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都朝歌》序

李学勤

    纣都朝歌，即今河南淇县境，在历史上本来是一种公认的说法，但自安阳殷墟发现之后，渐为学术界所放弃。大家所釆取的，是古本《竹书纪年》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徙都之说。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不断发展，收获丰富宏大，使《竹书纪年》的记载更为人们所遵信。不过，在学者间还是有坚持纣都朝歌之说的，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郭沬若先生，他暮年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仍然主张纣都在于朝歌。他十分关心安阳殷墟甲骨文到底有没有纣时的卜辞，也与此有关。

    为什么少数学者一直力主纣都朝歌之说呢？这绝不是囿于传统的成见，而是由于这一说法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依据。即使完全撇开汉以后的记述，还是可以找出论证的线索。

      《左传》定公四年载卫祝佗述卫国初封，"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史记·卫康叔世家》则云周公“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所谓“殷墟”、“商墟”，指商朝的旧都。《卫世家》前文说:“武王已克殷，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可知纣都即武庚所居，康叔所封，其地在河、淇之间，这与朝歌位置相符。《逸周书.作雒》也说“俾康叔宅于殷″，“殷”即上述“殷墟”，不烦多说。

     《卫世家》又提到，周公告康叔以纣之所以亡，“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即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此本于《尚书序》。《酒诰》篇首云:“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传言:“周公以成王命诰康叔，顺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于妹国。妹，地名，纣所都朝歌以北是。”篇中还有“妹土嗣尔服肱纯”等语。妹，《诗丶桑中》作沬，如其首章为“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毛传云:"沬，卫邑。”郑《笺》进一步解释为“卫之都”。这同样证明康叔所封的纣之故都是在淇水之滨。

     《桑中》在《诗》中列于《鄘风》。郑玄《诗谱》说明邶、鄘、卫的由来，“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至杀武庚，伐三监以后，“更于此三国诸候，以殷余民封康叔于卫，使为之长。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鄘》其实也是卫国的诗。

      康叔封在沬，有当时的青铜器铭文为证。1931年，从河南浚县的卫国墓地出土的一组沬司徒的器物，其中铭文最长的一件簋，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文字是:"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沬司徒囗囗鄙，作厥考彝。  。”“王”，指成王，周公奉成王之命讨伐武庚，武庚所处乃商朝故都，故称商邑。"鄙”，杨树达先生指出训为“国”，命康叔国于卫即封康叔。沬司徒是国都的职官，参预其事，同文献记载完全契合。

      凡此说明，《汉书.地理志》所言:"朝歌，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并非无根之谈。

      问题是，文献只是一重要证据，还需要有考古学的证据来对照证实。只有在淇县一带找到足够规模的商末遗址和西周遗址，才能对纣都朝歌和康叔受封的记载作出肯定的判断。近年淇县曾发现一些商代遗址,出土了相当精美的商青铜器，然而与都邑相称的遗址仍未发现。总的说来，这里的田野工作尚待开展，看来当前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历史上存在的纣都朝歌之说需要给予满意的解释，即使否定，也得提出产生这种说法的理由。

       田涛同志在淇县任教多年，对当地文物古迹非常熟悉，撰有《谈朝歌为殷纣帝都》等论文多篇，对有关问题作了仔细的探讨。我在安阳、淇县都曾和他晤谈，得以了解他的学术观点。现在他的新著撰成，在争鸣中成一家言，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说明纣都问题讨论的原委。我想就借用他《谈朝歌为殷纣帝都》文末的话来结束这篇小序:"从历史实际出发，把地下发掘与史料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允当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李学勤   

一九九一月七月于北京

     ------（此文为李学勤先生为《纣都朝歌》（田涛著）一书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