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今古》90年2期“姓源考”一栏刊有何兆麟同志的《邓氏 家族的根在新野》一文，该文的目的在考证邓氏家族的“根”不在邓州实在新野。但从该文对邓氏家族渊源的介绍上，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十分宝贵的资料信息。《邓氏 家谱》目前只有两本；一本是河南省新野县档案馆保存的《邓氏 家谱》；一本是马来西亚华裔邓威先生回国寻根问祖带来的《邓氏家谱》。诚如作者所说，这两本《家谱》，“不仅相似，而且同源”。新野县的《邓氏家谱》称：“殷丁封叔父于河南为邓国，后因以为氏”。马来西亚的《邓氏家谱》，诚如作者所说，这两本《家谱》，“不仅相似，而且 同源”。新野县的《邓氏家谱》称：“殷丁封叔父于河南为邓国，后因以为氏”。马来西亚的《邓氏家谱》说：“邓氏家族的太始祖是商王武丁的季父曼公德阳，被武丁封为邓侯，后商王赐予曼公为邓姓”。经查证落实，《邓氏家谱》所载的人和事，与《嘉靖邓州志》的记载，和邓州现存的文物，完全相符。汉王符的《潜夫论》，在《志氏姓》篇中也说：“曼姓封于邓”。谢钧祥同志的《姓氏浅谈》“姓氏寻根24”《邓氏祖根在邓州》也说：“……至商朝时，高宗武丁灭口掉姒姓邓国，封其叔父于邓国曼地，赐姓曼氏，建立侯爵邓国。公元前678年，曼姓邓国被楚文王灭掉，其子孙以国名为氏，姓邓”（见《河南电视报》）。从而说明《邓氏家谱》的资料是翔实可靠的。两本《邓氏家谱》，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但它们都说邓氏家族的太始祖是殷王武丁的叔父，即被武丁封到邓国的邓侯曼氏。武丁封曼氏于邓的事实，为我们研究殷商史，有关盘庚迁殷不是北蒙而为西亳偃师，提供了新的佐证。
    自从《竹书》出土，《竹书》所载“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及其注语“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一段话，使不少学者认为“盘庚徙殷”徙的是北蒙即今河南安阳殷墟。并且认为安阳殷墟自盘庚建都直到纣亡，二百七十三年，一直是殷都，再没迁过都。但历史的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从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不仅十五万片甲骨文中见不到盘庚的甲文，而且在发掘的十三座大墓中，也没有发现盘庚的墓葬。可见“盘庚徙殷”的“殷”不是北蒙。那么“盘庚徙殷”的“殷”，究在何处？  司马迁的《史记》及其《注》本，对此作有清楚的说明。《史记·殷本纪》说：“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殷道复兴”（P102）。关于“治亳”，《史记·集解》曾引郑玄的话解释说“治于亳之殷地”，并说“商家自此徙，而改号曰殷亳”。对“亳之殷地”，《集解》又引皇甫谧的话说“今偃师是也”。《史记·正义》在释“五迁”时也说“盘庚渡河，南居西亳”（均见《史记》P102）。《史记》及其《注》本的说明，可证“盘庚徙殷”的“殷”不是北蒙，而是西亳偃师。“盘庚徙殷”的“殷”为西亳偃师，不仅有史料作证，而且豫西考古的发现，也可以作证。彭金器、晓田二同志于1984年写的《试论河南偃师商城》一文，不仅论述了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而且还论及盘庚迁都西亳的事。他们说：“偃师商城并不是一个时期的建筑，……是筑成修补又重新使用。……对偃师古城进行重修并再次设都于此的……应是盘庚”（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文集》P.414－514）。他们并对这个发现进行了论述，最后说：“既然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和地下发掘资料都表明盘没有把都城迁到安阳小屯，那么，他把都城迁到哪去了？我们认为盘庚把都城　迁到河南偃师。新近发现的偃师商城曾于二里岗上层时期进行过修补，而恰恰就在这个时期盘庚‘复居成汤之故居……治亳，行汤这政’，故推测，偃师古城的第二次修筑很可能是盘庚时期所为”  （P.417）。肯定了盘庚迁的是西亳偃师。
    如今两本《邓氏家谱》对邓氏太始祖的叙述了，也证明“盘庚徙殷”的“殷”是西亳偃师，而不是北蒙。如果当时殷都不在偃师而在北蒙，北蒙距邓国一千多里，武丁绝为会把一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叔父，封到千国之外的邓国去。那么当时的殷都是不是还在西亳？考盘庚迁殷，历小辛、小乙，直到武丁三年尚在西亳。试证诸武丁求贤的故事。《史记·殷本纪》说，武丁即位，三年不语，夜梦圣人，后于傅险得傅说，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关于傅险的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傅险）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 "(《史记》P·103）。武丁尚商都西亳的事，还可以证诸《国语·楚语》，白公子张谏楚灵王的话（见《国语》P·545）。从而可证武丁即位后到武丁三年，仍都西亳偃师。武丁五十年，才离开西亳徙朝歌。那么武丁刲其叔父于邓的时间，必在武丁三年后，徙朝歌前，所以，我们从武丁封其叔父邓的事实，可证“盘庚迁殷”，迁的是西亳。果如《竹书》所说，盘庚迁殷为今安阳殷墟，武丁决不可能在陕州河北县的傅险找到傅说。所以，从《邓氏家谱》的记载，为盘庚迁殷为今偃师，提供了新的佐证。
    《邓氏家谱》的记载，还可以说明下列问题：
     一、从新野县《邓氏家谱》称武丁为“殷丁”一例，可为盘庚迁“殷”后，把国号“商”改为“殷”，找到事实的证据。
    二、从武丁封叔父于邓的事实，可以证明商代确有“封建制”。逆而推之，有“封建制”则有“嫡庶制”；有“嫡庶制”则有“传子之制”。商代之“封建制”，当不自武丁始。那么“传子之制”，亦不自周始。王国维说“殷以前无嫡庶之别”，“舍弟　传子之法，实自周始”（《观林堂集·殷周制度论》）的说法，是不足信的。我们认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办法，是在特殊情况下实行的一种辅助性措施，而嫡子继统，才是一种根本制度。试看“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争相代立”（《史记·殷本纪》），终于酿成“九世之乱”的事实，便说明改变这种制度是行不通的。它必然导致政权的不稳定，导致“诸侯莫朝”（《史记》P·101）的严重政治性恶果。随着商朝宗法制度的日见完善，这种“兄终弟及”的继统办法，便逐渐被废除，而嫡子继统制度终于成为正规。据说武丁时已设有“太子”。到禀辛、康丁以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都是父死子继。到帝乙原想立和微子启为太子，以母贱，不得嗣，终于立了帝辛的事实，也可以作为证明。
     三、从武丁刲其叔封于邓，赐姓曼氏的事实，可证至迟在武丁，已实行“赐姓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殷亡以后，“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殷周制度论》）的原故。
所以，从《邓氏家谱》所载武丁封其叔父于邓的事实，不仅证明盘庚迁殷为今偃师，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研究商史的某些问题，也提供了新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