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朝歌·成汤故居之政治关系探讨

潘明娟

   晚商的政治中心，出现在文献中的主要有三:殷或殷墟、朝歌、成汤之故居。本文试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理清清晚商政治中心之间的关系。

         一、殷墟的都城地位

   关于殷墟的政治地位，学界有多种说法。有认为殷墟不是都城遗址，而是墓地和公共祭祀场所，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怀疑王都不在今安阳小屯一带，因为小屯不见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文化堆积，也不见城郭遗存[1］。日本学者松丸道雄也对安阳殷墟为都城持怀疑的态度，他利用计算机检索卜辞中的大量地名，认为商都应在汤阴一带，这样符合甲骨文地理关系，而安阳殷墟只是商王的宗庙祭祀场所[2］.日本学者石田千秋也认为小屯周围的殷墟是殷代进行占卜与祭祀的特别场所[3］。国内学者也有否定殷墟为晚商都城者：秦文生认为殷墟作为都城的条件和证据不足，殷墟只是商代后期的王陵区和祭祀场所。其都城应为朝歌[4］；胡方恕也有类似观点[5］.然而，更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批驳了以上观点，如邹衡、李民、杨升南、王贵民、杨宝成等，他们从正面肯定了殷墟作为都城的地位。笔者认为，殷墟是晚商的都城，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分析来证明。

   ㈠从文献资料来看

   在迄今所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涉及盘庚迁殷都望的最早记载。当推古本《竹书纪年》，但因简牍散佚，各家所引又不尽相同。就盘庚迁殷而言，也有某些差别，例如：

     《太平御览》八三《皇王部》：“《纪年》曰：‘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水经注·洹水注》载：“《竹书纪年》曰：‘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尚书·盘庚》正文载：“《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

     《史记·项羽本记》集解载：“瓒曰：‘……《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

     《史记·殷本记》正义载：”《括地志》云：‘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

   从这些不尽相同的记载中，大体可以肯定，盘庚所迁之殷在北蒙，地在邺南三四十里处。由以上记载来看，“殷”的地望当在今安阳一带。

   另外，安阳一带发现了大量甲骨文卜辞，这些卜辞基本上均与商王及王室生活相关，内容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年代从武丁一直延续到帝乙、帝辛时期，这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这里可能就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㈡从考古发掘来看

  经过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关于殷墟的考古资料非常多，我们可以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确定殷墟是否具有都城要素，并论证殷墟为都的年限。

   1.殷墟具有都城要素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殷墟的现今范围，东界大致为京广铁路一线，北界在三家庄、小营至秋口一线，西界以安阳钢铁公司西墙的南北延伸线为界（北辛庄以西）。东西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包括重点区、一般区和外围区三部分。由于殷墟都城未发现城墙，所以其平面形状仍待考证。但总的来说，殷墟的布局已基本清楚。

   殷墟有居住区。殷墟的居住遗址主要分布在洹河南岸，洹河北岸只有大司空村南、武官村南以及侯家庄南发现居住遗存，“这一带殷代遗址分布密集，可能是殷化平民居住地”[6］46.小屯村以西的白家坟西地和孝民屯南地一带是殷代的重要平民墓葬区。这片墓地出现于殷墟第二期，到第三、四期其范围显著扩大。数量成倍增加，这反映出殷都非贵族人口的迅速繁衍。

   殷墟有明显的宫殿区。殷墟的宫殿遗址在洹河以南1～2公里范围内，宫城区的东、北为洹河，西、南为壕沟与洹水正好围成封闭的防卫沟。在小屯村东北部，发现50多座大型夯  土基址，判断为宫殿建筑遗址。

   殷墟有大型王陵遗址。小屯西北约1.5公里的西北冈侯家庄一带是王陵区，此处曾发掘出10多座带墓道的大墓。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是殷王朝有王陵所在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陵区进行了多次钻探发掘工作，在东区发掘了武官大墓和出土有司母戊方鼎的墓（84WBM2600）[7］。

   殷墟有手工业作坊遗址。小屯村东南约1公里的苗圃北地是迄今为止的殷墟范围内所发现的一处规模最大的铸铜作坊遗址，其年代大约始建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偏晚阶段，其后规模为断扩大，一直延续到殷代末年[8］455～456。小屯北地和孝民屯东南也出现有铸铜遗址［9]66～69，在小屯村西北约3公里的北辛庄分布有制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9]85～89.另外，小屯西北有制玉器的作坊遗址，在花园庄南地（安钢大道南）有制陶的作坊遗址等。

   从以上资粮分析来看，殷墟具有都城的要素。因此，安阳殷墟遗址应为都城遗址。

   2.殷墟作为都城的时间

   从考古资料来分析殷墟作为都城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牵扯到殷墟的文化分期问题。学术界对殷墟文化的分期，争论较大，主要集中在上限的起始年代。而对殷墟文化分期认识的不同，影响到人们对殷墟作为都城的起始年代的看法。笔者认为，殷墟的始建都年代是从盘庚时期开始的。殷墟文化存在着早于武丁的文化遗存，包括甲骨文、宫殿基址、墓葬及出土器物等。董作宾关于殷墟文化的分期就是根据甲骨文做的，甲骨文第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四王。1987年春安阳工作队在宫殿发掘中，在时代较早的甲组基址附近的一座灰坑中（87H1）出土的陶盘上发现有刻写的文字，在一件陶器、将军盔口内发现有朱书文字，随出陶器属殷墟一期偏早阶段，这一发现表明，殷墟确实存在着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文字［10]。殷墟也存在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宫殿宗庙建筑。1987年安阳队重新发掘了时代较早的甲组基址，其中一号灰坑被判断属于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甲十二基址的上层回填土所出陶片亦属殷墟一期偏早，故判断“甲十二的修建年代下限不晚于武丁，上限可能早于武丁”，而甲四、甲六、甲十二、甲十三修建年代比较接近，甲十一则早于甲十二［10].由此可见，甲组基址中属于一期偏早阶段的基址就不下5座。据杨宝成先生推测，在乙组和丙组基址中也有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基址［11].虽然殷墟文化一期内容少、规模小，但并不是完全没有，不能因此认为殷墟到武丁时期才具有都城要素。

   对于殷墟都城的下限，学术界一致认为是到帝辛灭亡之时，因此，殷墟的年代与《竹书纪年》记载的“更不徙都”比较一致。殷墟文化一至四期是连续发展的，其中三、四期多连续使用。帝乙，帝辛时期的遗址面积大、分布也最广，居住遗址内的窑穴、灰坑密集，这说明殷末时期，在安阳一带居住的人口非常稠密，并没有政治中心迁移后出现的衰落、中断现象。从墓葬来看，殷墟所发掘的竖穴小墓以帝乙、帝辛时代所占比例最大、约占总数的60％以上[12］，与居住遗址所见现象一致。在王陵区还发现有属于第四期的大墓（M1003),此墓有4条墓道，一般认为属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或许是帝乙之墓[13］50。这说明帝乙、帝辛时期商王及从多臣民仍在殷墟一带生活。此外，这里出土有司母戊大方鼎、司母辛鼎等王室重器及一些精美的玉器、白陶、象牙器等物品，又发现的近60座宏伟壮观的宫殿建筑基址和宗庙基址，以及有13座大墓与大量小墓组成的王陵区。这些因素说明这里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所在。

     殷墟文化的发展趋势，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相对于二、三、四期而言，一期文化比较弱小，但它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四期文化遗存丰富，也没有迁都的迹象。从以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分析，殷墟是盘庚时期所迁，一直作为晚商的都城存在，这应为不刊之论。对此，史念海先生也认为：“商人曾屡次迁都，盘庚既迁之后，再未另迁新都。”[14］

      二、文献记载朝歌与成汤之故居的政治地位

   朝歌与成汤之故居是文献中记载的晚商时期的政治中心，由于相关考古资料欠缺，笔者试图通过理清文献所显示的线索，来论证两者的政治地位。

   （一）朝歌的政治地位

   关于晚商时期朝歌的政治地位，学界有很大争论。郭沫若先生在其1931年所著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确定帝乙20年之后徙都朝歌[15］25.但在其1933年所著的《卜辞通纂·后记》中，根据晚商铜器戊辰彜铭文有武乙配偶妣戊的记载而卜辞不见，结合《帝王世纪》的文献记载，认为商代末年的商都“殷”的地域扩大，包括现在的安阳与朝歌，而帝乙末年确曾移徏其政治中心于朝歌，但安阳旧都仍然存在，商代的宗庙仍在安阳［15]24，因此，是所谓的“更不徏都”。1962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又认为“从盘庚迁殷到商纣灭亡的二百七十三年的时间里，除商纣有时居于朝歌（今河南汤阴县）外，现在安阳小屯是商朝的都城”［17]112。显然，郭老对朝歌地位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开始认为“徏都”朝歌，后来认这安阳与朝歌是同时并存的两个政治中心。还有学者认为，安阳与朝歌是一前一后的都城，帝乙时期把都城从安阳迁到朝歌。如白寿彜认为“帝乙……又把都城迁到了朝歌”［18]65.现代也有学者认为帝乙之手，商王朝徏朝歌①。还有一咱意见，认为朝歌是离宫，但最晚在帝辛时期（即商纣王时期），升为“辅都”②。

   分析以上意见，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在晚商时期朝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不同意见在于对朝歌政治地位的认识：一是认定朝歌是主都，晚商政权从安阳迁都于此；二是认定朝歌是陪都而安阳为主都。笔者认为都城与离宫具有不同的内涵，朝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仅仅是离宫，不具备都城应有的要素，在帝辛时期是否转变为都城，还有待考证。

     晚商时期，建立了许多离宫，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则在帝辛时期，至少有朝歌、邯郸、沙丘三个离宫，而从“南距”“北距”等词来看，在朝歌、邯郸、沙丘之间，应该还有一些离宫别馆。《括地志》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这里明言朝歌原本为“妹邑”，可能本来是一个聚落，离宫是商王武丁始建的。

      由以上记载来看，在兴建之初，朝歌的离宫地位应是母庸置疑的。

      发展到商代末年，朝歌的政治地位越不越凸显。武丁之后，妹邑仍为一重要的政治中心。如《史记·三代世表》言庚丁时“殷徏河北”，《史记·殷本纪》又言帝武乙时“徏河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乙复济河北，徏朝歌。”从以上说法来看，庚丁、武乙、帝乙三王都曾迁都，且迁往同一地方——河北，即朝歌③。有学者就根据这些记载认为商王朝后期徏都朝歌，这种说法显然是说不通的。但是，文献记载又是如此，如果不是记载有误，只能是后人的理解有所偏差。这里不把“徏”看作是单纯的迁都，而将之视为商王返于朝歌与另一政治中心之间的话，会显得更加合理。此外，文献中较少有关于“沙丘”“邯郸”等离宫别馆的记载，也可以说明，朝歌已经逐渐超越了一般离宫，其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

   除了指明某王“徏”往朝歌之外，古代文献还有不少记载，确切指明朝歌为“都”或“殷虚”，如：

   《尚书·酒诰》载：“明大命于妹邦。”郑玄解释曰：“妹邦者，纣所都之处也。”

   《左传·定公四年》载：“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杜预注曰：“殷虚，朝歌也。”

   《史记·卫康叔世家》载：“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虚。”

   《汉书·地理志》载：“河内本殷余之旧都……而河内殷虚更属于晋。”颜师古注云：“殷虚，汲郡朝歌县也。”

   《汉书·地理志》载：“朝歌，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

   为什么有“都”朝歌、“徙”朝歌、“殷虚”的说法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一帝乙、帝辛常居朝歌导致朝歌政治地位日益重要有关。有文献记载在帝辛时期，朝歌新建许多大型建筑，如鹿台④、琼室⑤等，据《史记·周本纪》，朝歌还有“社及商纣宫”。甚至还有防御性设施城墙。甚至《史记·周本纪》在记载后武王伐纣后，提到“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其正义则注曰“谓至朝歌”，这就可见朝歌的政治中心地位。也正由于朝歌在纣时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于是古文献才有朝歌为“纣都”的记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歌的政治地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兴建之初，朝歌是作为离宫之一而存在的，到了商代末期，朝歌地位超越一般离宫，甚至被称为“纣都”，成为商政权的政治中心。

   纵观古代文献对朝歌的政治地位的陈述，有称之为离宫的，有称之为都城的。对于朝歌究竟是离宫还是都城这一问题仍有待考证。因为，虽然安阳殷墟从盘庚至商代末年“更不徙都”，但主要政治中心有了变化。由于商代末年帝乙、帝辛长期居留，朝歌成为主要的政治中心，有离宫等多种大型建筑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是否拥有都城所必须具有的大量居民，这是牵涉到朝歌最终地位，确认朝歌是离宫还是都城的重要问题。在文献资料里，没有发现相关记载，这就需要翻阅考古资料。“关于朝歌周围的遗迹，当地文物部门曾进行过调查和试掘，收集至一些陶器和骨器等殷代文化遗物。其年代约自武丁至帝乙、帝辛时代，与安阳邻近的浚县、辉县分布有殷代遗址的两句近似，但由于工作太少，对遗址的内涵、年代等问题还不清楚。”［19］因此，由于目前关于朝歌的考古资料欠缺，也无法从考古资料上证明朝歌是否有大量的普通居民。所以，朝歌是否由离宫转变为陪都还不能定论。只能确认朝歌为商代末年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

   （二）殷墟与朝歌的关系

盘庚迁殷之后到商朝灭亡，安阳殷墟作为商的都城虽然没有迁徙过，但商的政治重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代末期，朝歌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当然，帝辛居留朝歌，有其政治、军事、田猎、游乐等方面的需要，而朝歌的地位与安阳殷墟是互为补充的，因此，笔者认为，商代末期尤其是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至少有安阳殷墟和朝歌两个政治中心。这两个政治中心的地位，孰主孰次?P 这个问题只能从都城体系这个角度来考虑。

   1.安阳殷墟与朝歌同在王畿之内

   “殷：都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范围相当广阔的都邑。《竹书纪年》有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徒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这里的“稍大其邑”的“邑”，应为殷都的王畿，从“南距”“北距”等词来看，当时王畿的北境，应在今河北巨鹿（即古沙丘），王畿南端，至少应在朝歌一带。《汉书·地理志》载：“周既灭殷，分其地为三国：《诗·风》邶、鄘、卫是也。”邶、卫在淇县附近；鄘在新乡，更在淇县以南40公里。在这一地区发现了许多零散的商文化遗存。因此，张光直先生认为：“殷这个地名包括一个范围相当大的王畿地区。”[20］

   在殷墟卜辞中，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的说法。“中商”出现的次数较少，辞意简单，很难判断其意。“商”的称呼见的次数最多，其中，占卜“王其入于商“的最多，这里的“商”似应指国都。关于“大邑商”和“天邑商”的记载有：“王其入于大邑商”（《殷虚书契续编》卷三第四页第一片），“才（在）大邑商”(《殷虚书契后编》卷上第十八页第二片），“告于大邑商”（《卜辞》通纂》第五九二片），“天邑商公宫”（《甲骨缀合编》第一八二片，第一八三片）等。

   此外，《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告诫殷贵族的言辞也有“天邑商”的说法：“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何尊铭文也有：“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薜民。”

罗振玉、王维国把“大邑商”解释为“王畿”杨宽亦同意这种观点［21］

  商代的王畿范围是比较广阔的，《战国策·魏策一》中记载有“殷纣之国”，应是指商代的王畿，孟门是今河南省辉县以西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关隘，也就是说，晚商的王畿左有太行山，右有漳水，釜水，前有黄河，后有山岭，四面都有天险。

   由”大邑商”或“天邑商”的范围，可以确定，安阳殷墟在王畿中心地带，而朝歌在王畿的南部，安阳殷墟和朝歌同在王畿之内。

   2、安阳殷墟与朝歌的政治职能不同。

   安阳殷墟和朝歌这两个政治中心的政治职能是大不相同的。

    根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记载，在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帝乙、帝辛时期的卜人有六个，分别是：黄、派、  仐、立、A。其中，第二个到第四个卜人即派、  仐都有周祭卜辞［22］这说明，在帝乙、帝辛时期，安阳殷墟还是存在国家祭祀活动的。安阳殷墟有商代的宫室与宗庙，至末期并没有废弃。

   由于没有足够的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来说明朝歌的政治地位，笔者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来分析安阳殷墟与朝歌的不同政治职能。

   显然，殷墟与朝歌的关系如下：安阳殷墟是一直作为主都存在的，它与朝歌有不同的职能，大体说来，安阳殷墟应该主要是国王和贵族的宗庙所在，而朝歌主要是军事重镇及田猎，游乐所在。特别是它的军事基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越到商代末年，越显得重要。究其原因，则是由这两个地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安阳殷墟的周围环境是：北面紧靠洹水，再往北则有漳水西有太行山为屏障，东有大河为阻隔。安阳的北、西、东三面可以说是屏障重重，在冷兵器时代，这些屏障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安阳的安全，只有南面没有屏障，是开阔的大平原，因此，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考虑，若在安阳南面不远的地方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对保证安阳殷墟的安全无疑非常必要的。而且至今在安阳殷墟都没有发现城墙的痕迹，所以，安阳的军事防卫在很大程度上依重了在它南面不远的军事重镇，也就是朝歌，著名牧野之战及其结局就是非常重要的证据。

   据《史记·殷本纪》集解引郑玄曰：“牧野，纣南郊地名也。”又据《史记·周本纪》正文引《括地志》曰：“卫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乃筑此志。”郦道元《水经注》云：“自朝歌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了。”可见牧野是朝歌以南的一大片开阔地带，武王伐纣就是大战于此。纣王兵败，朝歌立即失守，以此又可知，纣之大军主要集中在朝歌及其附近，牧野战败，由于前卫军事重镇失守，主要军事力量溃败，作为都城的安阳殷墟也就不战而灭了。整个商王朝的统治也就宣告结束。这正表明了朝歌的重要性和它的军事意义。也可能正是由于朝歌的重要性和它的军事意义。也可能正是由于朝歌的军事意义，殷王朝才使它具有了另一个政治中心的地位。所谓庚丁、武乙、帝乙、帝辛等“徙河北”可能就是指殷的辅助性政治中心在朝歌的确立。

   殷墟与“成汤之故居”的关系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持，晚商的政治中心除了殷墟和朝歌之外，还有亳，即“成汤之故居”

   文献上有晚商时期的商王居“亳”的记载：

   ⑴《史记·殷本纪》曰：“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

   ⑵《史记·三代世表》曰：“帝盘庚，阳甲北，徙河南。”

   ⑶《水经·谷水注》曰：“阳渠水又东迳亳殷南，昔盘庚所迁，改商曰殷，此始也。”

   ⑷《帝王世纪》曰：“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又徙偃师也。”

   ⑸《括地志》曰：“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

   ⑹［王卜才］商，贞［步］于亳，亡灾？

   上述这些记载说明，盘庚时期曾都汤亳故居。根据上文对安阳殷墟都城地位的分析，盘庚居安阳应是不刊之论。那么，盘庚既都安阳，又复居汤亳，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似乎只能用同时并存的多都制度来解释了。

   笔者注意到，上述例（2）-（5）的记载基本上用的是“徙”“迁”之类的词，如果把“徙”看作是帝王往返于一个政治中心和另一个政治中心之间，则可以认定盘庚时期并非只有殷墟。例（6）的记载则是一则在殷墟发现的甲骨书契、其意是占卜若至于亳的吉凶情况。当时，对于上述的“成汤之故居”“亳殷”“偃师”“亳”是指同一地点，还是不同地点，各位学者众说纷纭。至少根据上述例（1）、（2）、（4）、（5）的记载来年，当时居于河南的偃师应为盘庚时期的一个政治中心，这个政治中心是与安阳殷墟同时并存的，盘庚曾往返于二者之间。

   上述（1）的记载很有意思，“复居”成汤之故居，说明位于河南的偃师应是再次为都。李民先生根据《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一文里的一段资料“在与二里岗上层相当的某段时间里，城墙曾做过修补，该城废弃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期或更迟一些的时候”［23］认为，很可能是偃师商城在商初筑成并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即被放弃，而在二里岗上层晚期或更晚一些时间，曾进行了修补，重新使用过，所以这座城的城墙出现了两次夯筑的现象。其第二次夯筑，由于资料较少，无法断定具体修筑时间，但联系盘庚“又都偃师”“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的记载，很可能盘庚在这里设置了一座都城，而这座都城，与安阳殷墟相比较，可能只能是陪都。至于盘庚所设这一陪都的具体地位如何，由于文献匮缺，很难论定。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则似乎可以说明武乙时期再一次放弃了汤亳，由此反推，应该可以认定在盘庚与武乙之间的时期，汤亳应为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

小  结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晚商的都城体系应该是多个政治中心同时存在的体系。出现在文献中的晚商政治中心主要有三个：殷或殷墟（即现在的安阳殷墟）、朝歌、成汤之故居。这一个政治中心之间的关系推断如下：安阳殷墟是都城，是主要的政治中心；朝歌是晚商后期的政治中心之一，开始时为离宫，在商代末年，由于帝乙、帝辛的长期居留，是否发展为城市无从界定，但朝歌的政治地位可能已上升成为主要政治中心。被文献称为“纣都”，与此同时的安阳则具有较强的宗教意义；成汤之故居则可能是晚商前期盘庚至武乙时期的陪都。

   ①相关观点参见田涛：《谈朝歌为殷纣帝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文集》、《殷都学刊》1985年增刊；《朝歌为殷纣帝都考》、《中州今古》1987年1期。王建：《帝辛后期迁都朝歌殷墟试探》、《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骆科强、宁立庆：《盘庚迁殷以后，真的“更不徙都”了吗——兼论对古本〈竹书纪年〉一条史料的认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②相关观点参见张国硕：《夏商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4-108页。

   ③按：关于“河北”到底是指朝歌还是安阳的问题，学术界应用甚乱。笔者认为：“河北”应是朝歌。谭其骧先生《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刊于《历史地理》创刊号）一文论证了《山海经》记载的先秦时期的黄河河道，它从今武陟至现在的河北省，文献记载中的“河北”是一个方位词，即大河之北的意思。而“河”在先秦特指黄河。朝歌的位置在今河南省淇县，说它为“河北”较为属实，而安阳当年在黄河河道之西北的位置，称之为“河北”似乎有些牵强。而《帝王内世纪》有“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的说法，这里的“河北”与“朝歌”应是指同一地点。

   ④《史记·殷本纪》：“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集解》云：“鹿台，台名，今在朝歌城中。”《逸周书·克殷篇》：“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鹿台之上，屏遮自燔于火。”

   ⑤《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云;“居五年，纣果造倾宫，作琼室、瑶台，饰以美玉，七年乃成。”⑥见《殷虚书契后编》卷上第九页第十二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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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史念海.先秦城市的规模及城市建置的增多［J］.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7（3）

［15］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

［16］郭沫若.卜辞纂［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17］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8］白寿彜.中国通史纲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0］［美］张直光.商文明［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2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2］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J］.考古，1984（6）.

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