盘庚》篇中，却出现大量“敬德”、“保民”的话（见以上引文）。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李民教授说：“《盘庚》所反映的思想体系，只能属于‘周初’的意识范畴”（《研究》，P130）。这就是说，“德”的思想意识只是周人所固有的，殷人的意识范畴里，还没有“德”这个东西。然而卜辞里却有“德”这个字。卜辞里的“德”作 ，没有加上底“心”， 就是“德”，从“德”字的含义上来记，“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得去，无愧于心，这就是“德”，也就是“得”。  卜辞中，也有此“得”字（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P9）。卜辞中既有“德”字，殷人的生活里必有“德”的思想意识。再说我们从周初的文诰中，可以看到周初的统治者，不止一次地称赞殷先哲王“敬德”、“保民”的话。
    “封！我闻唯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威至于帝乙，成王畏相。”（《酒诰》）
    “我闻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士》）
    可见“德”是殷人所固有的，殷人从建国的过程中就已倡导“德”，和“德”相配的还有一个“礼”字，卜辞作 ，据王国维的研究，当时祭祀至上神或者宗祖神，都要用两块玉盛在一个器皿里去作供奉，表示对于上帝或先祖敬意。“礼”也是殷人从建国过程中就已倡导的，殷人把“德”和“礼”作为维护统治权力的中心骨干，“德治”就是“礼治”，这“德治”、“礼治”的完成，就是殷族对其他被奴役种族的统治权力的臻于巩固（《中国古代思想史》P9）。P周人的文化落后于殷人，不仅“天”的思想，继承自殷人，“德”和“礼”的思想，也是继承自殷人的。周人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康诰》）
    “尚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人屏侯甸，矧咸奔走。”（ ）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无文’。”（《洛诰》）
    “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 ）
    周人的“德”、“礼”思想，显然是从殷人那里继承过来，后来又有所发展的，并不足周人所固有的。所谓“周因於殷礼，其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证。《周书》的《酒诰》说“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这句话是说“以前的殷先哲王除了倡导天威，使被奴役者知所畏惧以外；最要的是又能崇德敬业，使被奴役者悦服”。这就是殷商王朝能延续其统治长达六百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单纯的“鬼治主义”，是不能奏此大效的。殷人“敬德”的实质，就是“保民”。在奴隶制社会，“保民”就是保障自由民（即小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让他们能活下去。盘庚是个最大的奴隶主，他剥削，压迫奴隶，也剥削、压迫小人。但他能认识到保障小民最低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古我前后，罔不唯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盘庚》中），盘庚正是继承了他的先王的这种“保民”的美德。其实，“保民”，也正是保证了他的奴隶制政权的永固性。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夏书·五子之歌》）的道理，殷商的统治者，也是很懂得的。
    所以，《盘庚》三篇的中心，一言以蔽之曰：“保民”而已矣。

    选自——田涛《纣都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