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评殷纣王

赵  锡  元

（一）

    要想对殷纣王这个历史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首先就遇到了以下两个难题：

    一是史料缺乏。属于商代的遗址、遗迹和遗物，其中哪些是纣王时代的，哪些是纣王以前的，尚不能确知；安阳小屯发现的第五期甲骨卜辞，究竟哪些是属于纣王时的，哪些是其父帝乙时的，现在也还分不清楚。至于文献史料，仅有《尚书》中的《微子》一篇，是殷人自己记述纣王事件的文献，但《微子》篇也不见得就是纣王当时的作品，很可能是周初时人所追述。除此之外，比较可靠的史料，莫过于周人反对纣王、或以纣王为借鉴，当作反面教员来教育其子孙的文字了，那就是《尚书·周书》中的，有关几篇；再就是战国时代以及稍后的有关殷纣王的材料。这些，当然不可完全相信，子贡就曾说过：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但也无法全部否定它的真实性。这些史料综合到一起，也还是少得可怜，依据这一点点史料，想复现纣王当时活动的历史面貌，会有很多困难。这还算是比较小的一个难题。因为，材料虽少，还不等于没有。

    二是商代的社会性质问题迄今尚没有定论。历史人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评价历史人物，也必须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无法给予公正评价。为了准确地说明殷纣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所起的作用，辨明是非功过，就不能不涉及到商代的社会性质问题。

   本文试图从商代后期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来说明殷纣王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社会性质问题还没有定论之前，就从这里出发去评价殷纣王，能否成立，不敢自以为是，深望师友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

   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因素的出现，可以远溯到传说中的夏代。但是，中国正式进入奴隶制社会，大体说来是在商代的后期。司马迁在《史记》中依据古代文献材料和传说，写了《殷本纪》，为商代历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今天根据殷虚卜辞和其他地下文物来验证，大体上是可信的。

   殷人起源于我国北方①，  到成汤时灭夏进入中原，这时他们和夏人的社会发展水平大体上都接近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权制时代；盘庚迁殷后，长期定居于黄河中下游的肥沃冲积平原，安定的生活和有利的自然条件，无疑对生产的发展是有益的，特别是夏殷两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融合，促进了商王朝的迅速发展。自盘庚涉河定居后，经小辛、小乙再传武丁，前后大约经历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农业和畜牧业都得到较快的发展，手工业也发展起来。盘庚迁殷后，标志着生产力巨大进步的是冶铜技术的改进，至此，中国已达到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时期。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物除满足生产者本人最低限度的需要外，有了较多的剩余，私有财产尽快地增长起来，这就使得人剥削人不仅只是可能，而且有利可图了。于是远在千年前就已发现的剥削奴隶劳动的办法，现在得到了推广，战争中的俘虏，不再大部杀掉，而是保存下来转化为奴隶。到武丁时奴隶的数量还是不很多的，当时的各社会主要生产部门，仍然是由具有自由人身分的氏族族众来承担，贵族富有者，甚至商王仍然亲自参与生产劳动，这从甲骨卜辞材料和历史典籍中都可找到证明。从武丁起，历史又经过了大约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奴隶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奴隶主贵族已经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变成完全依靠剥削为生的社会寄生虫。和这相适应的是，俘虏被杀掉的数目显著减少，用之于各方面生产劳动和其他服役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在自由人之间，因贫富的进一步分化，斗争也激烈地展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加深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正式分离了。奴隶主贵族摆脱生产劳动后，完全从事管理国家政事。王位继承制也由原来的显贵家族世袭，改为父子相继承，自康丁起终于排斥了“兄终弟及”的形式。随着剥削数量的增加，奴隶主贵族的生活享受欲望也日渐滋长，出土的商代大批精美的青铜酒器、祭器和生活用具，绝大部分是商代后期的遗物。到纣王时，奢侈和荒淫的程度达到了顶峰，他“造倾宫，作琼室瑶台，饰以美玉”（《帝王世纪》），“铸金柱”（《淮南子·俶真训》）、“为玉床”（《世本·作篇》）、“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帝王世纪》），还“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师涓为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史记·殷本纪》），殷贵族酗酒成风，以至喝到“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诗·大雅·荡》）的程度。奴隶主贵族无止境的征歌逐舞，追求享乐，自然要加重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奴隶的压榨。纣王想尽了增加剥削的办法，“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史记》）。加重搜刮的结果，必然要遭到人民群众的反抗，于是“殷人弗亲”，“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社会矛盾激化了，形成“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荡》），“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尚书·微子》）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下，奴隶主贵族内部分裂成两个不同利益的敌对集团。一个是包括“三仁”在内的箕子、比干、微子以及太师疵、少师强等“旧有位人”组成的代表和维护旧制度的集团，他们主张恢复盘庚以前的旧制度；另一个是以纣王为首包括费中、恶来等奴隶主贵族新掌权派，他们“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尚书·牧誓》）极力打击和排斥“耈长旧有位人”，致使“吾家耄，逊于荒”（《微子》），使这个政权“厥终智藏瘰在。”（《尚书·召诰》）

   据《吕氏春秋·慎大览》说，周武王打败殷人，进入朝歌后，对新征服者如何实行有效的统治，感到茫然无措，于是和周公旦商量对策，召见了殷的“遗老”，征求遗老们的意见。“武王胜殷，……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悦），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殷之遗老”是些什么人？当然是指的那些愿做顺民的微子这一伙人了。这一派人的政治主张正是企图恢复盘庚之政。所谓“盘庚之政”自然和纣王实行的政策有所不同，这就是要在已经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奴隶制的基础上，再退回到原始公社制末期的父权家长制阶段上去。何以见得？因为行“盘庚之政”也就是“行汤之政”。《史记·殷本纪》记载：“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日：‘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尔弗勉，何以成德？’乃……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又一特征，便是不断地进行着对外掠夺性的战争，以夺取其他部落或方国的财物、牲畜和奴隶。这在武丁时规模就已不小，到商代末年，战争不断扩大，时间也拖长了。但掠得的财物，绝大部分都落入奴隶主贵族执政集团少数人手里，因此广大士兵普遍地产生了厌战情绪。同时长年累月的对外掠夺战争，也削弱了对内的防范，使得守旧集团有机可乘，于是太师疵，少师强奔周，企图联合外部势力，共同推翻殷纣王的政权。周人早就对商王朝的物质文明馋涎欲滴，但慑于商王朝的强大，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时机到来了。周武王联合各反殷部落，会师盟津，进军商郊牧野，双方经过激烈战斗，纣王军中大部分厌战士兵，纷纷倒戈，但周武王的胜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纣王军中另一部分士兵进行了坚决抵抗，战场上所流的血，居然可以把兵器的木柄漂起来，战争的激烈程度可以概见。孟轲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虽然“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不无道理，但孟轲由于抱着儒家的成见，迷信周武王的所谓“仁义之师”，因而无法理解牧野之战的残酷性。不过它却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武成》篇“血之流杵”的真实性。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商王朝就这样被周人所灭，纣王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三）

   现在说到殷纣王本身。

   虽然殷纣王是亡国之君，不是中兴令主，但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首先，作为一个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最高统治者，就必须具有非常精明强干，才识胆略过人的素质，才能更好地巩固奴隶制的统治。殷纣王正好具备了这个条件。《史记·殷本纪》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正是因为纣王有这样优越的天自然素质，才使得他自夸“我生不有命在天”，而“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目空一切，自以为是。

   其次，在奴隶制社会里，军事和行政往往结合在一起，战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最高行政首脑同时也是最高军事统帅。这就要求他不仅能运筹帷幄之中，指挥策划；而且也能亲冒矢石，斩将搴旗于疆场之上，才符合奴隶主阶级对外掠夺的需要。殷纣王也正好具备了这个条件。《荀子·非相》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殷本纪》也记载纣王“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则说纣王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说明纣王是个身高体健，膂力过人，楚霸王式的人物。有了这样英勇顽强的最高军事统帅，商代末年对外战争的经常取得胜利，便不是偶然的了。《左传》说“纣之百克”，是百战百胜的英雄，就不是过分夸大，而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且让我们把“众恶所归”的纣王和“三仁”之一的微子对比一下：尽管微子启在历史上一向被看作正面人物，纣王一向被看作反面人物，但是仍然能够看出，纣王不仅“资辨捷疾”，“材力过人”，而且意志坚定，临危不惧，宁肯玉碎，也不委曲求生。这从其牧野兵败，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投火自焚，足可得到说明。《逸周书·世俘解》说：“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史记》也说：“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殷本纪》与《周本纪》记载略同）微子则刚好相反。在“三仁”与纣王的斗争中，比干被杀了，箕子吓得精神失常并被囚禁起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微子不仅没有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却偷偷地溜走了。②到周武王克殷之后，微子又第一个走出来，向征服者屈膝投降。《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又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段文字，形象地勾勒出投降者卑躬曲膝的嘴脸。尽管如此，仍然没有获得征服者的信任，而是，“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两相对照，只要我们不站在周人的立场和用儒家的眼光去观察问题，那么，两人谁优谁劣，是很分明的。可见在当时纣王能够被帝乙选中为嗣位人，而微子则成为保守势力的代表，也绝不是偶然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大奴隶主贵族，就具有荒淫、残忍的特点，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奴隶主阶级的共性，殷纣王又何能例外。反之，由于纣王还具有上述某些较其他奴隶主更为优越的特点，所以在行事上也就自然要比其他奴隶主更暴虐些，更残忍些，生活享受的欲望也比其他奴隶主的要求更高些，更荒淫些。这除了所谓作“倾宫，琼室”，“酒池，肉林”之外，在文献上还有：“斲朝涉之胫而观其髓，刳孕妇之腹而观其胎，又杀人以食虎。”（《帝王世纪》）这些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帝王，而且像纣王那样奴隶主阶级中的特出人物，本属意料中的事。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史料记载有某些夸大成分，或以为纣王是“聪明有为之主”，就把它一笔抹杀。因为奴隶制国家的君主和后来封建国家的皇帝，有不同的地方。某些封建帝王，为了表现他对被统治阶级的关心和同情，往往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救星，因而不得不在某些地方或某种程度上作出一些忧国忧民的表示，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奴隶制社会的榨取是野兽般的赤裸裸地进行的，因而不须要作更多的伪装和粉饰。有人认为，“以纣之聪明英勇，不见得在死前还恋恋于珠玉衣服”，于是得出结论说：“知此说不可靠。”③我们说，这和盂轲怀疑《武成》篇的真实性，犯了同样的错误。作为大奴隶主头子的殷纣王，说他“聪明英勇”是事实，但是他的英勇的动力，却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理想，而是为了掠夺财富，更大限度地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以满足个人最卑劣的享乐纵欲的需要。恩格斯说：“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④

   当奴隶制国家正在形成和逐趋完善的过程中，商代却意外地灭亡了，纣王也被迫自杀了。于是他的功绩被歪曲了，被抹杀了；罪状被突出了，被夸大了。但是另一方面，商王国虽然灭亡了，新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度并没有随之被摧毁，所不同的是奴隶制的商王朝统治改变成为奴隶制的周王朝统治，只是由于两者的具体条件不同，改变了某些社会特点而已。

   奴隶制在代替原始公社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新生的事物，它有着较宽阔的发展前途，尽管微子等守旧集团依靠周人的武力，颠覆了商王朝和纣王的统治，但是正处在氏族制度末期的周人，当他们占据了商王国的广大领域后，不仅不能消灭奴隶制，反而受到奴隶制的影响，改变了周人内部自身的发展，因而加速了周王国奴隶制形成的过程。

   殷人在华夏族中间，是第一个跨越出原始社会的门阈，正式进入奴隶制社会的民族，商代后期正处于历史的巨大变革时代，这一转变，从盘庚迁殷开始，大约经过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历史提出了新的任务，也要求能够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人材，商王武丁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英明的君主，他统治时期建立了赫赫的武功，被誉为“天下之盛君”（《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纣王也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使他得到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因此，殷纣王也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他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历史上的地位，是可以与中兴的盘庚，盛君武丁相提并论，至少不在其父帝乙之下。但是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最残忍的暴君之一，这一点较之盘庚、武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于奴隶制的君主来说，两者本是统一的，是完全合于历史规律的现象。   

   纣王的父亲帝乙，本来也是有所作为的，但帝乙不是亡国之君，他的某些行为便为史家所讳言而湮没无闻了。纣王因为是亡国之君，因此受到史家的特殊关注，甚至把前辈的某些作为（因为被认为坏事）也加到他的身上⑤，把他当作众恶所归的偶象，作为教育或儆戒后人的典型，并用夸大和歪曲的形式记录下来。正是这样，反而使我们今天评论殷纣王有了某些可供参考的资料，单就这一点来说，坏事变成了好事。    

注：

①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

② 参见《尚书·微子》《论语·微子》和《史记·宋微子世家》。

③ 见《替殷纣王翻案》，载《解放日报》1959年5月12日。

④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巷173页。

⑤ 商代金文和甲骨文都有帝乙征东夷之事，但文献上就根本没有记载，而只有纣壬征东夷的事，还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把征东夷和商朝灭亡联系起来，就把两代征东夷的事情集中到纣王一个人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