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后期迁都朝歌殷墟试探

王  健

    盘庚迁殷以后商代都城基本稳定，地望比较清楚，从讨论的情况看，大致有下面三种意见：

   1、以《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为依据，，结合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其他考古材料，肯定安阳小屯是商代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的国都。①

  2、安阳是盘庚迁殷之都，但到帝乙、帝辛时又将都城迁往朝歌殷墟。⑨

   3．否认安阳是盘庚所迁之殷，即“安阳殷墟非殷都”，盘庚迁都于黄河以南的西亳（今偃师），但又推测移武丁至帝辛的都城一定还在安阳周围，有可能是在淇县朝歌。“安阳小屯很可能是武丁才开始建立的”。⑨

   对第三种观点，我们不赞同。经过几十年来考古与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安阳小屯为殷墟即商代都城的结论不能推翻，但所提的淇县朝耿的地位也应重视。本文着重讨论前两说，综观二说争论的焦点则在于帝乙，帝辛时期是否从安阳迁都朝歌。笔者赞同迁都说，但推断迁都时间是帝辛后期。

   一，从文献，考古材料确定帝辛后期迁都朝歌殷墟。

先看文献，

   产生是否迁都的分歧，主要是由于文献记载的阙漏与矛盾，故应对有关文献进行认真研究。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  《括地志》云：……《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或称殷墟，其地望史家早有考证，陈梦家先生综合前人的成果指出：在今天的河南北部有两个殷墟。

   第一个殷墟在今安阳小屯。

   《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集解》：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是旧殷虚，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索隐》：“按：《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虚，南去邺州三十里’，是殷虚南旧地名号北蒙也。”另外，《史记·殷本纪·正义》 《水经·洹水注》《尚书·盘庚序·正义》等文献均有相同记载。陈氏遂指出：“凡此晋以后至唐诸书所记的洹水上的殷虚，在鄴之南三十里，朝歌之北百五十里，洹水南岸三里，当安阳城西北，恰好就是今天的小屯。诸书所说在‘殷虚’之前冠以‘洹水南’‘旧’‘北蒙’皆是用以区别朝歌的殷虚。”④

   第二个殷虚即是淇县朝歌。

  《左传·定公四年》：“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杜注：“殷墟，朝歌也。”

  《史记·卫世家》：“以武庚殷余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商虚。”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是也刀。

   准此，自盘庚迂殷到帝辛灭亡，河南北部有两个殷墟：盘庚迁殷之安阳殷墟，帝辛所都之朝歌殷墟。

   这一结论显然同《竹书纪年》的“更不徙都”相悖。二说的分歧就在这里。

   持翻更不徙都”说者认为，盘庚迁殷后商都一直未迁，不仅有《竹书纪年》，为依据，更有考古印证。关于朝歌的地位，他们用《竹书纪年》下面的一段话“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来否定《史记》等文献中的“商国力、  “商”、  “词内殷墟”是朝歌殷墟，  “朝歌地处殷郊”，是安阳殷墟郊内的离宫别馆。⑤一言以蔽之，今河南北部只有一个殷墟——安隅殷墟。

   “迁都朝歌”说者则结合其他文献认为，商末都城一定迁往朝歌，否则史家也不会明知有安阳殷墟却又无中生出一个朝歌殷墟。但是他们无法解释《竹书纪年》的“更不徙都”。

   陈梦家先生是持“更不徙都”说的，但他又承认朝歌为殷墟，为了自圆其说，他赞同郭老在《卜辞通纂》后记中的见解，即《正义》引《竹书纪年》  “更不徒都抄以下的话是《正义》作者张守节加的按语。  “我们觉得张守节的案语是有根据的，殷末都邑很大，朝歌是殷末纣，周初武庚所在的地方，所以周武王，周公先后两次所伐的都是朝歌的商邑汀。⑥陈氏用殷末都邑很大，将朝歌并入安阳殷墟，以反对郭老的帝乙迁其政治中心于朝歌的观点，’这实际上也不能调和两个殷墟的矛盾。商王国在政治地理结构上，分为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和诸侯所治理的封国两部分。杨升南先生指出：  卜辞称王畿为“商”、  “中商汀、中土等，即指商王国的中心部分（王畿）。  “商”这个称呼，过去认为仅指王国的首都（即今之安阳小屯），其实是不确切的，商不是一个小范围的地域，  “商”，应是指一个较大的范围，即商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⑦

   笔者以为，  “商”既可指国都，如“大邑商”，也可以指商王畿。安阳殷墟史载距朝歌百五十余里，不可能扩大到把朝歌也包括进去。安阳殷墟和朝歌殷墟都曾经是商王畿内的商都。

   陈说虽不成立，但其肯定朝歌为殷墟，就为进一步研究找到了出路。要之，解决商末是否迁都朝歌的关键在于合理解释《竹书纪年》及与其他文献记载的矛盾。

   《竹书纪年》是战国魏的史书，这部编年史是用战国文字书在竹简上的，原有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闯史事，因年代上接近三代，且又逃避秦朝焚书和汉人加工，相对比其他史籍真切。王国维、郭沫若等用它考订三代史中的一些阙误问题，成果斐然。但是，由于该书在盗掘前后原简就巳严重损坏和散佚，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皙等作的释文并原本逐渐失传，今天见到的只是清代学者汇辑散存于古书上的俠文（《古本竹书纪年》）。可见，尽管该书价值很高，毕竟也是战国人追记，加之后来历经沧桑，阙误严重，甚至有后人增减误入成分。我们不能因瑜掩瑕，以作为唯一正确的根据来否定其他文献的不同记载，丽应综合多种文献，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以求真解。

   郭老曾怀疑“更不徙都”后的话为唐人所加按语，其实，如前所述，不管是张守节所加或魏史所书，都不可信，因为它与商代的政治地理结构不符。据此，我们有理由疑异：  “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一句，既非编年体记史原文，也与帝辛都朝歌史实不合。这段文献的问，题暗示我们：朝歌是商王畿内的重要据点，到帝辛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经营，最终成为第二个殷墟，魏史或张守节察觉到这一变化，而传统上囿于一国无二都的独尊观念，故用纣时稍大其邑，皆为离宫别馆等词句调和。

   从盘庚迁都安阳殷墟，以后的商王所居，在《竹书纪年》中有反映：

   《纪年》曰：武乙即位，居殷。

     （《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

   《纪年》曰：帝乙处殷。

     （《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

   《纪年》曰：帝辛受居殷。

     （《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

   这里的殷当是安阳殷墟。但是，在“纣时稍大其邑”后，殷的地点发生变化：

   据《汲冢古文》曰：  “殷纣作琼室，立玉门。”（《文选·东京赋》注引）

   结合现存古籍如《世本》，  《吕氏春秋》、  《韩非子》、  《史记》等所记载的帝辛后期活动地点，琼室，鹿台、玉门及肉林酒池等都是在朝歌。这里成为帝辛鱼肉人民，处理朝政的场所，也成为他的葬身之地，对这一点，学者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商纣王的活动所以由安阳转劃朝歌，看来与商都的迁徙有关。由于文献阙脱，我们巳无法知道迁徙的情况，但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材料，明证帝辛后期朝歌为商都。

   《尚书，牧誓》：  “（武）王曰：  ‘今商王受惟妇言悬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遗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士大夫卿士，倬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这是周武王在商郊牧誓时数列帝辛的几大罪状，明确指出，帝辛在商邑作恶多端，随即挥师向商朝进攻，彻底打败其主力，直捣商邑，一举灭商。  《牧誓》所载史实巳由《利簋》铭文证实，这个商邑显然不是帝辛开始居的安阳殷墟，而是有琼室、鹿台、玉门等的朝歌殷墟。

   《大孟鼎》：是周初康王时铸造的，其铭文有：‘（康王日）我闻殷坠令，惟殷边侯甸与股王百辟，率肄于渣，故丧师移。大意是说，康王告诫说，我听说殷朝的灭亡是由于边远的渣侯及都城中的百官都沉湎于酒，因此殷王的军队被消灭了⑨。  《史记·殷本纪>>有帝辛“以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问，为长夜之饮。”  《正义》引《括地志》云：  “酒池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三里O护正是朝歌附近，可证《大盂鼎》上的殷圈都城为朝歌段墟。这也与私武王至商国”，  “谓至朝歌”是一致的。可见《竹书纪年》上帝辛活动地点的变化与其他文献不谋而合。有些“更不徒都”说者为了坚持朝歌为离宫别馆，极力否定“商邑”，奸訶国”是朝歌，这恐怕仅看到帝辛在此酗酒行乐，若此，武王伐纣之商邑，所至之商圈，帝辛葬身之所岂不都要搬到安阳殷墟去了吗？显然这不符合史实。  “史记·周本纪》皂“武王至商国，商国肖姓咸待于郊。……遂入，至纣死所。”商国即朝歌殷墟，武王在牧野取得胜利，倒戈的商国舅姓出城迎接武王。后来武庚受封之殷墟也在此，《史记·周本纪》，封商纣子禄父殷余民。武壬为殷初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力  《正义》，“《地理志》云河内，殷之旧都弦。虽然三监的男，体位置《地理老》与《帝王世纪》说法不一，但武庚封地为原商朝旧都朝歌则是肯定的。所以陈梦家先生“两次所伐的都是朝歌的商邑秽的结论无误。

   商代从盘庚到帝辛前期一直都安阳殷墟。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朝歌“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  《帝王世纪》云帝乙复济河北，徒朝歌，其子纣仍都焉妒O所论迁都不可信，但可能反映这样的史实：即武丁以后，朝彤，也发展起来，逐步上升为王畿内的重要城邑，起先是军事性的，到帝辛前期进行了大规模营建。今天见到的文献捉到的琼室，玉门，鹿台和商王活动等都是属于帝辛时期的，故帝辛之前都朝歜的可能性不大。到了帝辛后期终于成为商朝政治、军事的中心。所以帝辛前期都安阳，后期都朝歜是与文献记献基本吻合的。

次言考古材料，

   在甲骨文发现地确定为安阳小屯，这里被考定为商都之前，虽有“更不徒都”的记载，但很多文献还是对商都朝歌坚信不移。朝歌的影响甚至超过安阳，这一点从当年寻找甲骨发现地的曲折经历可以看出：说汤阴是因为它是《史记·殷本纪》中“纣囚西伯募里矽之所在，．言朝歌则因为是殷末和西周殷卫的都邑⑨。后来经过历史和考古学家的努力，终于确定了安阳小屯为盘庚迁殷之殷墟，安阳的商都地位才得以确立。目前对殷墟甲骨文和考古文化的基本看法是：第五期卜辞和第四划考古文化遗存（属于帝乙、帝辛二代）都是大量存在的。因此，有人认为，既然考古上印证了《竹书纪年》  “更不徒都刀的正确性，安阳殷墟为商朝盘庚至纣灭的都城当是不移之论，反之，有关朝歌殷墟的记载变得不可靠了，这样世代传载的帝辛都朝歌被否定。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对甲骨文的下限，我们同意流行的观点，即到帝辛前期⑩。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主要有二说⑨，在第四期上完全一致。帝乙、帝辛时期卜辞和文化遗存的存在虽可以否定帝辛前期的迁都记载，但却不能否定帝辛后期的迁都，当然要最后解决这一难题，还寄希望于朝歌殷墟的考古发掘。值得注意的是，肯定了帝辛后期迁都朝歌，还可以合理解释安阳考古中的一些问题，譬如，学者们探讨的西北岗王凌区假太墓之迷⑩。该墓砉真是为帝辛准备的，我们不妨作一推测：帝辛都安阳殷墟时曾修建自已的陵墓，后来由于突然迁都而没有完工，更没有葬于此。

   二，从史实上推测帝辛后期迁都朝歌殷墟

   郭老主张迁都是帝乙二十年之后的事，其理由，  1，根据《帝王世纪》的记载，  “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2，通过对晚商青铜器《戊辰彝》铭文的考释，认为“卜辞乃帝乙来年徙朝歌以前之物，有帝乙二十年之记录，可知徙朝歌乃二十年以后事。  卜辞直系历代妣名均见祀典，而妣戊独不见，可知妣戍在帝乙二十年前尚存世势。@在《卜辞通纂·后记》中又说，  矗帝乙迁沫之说见于《帝王世纪》，罗王诸家以卜辞所见殷王名止于武乙文丁以证之，余于本书更以武乙之配妣戍不见卜辞为证，盖于帝乙末年迁沫以前，妣戍尚存也。”⑩陈梦家先生对上述理由早有驳论@，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蟲庚迁殷后商都绝无再从河南迁往河北之事，若帝乙自安阳迁往朝歇，则无须渡河，可见《帝王世纪》所记载的迁都非指从安阳迁都，郭说不可信。  《帝王世纪》记载武丁之后殷都多次迁徙，将问题弄复杂了，不但与《竹书纪年》不合，更为安阳段墟的考古发现所否定。如何解决其中的矛盾，李民先生在《南毫、北毫与西毫的纠葛》一文中的见解给我们以启示⑩，我们认为《帝王世纪》中记录的商王活动地点的变化，不是商代国都的变化，而是由于当时某些特殊需要（主要是军事方面），由商王亲自出征建立一个新的军事重镇。朝歌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盘庚迁都安阳殷墟后，地处王畿内的朝歌，正好在黄河西岸，成为安阳殷墟的南大门，从这里还便于向东、南和西方发展。武丁时代便开始在这里建立军事据点，与地处河南的西毫（今偃师）相呼应。以后几代商王也有建设，在帝乙、帝辛前期为了拿力向东开拓和对抗周人进攻，朝歌的经营达到了高潮，这里有包括城墙在内的防御系统，储备有大量财物、粮食，并常驻主力三师，当然也有淫乐设施，但商王朝的都城仍在安阳，直到帝辛后期，由于西方强大的周人压境，形势突变，不得不放弃安阳殴墟，仓促退往新都朝歌。具体时间大约在周文王戡黎和伐邗的时候。

   商朝后期，西方的周人经过太王（古公宜父）、王季（季历），文王三代艰苦奋斗，巳从一个弱小的属国一跃成为先进的大国。雄心勃勃的用人制定了逐步削弱和消灭商的附屬国，联合各路诸侯推翻商朝统治的完整计划。到周文王时“南国的经营，东方的活动，山西境内据点的建立，基本上对啬形成了包围的形势”。⑩这其中的重点是建立晋南的灭商根据地。周人从今陕西岐山，扶风的基地出发，从今陕山交界的地方．（即战国时秦魏争夺的河西地区）渡过黄河进入晋南，然后向东或东南发展进攻商憫。这是一氛很古老的交通要道，徐旭生先生有过描述，  “炎帝及黄帝的氏族居住陕西，。也不知道经历几何年月。……一部分逐渐东移。黄帝氏族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著中条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今山西省南部沿黄河的区域，姬姓的建国很多”。  “我们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为黄帝氏族东迁时沿途留下的分族。《诗经》上论，，虞、  摹芮质厥成’，……大略是虞、芮两国争地，无法解决，请周文王替他们处理”。⑩周文王进9入晋南调解虞、芮争端，当与周人进攻关系密切。从这里向东挺进，经晋东。南直取商属嗣．黎，这对以太行山为屏障的安阳殷墟形成高屋建瓴之势，从黎（今长治附近）经壶关走今林县直下安阳，殷墟无城可守，岌岌可危。这一严重后果，可以从《尚书·西伯戡黎》中得珂证实，  梯西伯既拽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刀。顾颉刚先生对黎的地望有过考证，开始认为在渭水流域，但后来将文献与史实二方面结合，觉得西伯戡黎，殷都震惊的史实可信，从而肯定了：黎在今长治附近的记载。⑩可见西伯戡黎是商周关系上一个致命悠关的事件，它不能不彤响安阳段墟的命运。同时，文王伐邗也是一次不允忽视的事件，邗，  《史记·周本纪·集解》：于城在野王县西北，音予”。  《正义》：  “《括地志》云‘故于城在怀州河内西北二十七星，古邗国地也’。”其地在今河南沁阳。周人从晋南根据地往东南，经垣曲越析城，王星山间的通道，便到达河南济源、沁阳，这个地区正是商王畿，伐邗后从这里进攻安阳殷墟正与絨黎相配合，故此，周人两丽夹击的战略意图极为明显：。周人的进攻道路，以后也为秦、晋所采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这条道路上的山西垣曲临近黄河北岸的古城镇发现丁一座商代二里岗时期的古城遗址，该城的使用期限很长，⑩据发掘者推测可能属于商代的一个方国。⑩可见商人势力很早就达到这里，武丁时代这一带有许多方国，如亘方，武丁曾多次向晋南用兵，从安阳殷墟出发经朝歌向西，通过沁阳、济源向山西南部进攻正是走的这条道路，朝歌可能就在这时发展起来，而垣曲一带也成为商的重镇（按：考古文化也正属于殷墟型）。@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  ‘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1’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歧下而徙都丰”。耆国即黎国。崇侯虎即崇国，崇，  《正义》：  “皇甫谧云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盖在丰镐之间。  《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邑’，是国之地也”。其地大约在今西安沣水西。周人在巩固后方后，即在山西战场发动进攻，一举戡黎、伐邗，造成二面夾击安阳殷墟的大好形势。尽管帝辛故作镇静，并有立蓖黎静二终也无济于事，不得不迁都朝歌。对此，周人立即举兵灭崇，以寻找新的进攻路线：周人从岐山沿渭水东向灭商，首先必须扫除商的亲密属国，然后出飄函进入豫西，；从孟津渡．过黄河，伸入黄河北地的沁阳、武陟、修武，攻取朝歌殷墟。为此，周人强攻崇国，随后迂都崇地，建立丰邑，打开了沿渭水东进灭商的道路。至此，周人在二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灭商的时机基本成熟。过去的学者对文王戡黎的严重性多从黎距安阳近这方面考虑，若结合伐邗，形成两面夹击的威胁就更大了，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商朝不得不从定都二百多年的安阳迁往朝歌。迁都时间：文王四年戡黎、五年伐于陕七年死，则应是文土九年前后。

   此时迁都朝歌可以暂时避开两面夹击，因为周入灭崇之前，周人还不能沿渭水东进，蒐黎和迁都，暂时消除从黎方向来的威胁，从朝歌方向集中兵力扼守黄河口岸，同时对付周人从晋南或孟津方向的进攻。南人灭崇后，全力东进，已将朝歌作为主攻方向，《史记，周本纪》记述：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  ‘纣可伐矣’。武王曰：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这段史料过去被认为是武王的试探性进攻，现在结合史实分析：商在文王戡黎、伐邗之后就迁都朝歌，摆脱了两面夹击的困境，并集中兵力于朝歌，使得准备不足的周武王不敢轻易出击，无功而还。相反，帝辛却以为威胁解除，再次把兵力调往东方。经过二年的准备，武王集主力于盟津，全力攻取朝歌。牧野一战，商全军覆没，帝辛自焚，武王入朝歌“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弦。

   后人云：  “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我们以为，面对周人的进攻，帝辛全力东征已不单纯是开拓疆域，其目的是向东发展来避开以周为首的西部联盟的进攻，迁都朝歌虽可以暂时缓和局势，但仍不能最终摆脱腹背受敌的危险，帝辛的战略是武力征伐东方，退回原根据地商丘，以广大的东土为依托，联合被征服的东部部族同周人抚衡。但事与愿违，西方周人迅速挥戈牧野，东方商人主力陷于泥潭，首尾难顾，彻底失败。

   另外，从防御条件看，安阳殷墟无城可守，  黎国灭亡后，失去西北部太行山天险屏障，很难抵挡周人俯冲。考古学者在今小屯村西大约二百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大沟，沟内填满灰土，已经探查了750米长的一段，沟宽为7 -21米，深6-10米。由西南仲向东北，在靠近洹河南岸的地方，还宵大面积的淤土。这条灰沟与小屯村附近的商代宫殿区相距很近，因此有人提出这是段代王宜周围人工挖制的防御设施。@应当看翘，作为王官的防御设施，此时对整个殷墟没有多少作用，因为王陵区，贵族陵区、手工业作坊等熏要地区均在其外，况且，凭这类原始防御水平的土沟，在奴隶制相当发达的商周之际又能有多少成效呢？周入的进攻能力在灭崇战争中巳经充分显示出来1

   通过对上述文献，考古材料的综合研究，结合历史史实，我们得出了帝辛后期将都城由安阳殷墟迁往朝歌殷墟的结论。迁都的具体时间是周文王五年前后，迁都的原因是商朝为了揍脱因周文王戡黎和伐邗所形成的对安阳殷墟的两面夹击局面。

注释：

①这是史学界的流行观点，兹不俱举。

②郭沫若倡其说，参见《卜辞通纂·后记》。

⑧秦文生：《殷墟非殷都考》，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5年第一期。

④@⑨⑩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第34页，第19页，  第32页。

⑤戴志强、郭胜强：《试论帝乙帝辛时期殷都未迁》，载《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⑦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载《甲骨学与殷商史》。

⑨参见马承源著：《中国古代青铜器》，《大盂鼎》铭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⑩《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一册第22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⑩@《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235页。

@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83年第十期。

⑩郭沫若：《殷周青铜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5页。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

⑩参阅李民著《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刘毓庆：《<大雅·文王之什>新解》，载《全国古代史论丛》第八辑第162页。

⑩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增订本第44-45页。

⑩李民：《可贵的治学精神》，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1年第二期。

⑩刘汉屏、佟伟华：《山西垣曲县古城镇发现一座商代城址》，载《光明日报》 l986年4月8日。

@这是1987年6月笔者在北京时，佟伟华老师告知的。

@参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史记·殷本纪》

@《左传，昭公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