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地望今何处

    “牧野之战”古籍多有记载 。《诗·大雅·大明》第七章、第八章即歌咏了牧野战争。诗人以形象的语言，再现了“牧野之战”的壮阔情景。从诗句“牧野洋洋”，使我们想象到当年“牧野”战场的开阔浩渺；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檀车煌煌，驷 彭彭”使我们想见到当年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据说纣旅有七十多万；而周师联军也有三十多万。那么这样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究竟在何处进行，所谓“牧野之战”的“牧野”，其地望又在今何处？历来学者对此说法并不一致。下面我们先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说法：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说：“牧野在‘河南汲县’”（1949年版，P131）。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并说“距朝歌只差七十里”（1976年版，P220）。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却说“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北”（1979年版，P32）。总起来说，关于“牧野”的位置，一说即汲县，一说在汲县北，一说在淇县南七十里。当然，他们的说法，都各有所据。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郑玄对“牧野”的解释说：“牧野，纣南郊地名也”（P109）。《尚书·周书》《正义》引孔安国对“牧”的解释说：“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按《周书·正义》所说的“牧”可能说是郑玄所说的“牧野”。《周书》对“牧”的注疏也说：“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战在平野，故言野耳”。查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在今河南淇县南的“牧”地，便标有“牧野”二字。而此地也正位于河南汲县北。这大概就是《中国史纲要》所说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北”的根据。对《纲要》的这一说法，我们是有异议的。按《周书·正义》所说“牧野”即“牧”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郑玄所说，“牧野，纣南郊地名也”未必即指“牧”而言；而孔传的“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未必即言牧野。因为“牧野”为“牧”之野，古人多有言及。“牧野”与“牧”是两个不同的地名。而《周书·正义》却把“牧”和“牧野”捏在一块，得出“牧”即“牧野”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也显然是不当的。此理由 一也。再说殷纣是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他是懂得如何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他决不会待敌人进据王都三十里的“牧”地后才“仓惶应战”。此理由二也。再说位于朝歌南三十里的“牧”地，正是“据皋泽”地带，是不利于战车驰骋的。武王也决不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地带去和殷纣的军队进行决。此理由三也。所以，“牧野”是在“今河南汲县北”的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的。
    《中国史稿》说“牧野”在河南省 淇县南七十里的地方，这个说法也是有根据的。据《尚书·周书》疏曰：“皇甫谧云：（牧进驻）在朝歌南七十里“。宋朱熹《诗集传》也说：“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中华书局1985年，P178）。但也有说七十三里的，如《括地志》说：“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古城是也”。又说：“卫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乃筑此城”。可知卫州城居牧野之地，那么当年的“卫州城该是现在的什么地方？据《资治通鉴》“卫州”注：“（卫州）汉汲县地。东魏立义州，后周改卫州，治汲”。宗白曰：“其州城，隋以前谓之陈城”。《郡周县道记》云：“武王伐纣于此列陈，因名”（P5868）。根据《资治通鉴》对“卫州”的注释，我们知道“卫州”即汉之汲县，隋前又叫陈城。那么“汉之汲县”又是现在的什么地方？据》汲县志》“汲城”条载：“（汲城）在城（原汲县城，又今之卫辉市）西南二十五里。《秦纪》庄襄王三年，蒙 攻魏汲拔之。又始皇七年， 还攻汲是也。汉为汲县治，后汉崔锾筑汲城于此，今遗址尚存。……《通典》曰：汲郡，古牧野也”（P69）。从而可知，今河南汲县之汲城，即战国时魏之汲邑，汉为汲县始，原古牧野之地。《中国中稿》所说的“牧野”就应即指汲城而言。按汲城距东北之朝歌故城，计之道理，也正是七十多时。如谓“牧野”为今汲县，则距朝歌故城才五十里耳。牧野为汲城而非今之汲县，还可以下列理由证之。一、据《荀子·儒郊》篇：“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P90）。按百泉距汲县五十五里，其中三十多里，皆为坎坷狭窄的山道，路极难行。周师联军计兵车四千乘（见《史记·周本纪》P123），即以零时由百泉向汲县进发，于“厌旦”也难达于汲县。二、据《汲县志》“望火台”条说：“纣王于汲县城西黄土冈上筑望火台，夜望周师（P69）”。如所记属实，则“牧野”乃位于今汲县城西南二十五里的汲城。再据《汲县志》“艺文”条所载王恽的《汲城怀古》有“尚父祠荒草满扉”之句，刘咸的《汲城怀古》有“太公台畔明月多”之句，也可证汲城为古牧野地。王恽是元朝汲人，对家乡的史迹是熟悉的。刘咸是明朝人，可证直到明朝在汲城还有“尚父祠”、“太公台”等吕尚遗迹。证之《汲县志》也说在汲城内有“尚父祠”；又说汲城南陵西社有“太公台”，相传是武王筑此台拜太公为尚父之处。
    关于“牧野”地望，除上述三个说法外，看来还应该提一提原开封师范学院孙作云教授的说法。他在《殷周之际的牧野大战的牧野在哪里》（见1968年8、9合刊《历史教学》）一文里提出牧野大战的牧野在今新乡师院（今河南师范大学，下同）的牧野村。陈昌远先生在《以“利簋”说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一文里也同意此说，并说：“其实，上说早在明正德《新乡县志》中就已指出：‘牧野在县东北三里，昔武王伐纣之处’。清人重修的《新乡县志》也说‘牧野在县东北八里，即古牧野，昔武王伐纣陈师之地，今太公庙尚存’”（见1980·4《河南师大学报》P34）。大概陈先生之所以同意孙作云教授关于牧野地望的说法怕主要是看到《新乡县志》有记载的原故吧！原来孙作云先生经过一番考察而肯定的“牧野”地望，其实早在明正德年间的《新乡县志》即已指出过。但陈先生所引证明、清《新乡县志》的材料，对“牧野”地望，一说“在县东北三里”，一说“在县东北八里”，方位相同，而地望距离相差五里，难道新乡县东北的牧村有两个？且陈先生所引乾隆版《新乡县志》说：“今太公庙尚存”，但说牧村有太公庙遗址，并无旁证材料。而庙址在汲县汲城原南陵西社的太公庙，不仅载诸《汲县志》，且有诗句为证。所以说“牧野大战” 的“牧野”，地望为今新乡师院的牧野村，于证似嫌未足。且武王伐纣，武王的军队，走出太行山口，抵达今汲城，天已“厌旦”。汲城位于今汲县之西南，而纣都位于汲城之东北，汲城正是北伐纣都的好起点，武王选择在汲城安营扎寨是明智的。武王不可能选在牧村安营扎寨，那样不仅路途迂远，而且时间也不允许。因之古之牧野，只能在汲城，而不可能在牧村。
    此外，还应提到85年《中州今古》第四期所刊范毓周同志的《“牧野”考》。范毓周同志的文章也认为“牧野”地望是“今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不过他认为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古为牧邑，“而武王伐纣，誓师及陈兵之处的牧野，则为牧邑之郊野，约在今新乡以北靠近淇县附近的一个比较开阔的地带”（P43）。这即是说，“牧野之战”不是在牧村（牧野村）展开的，而是在牧野村以北靠近淇县附近展开的。换句话说，牧野乃牧村（牧邑）之郊野，这一点又和孙作云教授的说法是不同的。但范先生这样说，岂不是和他所引乾隆十二年所修《新乡县志》的材料相矛盾？而且范同志还说：“虽然修志人也把”牧野“当作一个地名，但毕竟指出了它的确切地望”。范同志所说的“确切地望”不外指“牧野”（牧村）的“确切地望”。但牧村，其实在新乡县东北三里，而不是八里。何况明正德年间所修的《新乡县志》所说“牧村”乃古牧野之地，是武王伐纣陈兵之地，与范先生所言“牧野”概念乃抵牾不合，自相矛盾。范同志说“‘牧野’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地名”（P41），而范先生引文却正是把“牧野”作为一个确定的地名的；范同志说：“‘牧野’也不是泛指由近及远的统名”（P41），而范同志本人对“牧野”的解释，正是把它当作一个统名解释的。再说新乡县设县较晚，如距新乡县三里的地方，确有古牧邑，一般情况，县治应设在“牧邑”，而不会别设在新乡。再说范同志所说的“牧村”，是否即武丁时期的“牧国”？周初时期的“牧 ”？王质所说的“牧邑”，我们认为也还有待于考证。何况“牧村”在殷商时期究竟有无其地，即有但是否即“牧邑”，我们认为也还有待于考证。如果今之牧村不为殷商时期的牧邑，又何言“牧邑之郊野”？牧村古为牧邑，未见史籍有记载，而朝歌南三十里的“牧”邑，则是载诸史籍的。  殷商交战地在“牧”之野，故史称“牧野之战”。“牧野”的空域，据《水经注·清水》条载：“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概指今淇县南至卫河上游一带开阔地。但后来习惯把殷、周交战功的中心地点称为“牧野”。这个地方如前文所论述应为汲县西南二十五里的汲城村。所谓“牧野之战”，便是在以汲城为中心一带开阔地展开的。由于“牧野之战”的特点，战争的风尘；怕连牧村也未波及。而汲城村应为周师夜宿及陈兵之处。 这不仅开诸史籍，也载诸地方志。并有当年战争遗迹，传说可作证明，而牧村则於焉无证。而且把牧野古战场说是在今新乡牧村靠近淇县一带开阔地更是说不通的。因为史称的“牧野”是!
    指纣都近郊三十里“牧”邑之郊野，方位在纣都之南，而范同志所说的“牧野”及牧村这郊野，方位在今牧村之北。与古“郊”、“野”的说法也是相悖的。因之，范同志的说法，我闪也是不敢苟同的。
    从上述材料分析，“牧野”地望既不在距纣都朝歌三十里的“牧”地，也不在距朝歌五十里的汲县，更不在今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村，尤其不在今新乡师院所在地牧村之北靠近淇县一带，而应在今淇县南距朝歌故城七十三里的古卫州城，即今汲县西南二十五里的汲城村。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正是在汲城一带地方展开的。“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史记·周本纪》P124）。纣师败绩，纣王被擒，“牧野之战”，便这样结束了。

选自——田涛《纣都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