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论稿》节选

徐中舒

     周公成王东征 　　 

   周公成王东征，把殷代的奴隶社会变成了封建社会，这是关键性的事。武王克商以后，周的势力达到了边疆，虽当时已具备封建的条件，但还未完全实行分封的建侯制。所以，周公对殷人的残余势力，作了一系列的斗争，才把商彻底解决。武王克商，二年而崩，周的统治还未巩固。成王即位，周公摄政。《尚书》说管叔、蔡叔恐惧造谣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故与武庚联合叛周，《尚书·大诰》即征伐武庚时告周人之语。这在周朝是很大的变动，有的说管叔是周公之兄，要是兄终弟及，“他也有可能继承作王。另外，武庚也有手腕，他能挑拨周朝内部造成分裂。因此，周公避流言，《尚书》说“周公居东二年（《左传》说周公曾去楚）”，后来成王感悟，迎回周公，内部团结起来，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灭管、蔡、武庚。殷之余民，由微子启领导退到宋，承认周为领导的政权，其余抵抗得厉害的，封康叔于卫，住殷墟，迁殷顽民于成周（洛邑），分一部分殷民与鲁，一部分与卫，箕子到朝鲜也带走了一部分，这是几个主要的分支。这样，周统治了整个黄河流域，乃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七年天下大定而后还政成王。《洛诰》说“朕复子明辟”，就是周公恢复成王的君位。又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可见周公摄政七年之说不误。《尚书大传》把周公事迹分七年叙述：“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古代都是以事纪年，所以一年分配一件事。这里说周公的事中，最重要的是克殷和践奄（鲁又称弇中）。孟子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孟子·滕文公》）。可见在成王时期，周的势力更不断向海边发展，建侯卫就是在这一段时期的事，齐、鲁、晋等之封，俱应在此时。建侯、建卫是两件事，即把指定服役制改成封建等级制，改成分封制度。

    殷代的灭亡及其部族迁徙

　　殷代统治者存在着部族组织，是很明显的。《周本纪》云：“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名民就是氏族长，可见殷代是一直存在部族的。希腊罗马的氏族组织，分为部族、胞族、氏族。殷代也是这样，大约分为三个大部族，一部族有十二胞族，每一胞族有十氏族，共合三百六十氏族。正因为它是氏族状态，所以殷灭亡以后，部族是极易迁徙逃亡的。《辽史》云，辽亡，耶律大石建西辽，有九十多年之久，辽是依靠部族在千里外建立统治的。最初，辽代灭渤海，渤海之原有部族组织，八个猛安率众投降金。又《金史》云奚军，即奚部族。辽代遥辇氏之后为九猛安。这些都是部族组织。据《辽史·逆臣传》言，辽代之亡，原因在于部族之解体：“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岂不以为帝王久长万世之计哉。及夫肆叛逆，致乱亡，皆是人也”。就是指部族之解体，不能抵抗金人，正如殷人部族解体，不能抵抗周人一样。《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室把殷民六族分给鲁，七族分给卫，迁殷顽民于成周，大概是抵抗最力的部族。这些都是周室完全征服的。《史记·宋世家》称，微子降周后，周公封微子于宋，以统率殷人居之于商丘，颇受殷人爱戴。这是殷人的一些部族。另外是箕子带到朝鲜去的一些部族，箕子承认了周，故《洪范》云：“王访于箕子”。《宋世家》云：“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汉书》和《后汉书》对箕子封于朝鲜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从记载中看出来，朝鲜文化与殷墟文化及儒家学说是很相近的。例如：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这是原始的情况。其后与中国接触久，“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北史》、《魏书》、《新、旧唐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周公东征，《孟子·滕文公》云：“灭国者五十，至于海隅，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吕氏春秋·古乐》篇云二：“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可见殷人是使用象的。东征的主要对象是奄、徐等国。《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左传·昭公元年》说“周有徐奄”为叛国。奄在东方是重要的地方，后来就建立鲁国。其次是徐（淮夷），后来周与淮夷仍不断斗争，《大雅》的《江汉》、《常武》中有明确的记载。

    武王克商

　　文王时代虽有很大发展，但并未同殷商正面冲突，《左传》说是“唯知时也”，大约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武王伐商则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未改元，此为文王受命的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都是表示伐商为继承文王遗志，并非自作主张。周军渡河之后，见殷内部尚无间隙可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武王不敢轻举妄动，又退兵回来了。后二年，听到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于是武王又率大军东伐，以十一年二月甲子朝到达商郊牧野。武王一直继承文王的年数，这也说明周人称王改元是从文王开始的。后来清人在入关前即已改国号、称帝、纪年，入关后仍继续从前的年数，约略相同。

　　殷纣王在位多年，内部矛盾发展了，《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太誓》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主要矛盾是，纣王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收容叛逃，损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权益。《左传·昭公七年》载：“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这个“夫”就是“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史记·周本记》）之“夫”的氏族长。他们的下属叛逃被纣王所收容，其多如鱼之聚于渊薮，所以引起他们决死斗争。这件事《书·牧誓》讲得更清楚：“今商王受（受乃纣王本名，金文作受，经典文献多讹作纣）……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大约是殷商王畿生产发展较高，对奴隶要宽松些，故四方的奴隶往王畿逃亡，纣王又加以提拔重用，使他们凌驾于其旧主那些氏族长之上。百姓则旧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长。殷纣王疏远自己的王族亲属，以致引起本族权贵的离心，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周人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左传·昭公七年》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即对奴隶逃亡实行大搜捕，以此争取广大奴隶主的支持拥护，因而取得天下。

　　周军到达牧野，纣王发大兵抗击。《诗·大雅·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可见约王军队数量还是很多的，但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周本纪》）。这说明大战的胜负并非取决于武力搏斗，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政治因素。后来辽王朝受到金人攻击时，也是由于部族内部崩溃而失败的。

　　《史记·周本纪》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大明》也说：“会朝清明”，即牧野之战是甲子日早上进行的。现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也提供了佐证。近年发现的利簋铭文记载：“珷克商。唯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阑▲，易（锡）又（右）史利金。”此铭以武王克商总挈全文。岁是岁星，祭祀岁星亦曰岁。“岁则克”是右史利的建议，闻是上闻于武王。武王采纳了右史利的建议，因而就在祭岁星的早上（夙）便占有了商王朝。辛未是甲子后的第八日。阑▲地在管，阑、管古元部字，故得相通。管在今河南郑州，后来三监中的管叔即驻此监殷。右史利可能是古代的占星师，由于他的建议而获胜，所以武王赏之以金（即铸簋用的青铜）。《荀子·儒效》称，武王伐商，“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周军的武土既无功赏可叙，而这位占星师右史利却得到赏金，把功绩归于占星师，则周人胜殷是由于殷军的倒戈，也不辨自明。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曾封许多先代古老民族之后为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些本是早就存在的古国，对周表示服以，周也就承认他们的原有地位，可以理解为武王所封。其中如陈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胡公即阏父之子，陈国始祖。其他各封国，情况当亦大致相似。但是，《周本纪》接着又说：“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这些说法却不可靠。牧野之战取胜既来自殷人倒戈，殷人实力便无重大损失，其主力“三百六十夫”还是完整的，纣王之子武庚仍继位统治殷商王畿故地。《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这是所谓三监，周只是派人监督，并未完全占领。王子禄父即武庚，铜器铭文有《录伯◆簋》，西周时录尚为国名。武庚继纣为王大约改殷为录，故旧史称之为禄父。既然殷人还盘据故土，周人就不能越过殷商而在其东边封建诸侯如齐鲁等国。这要在武庚、三监以及徐淮夷等起来叛乱，周公东征打垮了他们之后，才有可能建立齐鲁等封国，《史记》是误把后来的事情提前了，时间错误就同当时形势合不起来。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克商之后，“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可见武王灭商之后，仍还夜不安枕，说明殷商势力犹盛。经过劳心焦思，武王决定“营周居于雒邑”，即在雒邑兴建据点，驻守重兵以控御东方。这的确是一件有力的措施，但也是在周公东征之后才完成的。所以，终武王之世，殷人并未被彻底征服，形势是严峻的。

     周公东征
　　

《史记·封禅书》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其子成王继位，年少，其弟周公旦摄政称王，这便引起了周王朝内部的矛盾。《书·金縢》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对周公的攻击也是有原故的。嫡长继承制在周代只是一种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当初王季历以幼子继位为君，这便是古代村社共同体的习惯法：儿子长成以后，皆次第离开自己的家庭，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只有幼子与父母同居，继承祖业。殷商的氏族制，兄弟在一起共同生产，共同作战，也自然形成一种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管叔习闻殷代故事，他又是周公之兄，继承君位应当是他而不是成王，退一步说成王继位，摄政的也应当是他而不是周公。周公辅成王而自行摄政称王，这和清初多尔衮拥立幼君福临而自称摄政王，先后如出一辙。这都是建国初期国家体制未定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斗争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左传·定公四年》称：“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管叔等为了反对周公不惜和从前的敌人殷商勾结起来。《尚书大传》卷四载：“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亡国之后随时图谋恢复的武庚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良机，于是管叔、蔡叔、武庚同东方的徐、奄、淮夷诸族群起反周。这时周王室内部也不尽一致，周公地位难处，《书·金縢》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叛乱初起时，周公避谗居东，担负讨伐重任的则是召公。铜器《太保簋》铭文称：“王伐录子●。■（同徂，今也）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武庚又称禄父，●可能即其名之一。此铭文反映了太保召公征讨叛乱的情况。《逸周书·作雒》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史记·周本纪》也记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周公、召公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同时担负重任，旧文献和地下新史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周公居东时，传说还曾去过楚国。《史记·蒙恬传》称：“昔周成王初立，……周公旦负王以朗，卒定天下。……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这里讲述周初史事虽有误，但提出周公曾奔楚。《左传·昭公七年》记鲁昭公将去朝见楚王，“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祖是古代出行时的祖祭，鲁襄公第一次去楚国时，是梦见周公祭神引导的。现在昭公第一次去楚国，便梦见襄公祭神引导。梓慎认为昭公未梦见周公祖，可能不会去楚国；子服惠伯认为襄公既在周公祭神引导下去过楚国，正好由他来祭神引导昭公，所以昭公肯定要去楚国，事实上昭公接着就去了楚，这说明鲁国相传也认为周公曾去过楚国。从周初情势来看，周公去楚国大约是说服楚人不要参加武庚的叛乱活动。

　　武庚败灭之后，殷东徐奄以及淮夷尚继续与周为敌，周公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始告平定。《诗·豳风·破斧》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铜器《班簋》铭文云：“咸王令毛公以邦家君土（徒）御或人伐东或（国），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同庇，保护也）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城卫父身。’三年静东或。”此铭以咸王与王并称，咸王即周公，王即周成王。他们都关心主帅毛父的安全，分命吴伯、吕伯左右保护毛父。”“令曰”也是成王命▲和◆两人之词，◆后蒙上文省今曰二字，分别命令他们随从毛父出征和护卫毛父。▲是周军中一员战将，有关他的铜器不少。毛公当即毛叔郑，他是文王子、周公弟，对他的安全保卫，咸王和王都用命令规定下来。▼人不详，字从十，或为什长的专名。“咸王”见于金文中共有四器，从前都把咸字属上读，不成文，咸王应是周公摄政称王时的名号。钢器《般甗》铭文云：“王俎（同徂，往也）夷方，无瞀（病也），咸王赏作册般贝。”此铭也是王与咸王并称，夷方即东国叛乱地区。周公东征期间，成王也曾到过奄国，《书·多方》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此铭所记，当是周公先已在奄，其后作册般随侍成王安全到达，故周公奖赏作册般以贝。

　　周公摄政称王在文献上也有确切明证，如《书·康诰》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当时武王已去世，若是成王则应称康叔封为叔父、称文王为祖父；这位称康叔封为弟、称文王为父的王，就只能是周公了。咸王是周公摄政时的名称，唯见于金文，这是旧文献中久已遗忘的史实。

　　周公东征是周王朝一件大事，奠定了周王朝一代规模。《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指奄君薄姑），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荀子·儒效》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周公东征才彻底摧毁了殷商的统治，也才为周初大分封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齐、鲁、卫等东方大国，必然是在东征之后方能建立。《左传·定公四年》记述鲁卫之封即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并称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等，而且鲁国就是建立在奄国故地，卫国建立在殷虚，这绝不能是武王时代的事情。

　　东征之役似不限于东方，还曾打到江南，引起了殷周之际的民族大迁徙。奄君薄姑率其部族北迁为夫余（说详下）。其南迁者，《吕氏春秋·古乐》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入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古代黄河流域广大平原地区森林茂密，气候温暖，还能适宜于象的生存，所以甲骨文有获象的记载（《前》3·31．3·），古文字“为”作●，即象征以爪牵象为人服役的形状。陈国妫姓，妫从为，他们可能就是服象的民族。陈在河南南部，河南古称豫州。豫即象、邑二字合文（战国时两足布中邑皆作◣，予即邑字之讹）。古代产象之地称为豫州，这和秦汉时代在产象的地方设立象郡，是同样的道理。殷周之际，可能有一些服象的民族迁到了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