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商纣王的历史功绩

张锴泽

    商纣王（帝辛）是我国奴隶制国家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三千多年来，商纣王一直被戴上了“暴君”的帽子。翻开史书，商纣王暴虐荒淫的罪行比比皆是，骇人听闻，简直成了万恶无道的人间魔王，而商纣王的历史功绩则被一笔抹煞。近代史学界多沿袭旧说，认为商纣王“已盖棺定论”。六十年代，郭沫若曾提出为商纣王翻案的问题，可惜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这个问题未能在史学界展开争鸣。今天，笔者不揣冒昧，以此拙文抛砖引玉。

商朝奴隶制经济经过六百余年，到了商纣王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奴隶社会正处在上升时期。但另一方面，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趋严重、尖锐。纣王登上政治舞台后，为了缓和矛盾，促进生产发展，大胆地实行了一些革新措施：

1、反对神权，改革旧俗

   商朝是奴隶制国家，以崇拜祖先为中心的宗教神权政治观念相当浓厚，处于整个社会的统治地位。商朝奴隶主阶级对广大人民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有形压迫和剥削以外，主要是利用人民的愚昧迷信心理，用神权来维护其反动统治。宗教既然成为奴隶主贵族统治奴隶的有力工具，那末协助商王处理宗教事务的官吏巫、史、卜也就自然地在整个统治机构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逐渐形成了僧侣贵族阶层。僧侣贵族原来是氏族社会中司符咒魔术的巫史转化而来的，他们是所谓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是鬼神的使者。商王虽然是“天子”，但毕竟是世俗的人。天帝的意志还要靠僧侣来传达，帝王和人民的要求也须由他们去上奏。因此，僧侣贵族往往利用宗教魔术欺骗手段，玩弄宗教神学，取得政治权力。他们假借天意，欺骗人民，甚至操纵和控制了商王和世俗贵族，成为国家政治上的掌权者。商王和世俗贵族不甘心政治权力的旁落，便展开了同僧侣贵族争夺权力的斗争。纣王的曾祖父武乙就曾经做土木偶人谓为“天神”，用箭射之，谓之“射天”，公开反对神权观念。

   商纣王即位后，继承了乃曾祖武乙的“射天”传统。恭行天罚的周武王在伐商的《牧誓》中，就以“令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作讨纣的依据；《史记·周本纪》对此更明确为“今商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可见纣王所代表的王权与神权的矛盾之尖锐。纣王公开抵制祭祀，自然遭到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内部的守旧派的强烈攻击。他们大骂纣王：“图厥政不蠲  ，天惟降时丧”①、“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②。意思是说，纣王纵恶无悔改之心，无故废弃天地百神宗庙的祭祀，不敬上帝祖先。纣王反对宗教神权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殷民乃攘窃神社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③，连老百姓也都不怕神祸，敢于跑到宗庙里拿走祭祀祖先和神的牲畜和食物，这在当时的确是了不起的造反行动。纣王对祭祀的革新措施避免了许多奴隶的无辜牺牲，无疑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2、不拘一格，唯才是用

   纣王开始执政时，围在他身边的多是一些奴隶主贵族的守旧派，其中包括一些近亲。这些人掌握大权，死抱着祖宗之法和旧典刑礼乐不放，极力反对革新，主张复古，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纣王在实践中认识到，要富国强兵，必须提拔一批有才干的新人来为他的革新路线服务。

   在奴隶社会，等级森严，奴隶主和奴隶都是“世袭”的。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和牛马，根本无权参预国家政治，只有奴隶主贵族才可以担任国家政府各级官吏，他们世代为官，享受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即所谓“世卿世禄”。但是，纣王却打破了旧的用人制度，“卿卿师师非度”④（卿士众长等官员的任用都没有按过去的老制度执行）。一方面，纣王对那些守旧无能的奴隶主贵族（包括骨肉之亲）采取疏远、调离或不用的办法，逐步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⑤。另一方面，大胆破格地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非奴隶主出身的下等阶层的人和奴隶担任政府各级官吏，甚至连逃亡的奴隶只要有才也予以重用。“乃惟四方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⑥“唯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⑦这里，“多罪逋逃”“羞刑暴德之人”“庶习逸德之人”指的就是奴隶和同奴隶地位相近的小臣一类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费中、飞廉和他的儿子恶来。这些人由于能坚决地执行纣王的革新路线，而受到奴隶主贵族守旧派的恶毒攻击。“纣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⑧费中精心管理国家财政，使国库收入逐年增加，反对派就污蔑他好拍马屁，贪污腐化，追求利禄。“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⑨恶来政治警惕性高，善于洞察反动奴隶主的阴谋活动，积极协助纣王清除内奸，反动派就诽谤他善毁谗。恶来的父亲飞廉则是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曾奉纣王命令，远征东夷，立了很大的战功。商灭亡后，他又率领余部在东南沿海一带，继续抗击周武王，死在战场上，“驱飞廉于海隅而戳之”。⑩

   以费中、飞廉和恶来为代表的一批新人不仅有才干，而且由于他们来自下等阶层，深知下情，比较体谅下层人民疾苦，在奴隶主革新派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对当时的文治武功提出了不少进步的有益的建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3重视妇女，革新汤乐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必须绝对服从奴隶主的统治。这种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男女不平等，妇女备受歧视，但是纣王却“唯妇言是用”⑾。纣王的妃子妲己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和才干的女性，她辅助纣王处理国家大事，深得纣王的信任，成为纣王的一个得力助手，针对反动守旧的奴隶主贵族的阴谋叛乱活动，妲己向纣王建议重刑法治，打破所谓“刑不上大夫”的旧典刑制度的框框，提出“罚轻诛薄，威不立耳”⑿，主张只有严厉镇压图谋欲反的反动奴隶主贵族，才能巩固国家政权，树立固君的权威。纣王采纳了妲己的意见，“乃重刑辟”⒀，处决和囚禁了一批在行动上已危害国家安全的反动奴隶主贵族。

   妲己还是一位艺术革新家，她反对当时奴隶主贵族的那一套旧礼乐，主张改革创新。纣王采纳了妲己的建议，命令当时一个名叫师涓的音乐家到民间去，吸取民间艺术的精华，对旧的汤乐大胆地进行革新，创作了一些新的音乐、舞蹈，“使师涓作新淫之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⒁。正因此，妲己成了奴隶主贵族反动派的眼中钉，他们到处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妲己，骂她是“狐狸精”。周武王也是很瞧不起妇女的，说“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⒂。意思是说，母鸡决不能代替雄鸡啼鸣，妇人如果能代替男人管理国家大事，则家破国亡。在他们的眼里，妲己简直成了商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了。

   商纣王的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作为一代帝王，商纣王励精图治，颇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但商纣王的最大历史功绩还在于为古代中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思想的基础。

   商朝历时六百余年（公元前17世纪——11世纪），其中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后，到商的灭亡，历时二百七十三年，为商的强盛时期。这时，它周围的一些部落和方国大多停滞在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因此，统一古代中国的历史使命便当然地落到商王身上了。

   当时，在商朝的西北地区有鬼方、周、吉方、土方和羌方，在东南有夷方等比较强大的部落和方国。这些方国和部落的统治者与商朝为敌，不断地派军队侵扰边疆，进行掠夺，卜辞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土方征于我东鄙，哉二邑，苦方亦牧我西鄙田”，“方（土方）征于岐”等等。商为了反击侵略，同时也为了扩大政治势力，掠夺俘虏，作为奴隶来源的补充，也不断地对这些方国和部落发动战争，规模都比较大。从武丁开始起，经过长期的战争，终于征服了周围的许多部落和方国，迫使他们服从商，承认商为宗主国，成为商的属国。商朝的疆域因此不断扩大，以今河南中部偏黄河两岸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开去，东抵山东沿海，南达今湖南、安徽，北抵今河北，西达今陕、甘，纵横千里，即所谓“邦畿千里”，同时，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些部落的民族脱离氏族社会进入较高级的奴隶社会。从这一点来说，商朝所发动的战争是进步的有益的战争。

   列宁说：“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⒃纣王继承了祖辈的文治武功，他曾亲率军队，南征北战，开拓疆土，镇压所属方国和部落的叛乱。纣王时代，居住在东南长江流域的文化落后的东夷族逐渐强盛起来，势力扩展到淮河流域至山东。“商纣为黎之  ，东夷叛之。”⒄纣王在全力对付居住在晋陕间太行山地区的黎人叛乱时，东夷则在东南一带乘机骚动起来，侵扰商朝边疆，威胁商朝的安全。面对这种情况，纣王毅然挥戈南下，对东夷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他亲自指挥军队，用了一年多时间，终于打败了东夷，“纣克东夷而殒其身”⒅，俘虏了大批夷人，“纣有亿兆夷人”¹⁹，迫使东夷降服。

   商朝灭亡后，一部分殷人不甘心服从周的统治，继续抵抗，终至失败，被迫退出中原南下。这一大批殷的遗民和远征东南未回师的商朝军队汇合，沿着纣王当年所开辟的地区撤退，进入长江流域的徐国和楚国地区（徐、楚是商的同盟国），和当地人民共同开拓江南，使先进的商文化在祖国南方传播开来，并开花结果，从而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与此同时，周人则继承了先进的商文化在北方继续发展。这样，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各民族（个别除外）。便在先进的商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融合，成为以商、周为核心的华夏族，华夏族即为汉族的前身。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²⁰华夏族正是这样一个共同体。所以，从周到秦汉时代，尽管南北分裂将近一千年，但是在那个时代，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却像纽带一样将生活在南北方的中华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而为古代中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不能不说是殷民族和纣王的历史功绩。而秦始皇正是在此基础上，顺应历史的潮流，统一了古代的中国。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纣王是统一古代中国的先驱者。

那么，又怎样看待商朝的灭亡呢？

   历代儒家和后世一些学者把商朝的灭亡完全归咎于纣王“暴虐荒淫”所造成的结果，这显然有欠公正。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分析商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入手来认识这个问题。商朝之所以灭亡，概括起来，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改革不彻底及奴隶主阶级守旧派的激烈反对

纣王进行改革的初衷是除弊利新，富国强兵，维护和巩固商王朝的统治。但改革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奴隶制本身，也就是说，广大奴隶并未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奴隶依然是奴隶，是会说话的牛马工具，其悲惨的命运和处境依旧，因此，纣王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得到广大奴隶（包括平民）的支持，他们依靠的只能是少数人（包括一些有才干的奴隶出身的人）。纵观历史，古今中外，任何没有群众积极支持并参与的改革（或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教训。

   纣王一方面进行革新，另一方面又横征暴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²¹。在邯郸以南，朝歌以北，修建许多离宫别馆。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纣王渐肆奢欲，纵情声色，“酒池”“肉林”之说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纣王荒淫无度的生活。这样，锐意进取的改革治国精神就在酒色的沉湎中逐渐丧失殆尽。上行而下效，整个奴隶主阶级奢侈腐化，统治阶级对奴隶、平民的压榨、掠夺也更为残酷。“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究，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²²被统治阶级只有用反抗来回答统治阶级的暴行。卜辞中屡有“丧众”的记载，说明奴隶用逃亡来对奴隶主进行斗争。平民的反抗活动也日益展开。“小民方兴，相为敌雠”²³，揭示出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情景。

   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以微子启（纣王的哥哥）为首的一批失势的反动奴隶主贵族和僧侣贵族，竭力反对革新。他们企图复辟，推翻纣王。“商容尝执羽，冯于马徒，欲以伐纣。”²⁴纣王用武力平息了的反动奴隶主商容发动的叛乱，处死了反动派的主要代表比干（纣王的叔父），把另一个反动的活跃人物箕子（纣王的叔父）降为奴隶，囚禁起来。“杀王子比干，囚箕子。”²⁵反动派头子微子启见势不妙，以守为攻，暂时躲避起来。他们一些心腹密谋策划，让太师和少师逃奔周国，“太师、少师抱其乐器而奔周”²⁶，把殷人征伐东夷人，人力和物力消耗殆尽，主力军远征未归的情况报告给周武王。周武王得知这一重要情报，立即抓住时机起兵。微子启和其他一些隐藏在国内的反动派则里应外合，打败了纣王。周国军队开进朝歌（商都）时，微子启袒胸自缚，跪在周武工面前，赤裸裸地暴露了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微子乃持祭器，造于军门，肉袒而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前而告”²⁷）。

   纣王虽然同以微子启为首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但是，对反动奴隶主贵族的专政毕竟是很不够的，例如，对微子启就过于宽大，没有彻底地清除内奸，以致酿成内患，祸害无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二、没有处理好同商王国所属各方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连年战争，使商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殆尽

   商包括许多不同的部落和部族。一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殷民族，一为被征服的“异族”即方国和属领。商朝在用武力征服了各方国和属领之后，并没有去摧毁它们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没有按照商朝的一套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直接的统治，而是保留了各方国和属领君长和酋长，封其为“侯”“伯”，让他们作为商王的代理人继续治理本国，这是一种奴隶社会的“分封制”（后人秦始皇则吸取教训，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实现大一统）。这些被征服的方国和属领后来逐渐转化为诸侯国，诸侯国每年必须向宗主国商贡纳一定数额的实物、农产品、牲畜、奴隶和美女等。诸侯国的人民，特别是奴隶们，不仅要忍受本国的奴隶主贵族和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还要被迫忍受商朝统治者通过贡纳形式的残酷剥削，双重的剥削和压迫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生活痛苦。同时，一些诸侯国的君长和首领也并不甘心自己所处的臣服的地位，一旦其力量强大了，就往往背约不贡，公开反抗，因此，商朝和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实质上是民族矛盾），而这一矛盾在纣王时期，并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有增无减。纣王没有对所属各方国分别情况，采取和平（和解）与战争两种手段，而是恃强凌弱，一味采取武力压服和战争征服手段。虽然如上所述，商王国发动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进步的、有益的战争，但这种战争的副作用（给周边各民族带来的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则加剧了民族矛盾，使得各方国（或民族）纷纷叛商，使殷民族处于被孤立的地位。同时，由于连年征战，商王国的国力大损，从而奏响了亡国的前奏曲。

    三、兴起的周国组成了反商的联合战线和军事联盟，最终导致了商的灭亡

   周族部落居住在今陕西一带，在经济文化上远远落后于商。到了周文王时，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周文王和他的儿子周武王都是较有才干和雄心勃勃的政治领袖。父子二人很注意吸收商的先进文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颇知稼穑之艰难。周文王就曾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亲自扶犁耕田，“文王插服，即康功田”²⁸，以此鼓励人们努力生产。在文王父子的领导下，周国日渐强盛起来，不断地同商朝对抗。文土死后，周武王继承父业，进一步把极力想摆脱商的控制在西北和西南方的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和部落笼络到自己的周围，结成了强大的军事同盟。《左传》说周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公元前一千一百二十二年左右，周武王利用商朝内部的反叛力量，乘商朝主力军远征东夷未归，内部空虚之时，抓住时机，率领由各方国组成的联合军队，向商朝大举进攻。另一方面，纣王由于对外战争中屡获胜利，开始骄傲起来，麻痹轻敌，没有充分重视周国的力量和雄心，以致当周师渡过孟津，向商朝国都朝歌进发时，才慌了手脚，急促地把大批的奴隶和从东南捉来的大批夷人俘虏武装起来，和守卫都城的军人一齐开赴前线，两军在牧野（今河南汲县）相遇，摆开战场。但是，参加牧野之战的商朝正规军（守卫国都的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羌族奴隶（因为羌人能骑善射，比较强悍，故为商都统治者利用），而临时征集来的奴隶兵中，大多是西北、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和东夷人。而对方，除了周人之外，还有西北、西南的一些民族军队，其中包括羌族军队。在当时民族性是很强的，在一般情况下，本民族之间是决不会相互争斗残杀的，周武王正是利用这一点，在两军对阵时，让羌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官兵，分别向商都军队中的同族官兵喊话、劝降，开展政治攻势，商朝军队中的这柴奴隶原本不愿为商朝卖命。他们看见故国之旗，听到熟悉的乡声，跟磁石吸铁一样，一忽啦向对方本民族的队伍跑去。而东夷俘虏更是离心离德，“纣有亿兆夷人每（大）有离德”²⁹。随着羌族和其他民族奴隶兵的倒戈，他们也乱了阵，许多人也跟着投向周师，在这种情况下，商军阵线开始大乱，剩下来的仅是殷族的官兵了，在国家危亡关头，纣王亲自上阵挥杀，双方打得相当激烈，以致“血流漂杵”（战场上的积血使舂杵都漂浮起来）。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商朝军队被打败了，全军覆没。而风云一代的英雄纣王战死疆场，周武王带领军队乘胜前进，一举占领朝歇，灭掉了商王朝，建立了周朝。

   周图最后是利用商朝奴隶们的力量推翻了商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同时也为了稳定民心，周武上下令把大批原商朝的各族奴隶宣布予以解放（只有殷民族被降为种族奴隶），并且把商王室的大量财物都发给参加牧野会战的各诸侯固军队和奴隶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³⁰。这无疑是进步的措施。

   同样，我们也不妨这样推想一下：如果商没有被外部力量灭掉，而是在新俘虏来的大批东夷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并按照纣王的革新路线继续发展下去，也照样可以把奴隶制推向高峰，并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甚至在时间上要比周朝（八百年）缩短很多，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和观点肯定商纣王的历史功绩及其革新精神，同时也要看到他作为奴隶主阶级总头子压迫和剥削奴隶的反动的一面，并予以应有的批判。商纣王和秦始皇都是抱有统一古代中国的雄图大略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商纣王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统一古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当中国由奴隶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统一古代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由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家和政治代表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古代中国的历史使命。

1《尚书·多方》。

2《尚书·酒诰》。

3、4、22、23《尚书·微子》。

5、6、15《尚书·牧誓》。

7《尚书·立政》。

8、9、13、14、21、25、26《史记·殷本纪》。

10《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11、30《史记·周本纪》。

12《尚书·泰誓》孔颖达疏。

16《列宁全集》21卷279页。

17、18、19、29《左传昭公四年、十一年、二十四年》。

20《斯大林文集》第2卷294页。

24《史记·殷本纪》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引《韩诗外传》。

27《史记·宋微子世家》。

28《尚书·无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