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先生在他的《中国青铜时代》二集《说殷代的“亚形”‘》一文里，在概述学术界对于“亚形”讨论的基础上接着说：“照这样看来，要说明亚形的意义与起源，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方形的宗庙、明堂的四个角都凹入以致形成亚形”（P·89—90）？张光直先生说：“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新的答案”，并说：“而这个答案的启示来自新大陆的史前考古”。他说：“在墨西哥奥乐美克（olmec)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卡金哥（chalcaigingo)发现了两个石刻，都是地神的兽形刻象。张着大嘴，作为出入生死世界的门口，嘴形都是亚形的，四角凹入处各生长一株树木（图二一），这个亚形的口便是奥乐美克人的一张宇宙图。张开的大口是天地的分界，而四角的树木是协助登天入地的，但四角上各植一树，造成凹入的角隅，造成亚形的形成。从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亚形，便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殷代的亚形会不会也是这样形成的？作为天地沟通的场所的宗庙，明堂是不是在四隅都植有（实有的或象征性的）“若木”、“建木”或“扶桑”这一类沟通天地的神木，而为了四木而造成四角的凹入？换言之，殷代宗庙、明堂是否因为四角有四木而成为亚形的”？

    张光直先生接着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说：“奥乐美克文化的亚形石刻与殷商时代是约略同时的”。又说：“它们彼此相隔遥远，很难相信是彼此传授接触而造成在亚形上的类似性”。这就是说，两者既同时存在，但由于一个在亚洲，一个在美洲，而且在遥远的古代，是不可能“彼此传播接触”的。因而张先生只能把这种现象，“视之为偶合”，当作一种“纯然的启示”。现象既同时存在，必然有一个来源，一个根。因而张先生便来一个假设：“把殷商文化与中美的奥尔美克和马雅等文明看做同祖的后代，把它们的祖型文化（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以前美洲印第安人祖先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叫做“马雅、中国文化连续体”（P·91）。按照这个假设，“殷代的亚形代表一项非常古老的信仰观念，就是说在马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阶段，已有宗庙‘明堂这种情形而产生的亚形的宇宙图或明堂太室图。像这样看，宗庙、明堂的礼制以及沟通天地与四木的信仰是在渔猎生活的旧石器时代便已存在的制度与信仰了”(P·91—92)
    这就是张光直先生从墨西哥奥乐美克发现的地神兽形刻象的四角都植有一颗树，造成凹入的角隅，造成“亚形”的形成，从而联想到中国殷代的宗庙、明堂之所以构成“亚形”，怕也是由于四角上各植一树，造成凹入的角隅，而形成“亚形”的吧！但是张光直先生并没有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殷代的方形的宗庙、明堂的四角为什么要凹入以致形成“亚形”。要说是因为四角上各植一树造成的，那么殷人为什么要在宗庙、明堂的四角各植一树。使方形的宗庙、明堂，造成“亚形”的造型的呢？张光直先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通过假设，说明了“亚形”的起源。但张光直先生的假设，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呢？
    张光直先生在文中所提到的奥尔美克文化的兽形石刻，并没有说明是一种什么兽。其实这两块兽形石刻便是奥尔美克人所崇拜的虎神刻像。墨西哥奥乐美克人对虎神崇拜的习俗，来自中国的商代。据1981年12月5日《文汇报》所载房仲甫先生的《扬州美一千年》一文中所谈：“再如墨西哥的崇拜虎　与我国商朝对虎神的崇拜相同。欧美的一些学者还认为奥尔美克、查此因的虎神崇拜，来自中国的商代”。中国商朝对牙神崇拜的习俗，怎么会传到墨西哥？“原来武王伐纣前，纣王曾把大军留住在被征服的‘人方’故地，殷军国破家亡，遂逃向海外”，到达当年的扶桑国，即今日的墨西哥。并说他们“甚至可能在拉文塔地方，建立自己的都城，罽在这里发现了众多具有中国商代文化特征的遗物和遗址”。奥尔美克文化的虎神刻像，显然是奥尔美克人对虎神的崇拜的文物证明。奥尔美克人对虎神崇拜的习俗，是来自中国商代。从而说明奥尔美克文化与中国商代文化相同，不是什么“偶合”，也不是什么“同祖文化”，而是由于三千多年前，远渡重洋到达墨西哥的中国殷遗民的传播而已。于是张光直生先的假设也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没什么价值了。所以，我们认为张先生的这份答案，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因而，我们只好另去寻找一个合理的答案。
    那么殷代的宗庙、明堂。墨西哥的兽形刻象，为什么都呈“亚形”呢？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女士在1987年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谈殷代的宇宙观与占卜》一文，对此问题已有所阐述。张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艾兰女士的这篇论文，并说明她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重视艾兰女士在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主旨，反而强调说：“问题的焦点是亚形的来源，即为什么在方形建筑的四角各缺一角，或说为佬四角折入成方隅”？其实艾兰女士文章的“殷人的宇宙观”一部分，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殷人对待宇宙大地是怎样的看法？艾兰女士在她的论文里，通过对“四方”、“亚形”　、“中心形象说”的阐述，来说明“亚形”是殷人对土地象征的概念。甲骨文里有单写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也有合在一起写的“四方”。这“四方”，在殷人的思维里是指“世界的荒远之壤”，也即指“整个世界”。“四方”的“方”是空间上的，而不是线性的。东、南、西、北四方，只能“位于一个中央方形之外”，不可能在方形的土地之内”。这样看来，土地就是一个“亚形”，如图　　　　这就是殷人思维中宇宙的概念，即殷人的宇宙观。这个“亚形”的概念是作为中心的象征来解释的。艾兰女士说，罗马尼亚学者爱利德(Eliace)写了不少关于古代宗教仪式里的中心象征说方面的论著。按照他的理论，中心是“最显著的神圣地带，是绝对的存在物的地带”。“在这单独的一点上，可以接近、最终与神灵世界达到和谐”。一个人立足于大地上，他怎样来看宇宙呢？艾兰女士说：“二元对应显然不够了。东，意味着有西；而东西，就意味着南北。人只有立于环形之轴，或四个方向的中央，才易取得和谐感。这种心理的因素暗示出了‘亚形’的成立。”而殷商人的“亚”形，更多的是作为抽象意义上的中心。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宗庙、明堂建筑、帝王墓葬的木室　，所以象征性的平面作“亚形”的原因。不管中国古代的宗庙也好、明堂也好、帝王墓葬也好，它们之所以要作“亚形”，就是为了把浩渺无垠的大地，缩而小之，以建筑的本身体现出整个宇宙来，把自己位于宇宙之中心，以取得“接近、最终与神灵世界达到和谐”的目的。根据墨西哥奥尔美克的兽形刻象，那就是在方形的宗庙、明堂　的四角，各种上一棵树，造成凹入的角隅，造成“亚形”的建制。为什么　殷人要在宗斋、明堂的四角，各种上一株树呢？爱利达认为许多的古代民族都把高山（或巨树）看作“是从地界入天堂的进口”，殷人也是如此。这样一来，方形的宗庙、明堂、木室的祖考的灵魂，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可以借助树木登天入地。这就是殷代的宗庙、明堂、帝王墓葬的木室，都呈“亚形”的原因。遗憾的是在安阳殷墟，地面上的宗庙、明堂已无迹可寻。房子是什么样子，四角是不是各种有一棵树，也不得知。础石的安排形式，可以断定房屋的形状。但从专家发掘的结果来看，小屯房屋基址上，础石完整的也很少。只有乙七基址，据专家考据，可能是宗庙遗址。但它的四角有无树木，也无从判断。但殷代的宗庙、明堂建筑，是不是呈“亚形”？高去寻先生在他的《殷代大墓　的木室及其涵义的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文里，却引用了1956年－－1957年在汉代长安城南发掘的一个汉代明堂建筑，它的平面也作“亚形”。从而高先生说“汉代去未远，对古代明堂形制，还多少有些了解”。从而推断殷代的宗庙。明堂也必作“亚形”的。如今我们从在墨西哥发现的奥尔美克文化的兽形刻象及安阳殷墟西北冈殷大墓的亚形墓坑及木室，也完全可以推断殷代的明堂、宗庙也是作“亚形”的。而且从墨西哥的兽形刻象，在“亚形”口的四角各植有一树。因而，即使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还没有发现四角凹入的宗庙遗址，但我们仍然应该相信殷代的明堂。宗庙的四角，因各植有一棵树而成为“亚形”的。

         选自——田涛《纣都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