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探路

——古文献所见武王进军牧野路线考

彭邦炯

    武王伐商与牧野之战，不仅《尚书》、《诗经》、《逸周书》、《竹书纪年》、先秦诸子、《史记》等对之有或详或略的记载，而且年月在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利簋》也证明了武王征商“在甲子朝”。这无疑肯定了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更值得注意的是年在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矢簋》（《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5 期）铭文称“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1]说明西周初确实有军用地图和东方国族的地图,可惜没能留传后世。迄今所见记载关于武王进军商郊牧野路经之地也非常有限再加之年代远,地名多有变迁,历代注家虽有注释,又众说纷纭,故要将那有限的点连接成一条武王进军牧野的行军路线图是非常困难的。过去有人据《荀子》所讲武王似寸行程加以考证,亦未能探出一条符合历史实际的途径来,结果还是不得不将一些地名存疑,留待后人去考证[2]就是一些战史专著,也只好连接了周—孟津—牧野三点,具体经过之地也不便津了[3]。因此,探索当时的行军路线,研究武王伐商沿途路过那些地方,不仅可填补军事史上这一空白,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一、周武王出发地——镐京

    武王伐纣从哪里出发的？这是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尚书·武成》说：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汉书·律历志》引[4]）

   由此不难得知,武王伐纣是从周出发的。依古人习惯所谓周乃指周都。然而周都非一处,具体指那里呢《史记·周本纪》告诉我们,文王在死的前一年“自歧下而徙都丰”。这就是《诗·文王有声》唱的“既伐邢崇,作邑于丰”说明周文王已迁都于丰了。《文王有声》一诗又讲“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是周武王又另建了镐京。据《诗》郑笺：“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元和郡县图志》讲，陕西长安县有“周武王宫,即镐京也,在县西北十八里,自汉武帝穿昆明湖池于此,镐京遗址沦陷焉”。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工作者多次在长安县丰水两岸作了调查和发掘,现已查明丰水中游两岸,西岸北到客省庄、张家坡,南到冯村、新旺村东峰的落水、上泉、普渡村与斗门镇一带,大致是原来西周丰镐所在。丰水之西原是文王所建的丰都,东岸据《诗·文王有声》“镐京辟雍”看,可能原就有贵族子弟学校,武王经过占卜后又将宫室也迁到了东岸,这便是镐京[5]。

    文献和考古均已证明,丰镐在陕西西安市西南长安县丰水中游。西为丰,文王所都东为镐,乃武王所建。

    又据《史记》讲，武王在观兵盟津前曾“上祭于毕”，《集解》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 索隐》谓毕指大星“毕星主兵”。我认为毕星主兵说应是春秋战国后星象家说, 毕为地名是对的。周都丰镐附近古确有称毕的地方。《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万年县有：“毕原,在县西南二十八里《, 诗》注云：‘毕终南之道名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二十里原上也”。原来武王观兵孟津前“上祭于毕”乃是去祭周文王墓,而不是祭毕星。文王后葬于毕原大致是可信的[6]。这也说明周武王两次出兵前都在丰镐。那么我们说,武王伐纣从丰镐出发是没有问题的,具体说即从镐京出发。

        二、孟津与汜水

    孟津亦作盟津,据载周武王两次会师于此。第一次是武王九年[7],这是一次检阅军心和民心的试探性行动,史称武王“观兵孟津”“, 诸侯期而会者八百,皆日封可伐也”。但武王认为时机仍不成熟,借口“未知天命,”乃还师。两年后,纣王昏乱暴虐滋甚,武王乃遍告诸侯似寸,这便是《书·序》讲的“惟十有一年,武王倪投,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关于月份古书有分歧,但各家所言戊午渡孟津,甲子至牧野是一致的[8]。

    孟津所在地,历来无大分歧。《书·禹贡》讲禹导河“又东至于孟津”,孔疏引杜预云：“河内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古常以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来呼为武济。”《左传·隐公 11》讲周王与郑人苏忿生田有叫盟（即孟）之地,注谓“河阳南孟津地”。《水经注》也说这个孟津是武王所渡之地。因与八百侯同盟此地,故又曰日盟津。又日富平津。据《清一统志》讲在怀庆府孟县南十八里。其地在今日河南省孟津县东南约二十里的黄河岸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儒效》所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队（坠）。霍叔惧曰：‘出三日而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荀子这里所讲武王伐纣时却不提及孟津,而称武王伐纣“至汜而泛”。《通典》引《六韬》逸文也讲“周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9]。据《清一统志》汜水县西北二十五里有牛口峪,疑牛头山乃在此附近,或牛口峪之讹传,唐窦建德曾败兵于此。看来周武王师到过汜水之说并非无据。那么汜水在何处？为什么有此不同之说？

    据《荀子》杨倞注：“汜乃水名,谓至汜水而遭遇水汛。《吕氏春秋》谓武王伐纣天雨，日夜不休。字读祀。”考先秦叫汜的地方有三处。《左·僖 24》“王出适郑处于汜”,杜注“郑南汜也,在河南襄城县南”。《左·僖 30》“秦军汜南”，杜注“此东汜也,在河南中牟县南。《左·成 4》所讲“取汜祭”,杜注“郑地成皋东有汜水”。果如《荀子》所言为武王伐纣时所过之地,前两汜地显然地望不合。武王师所至之汜当近黄河,因此只应是成皋的汜。《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有“成皋,故虎牢,曰制”。《汉书·高帝纪》讲,项羽大司马曹咎渡兵汜水即此。颜师古注日“此水旧读音凡,今彼乡人呼之音祀。”《水经注》：“河水又东合汜（此句当《水经》文）。汜水南出浮戏山,世谓之曰方山也。”又曰：“汜水又北迳虎牢城东。”据《元和郡县图志》说,隋朝改虎牢为汜水县。以后直到清末民初都设有汜水县,而古汜水城,据《清一统志》讲应在开封汜水县南十五里,民国二十四年与荥阳、广武三县合又改为成皋。今河南荥阳仍有汜水镇即清末民初县治,则古汜水应在今汜水镇南十五里处。

    甲骨文中有汜（《前》4.13.6《, 明》1671）,右边所从与甲骨文中多见的祭祀之祀右边所从完全一致,因此这个字必为从水从巳得声的汜字无疑。惜辞过残难知作何用,很有可能指汜水。甲骨文中又有省水的,依卜辞多见祭祀之祀也多有省示旁的看,也必为巳；甲骨文中有用作地名或国族名的,盖即汜水地方的国族或城邑。如言“巳受年”（《佚》679）“, 帚巳示十屯,十一月”（《佚》418）,“帚巳示十。争”（《乙》4127）等等。以卜辞多见的“商受年”、“敦受年”（《乙》4631、《粹》863）“犬受年”（《粹》883）“毕受年”（《乙》5670）来看,商、敦、犬、毕都是地名,也是国族或人名“, 巳受年”之巳定是相类。而甲骨文中多见的“帚×”,如“帚良示十,品”（《续》5.20.5）,他辞又有“王田在良”“王步于良”等地名,可知“帚良”乃良地或良这个方国的妇女名。由此可见前举的“帚巳”示若干屯的巳也必是与良同类的巳地或巳那个国族的妇女名。所以,我们说省去左边水旁的巳也当是地名或国邑之称。帝乙甲骨卜辞更有明白记载其商王伐人方回到大邑商时路过巳地的刻辞。其辞为：

   “癸酉卜,在巳奠河邑,泳贞,王旬无畎,惟来征人方。”（《合集》41754,《金璋》725）

    过去有人误把“在巳”看作“在云”了[10]。细审之实为“巳”字（写作“■”形,而不是写作“云”形）。巳当为前举“帚巳”“已受年”的巳,为国族名“, 来征人方”就是征人方回来的意思,奠即郊甸,河邑是巳的郊甸之邑。这条辞的大意是,癸酉这天,商王征人方回来的途中,在巳这个国家的郊奠甸地方的河邑。由贞人泳占卜问商王旬内有无灾祸。值得注意的是与此辞相联系的有二十日后的癸巳日到讯、雍、商鄙等地。雍在今河南修武县西,可算是商的鄙野。商王要回到大邑商（约当后世的王畿[11]）一定是从汜水渡黄河到沁阳田猎区。甲骨文中讲的巳地,必是文献上讲的汜水。

    考订了把汜水所在地,现在再看武王伐商渡河的问题。宋刘恕作《通鉴外纪》兼采《荀子》、《史记》、《淮南》诸说：

    “（武王伐纣）至汜而汛。王将渡河,阳侯之波,逆流而击,其雨疾雷,大风略冥,人马不相见,王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济而波罢。大会,誓于孟津……”

    显然,这于地理上讲不通。前说至汜武王将渡河,后面又说誓于孟津,孟津距汜九十余里,怎么从汜渡河又跑到九十余里外的上游孟津去了呢？据我们推测,既然《荀子》等文献都说武王师到过汜水,必当有其事,但武王并未在把水渡黄河。因在把不仅遇大雨而且遇到大暴风,这是不利于大军渡河的,加之古人迷信,见此以为不样,赶快回头又到孟津是很自然的。孟津是两年前武王观兵之处,地理、水性都比较熟习,本可开始便从此渡河,大概周师考虑到上次在此“观兵”,怕商王在此有所防备,为避商军故直御汜水而渡,可到汜水后遇到暴风雨而河水猛涨,只好回到上游孟津。史家多省去“至汜而汛”一节,只言及武王师渡孟津云云。再从时间上推算,若依武王十一年癸巳从镐京出发，镐至孟津约七百余里,加到汜水一段九十多里往返,则戊午日到孟津渡已行军八、九百里。癸巳到戊午共二十六日,则日平均走三十多里,这是比较符合古者师行 30 里,快者“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的情况。因此,我们估计：周师定是先到过汜水再返回孟津而渡黄河的。

    《书》又称“惟戊午王师次于河朔”[12],注谓“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所谓河朔,即黄河北岸。从这里可见戊午师毕渡孟津,次日（即己未）晨即离黄河北岸继续前进。

        三、鲔水、邢丘和怀

    据《吕氏春秋·贵因》讲,武王伐纣“师至鲔水,纣使胶鬲候周师”。这鲔水在哪里？以往均不见说。查河南颖水上游北支有名梢水的河,鲔、洧虽都从有得声,但洧水在今河南密县南,武王伐纣不可能到这里。《通鉴外纪》把鲔水安排到共头与牧野之间,也不知有何根据。今按鲔水盖即《水经·济水注》所讲的湨水。《水经注》云“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勋掌谷,俗谓之为白涧水,南迳原城西……南流于河”。大致湨水发源于今河南济源西北古所谓湨梁地方,过今济源东北、东南流过今孟县东北,再东南流入黄河。《尔雅·释地》讲“梁莫大于湨梁”,郭注“湨，水名；梁,隄也。湨古壁切”。《疏》引杜预云“湨水出河墳轵县,东南至温入河”。又据《水经注》[13],湨又有误省为泪,再误省为汨的,湨、泪、汨三字声近。湨音近域,域即或,古无域,加土的域乃后起字,湨或为叠韵（即音近之字）《, 说文·戈部》或字下段注音“雨逼切”；而且与或的古音又同部,汉代人多以有释或,或、有互用,如《诗·商颂·长发》的“九有九载” ,《玄鸟》的“奄有九有”中“九有”《韩诗》就作“九域（或）”。据上可见湨水可读为有水。又鲔为从鱼有声,古音也同部,所以《吕氏春秋》讲的鲔水,盖即湨水。再者,武王进军商都时渡孟津后东北行三十里许便到了湨水下游,渡孟津到怀必经此水。商王闻周军的行动,派人前来窥视动静,在此遇武王也有可能。

    邢丘与怀,《韩诗外传》卷三说：“武王伐纣至于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更名邢丘曰怀。”其实邢丘与怀并非同一地的更名,至少春秋战国时代,是同时并存的两地。《左传·宣公六年》讲赤狄伐晋怀与邢丘。这邢丘与《史记》中《秦本纪》、《白起传》说的秦取魏邢丘等是同一地方。《左传》杜注、《史记正义》以及《元和郡县图志》都明确说是河内平皋。《大清一统志》说,平皋故城在怀庆府温县东。据《怀庆府志》讲在温县东二十里。古邢丘当在此。

    怀,即《书·禹贡》“覃怀底绩”的怀,和《左传·隐十一年》讲“周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怀”为同一地。《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据《括地志》讲,故怀城在怀州武涉县西十一里。依《清一统志》说,故怀城在武陟西南。即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十余里的沁水南岸地方。邢与怀两地相距约二十里左右。邢在怀的西南。

    从孟津渡河东北行三十余里到鲔（湨）水,再前行七十余里至邢丘,再前二十里许便到沁水南岸的怀地,估计用时一天多,这一路地势平坦,且古有大道,便于车马之行。

         四、共头

    《荀子》说武王伐纣至怀而坏,接下去便是“至共头而山队（坠）”。《淮南子·兵略》也如此说。关于共山,战国人多次提到（如《吕览》、《庄子》等）,不少人认为在今河南辉县东北[14]。然而武王伐纣经过辉县附近的共山下么?

    其实注家解释也不完全一致。东汉人高诱注《吕氏春秋》“共头,水名”。他注《淮南》又说“共头,山名,在河曲共山”。考河曲,从马融、杜预到顾栋高、江永等均认为在今山西永济境。因黄河南流至华阴境曲而东流,故有河曲之名。春秋时秦晋曾战于河曲即今永济东南[15]。但河曲一带从未有叫“共山”或“共头”的山名,唯近永济的解州平陆县古有“共池”,即《左·桓十》“虞公出奔共池”。刘文淇引《清一统志》说在解州平陆西四十里。高注《吕览》说共为水名或即指此共池；注《淮南》说是山名在河曲,或以为共池附近有共山。唐人杨倞注《荀子》认为“共,河内县名,共头盖共县之山名”,这是最早认为武王伐纣路过共头,有可能是辉县（古叫共县）山名,但亦未敢肯定。可是,以后凡给《荀子》、《吕览》、《庄子》、《淮南》等作注的学者则变成肯定的了,如毕沅、卢文绍、王念孙等均肯定共头即河内共县的山。近人于省吾先生在三十年代作《武王伐纣行程考》亦主此说。然而,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直到《清一统志》,虽都说河内共县有共伯“逍遥”过的共山,却均未提及武王伐纣师至此山之事。

    我们若同意辉县共山是武王大军到过的地方,不仅武王行军不便（到牧野则要退回南边），而且与《荀子》接下去讲的“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的方向、行程时间都不合。于先生虽同意共为辉县山说,也觉得还有问题,申明需留待后人进一步考证。我以为当另有共山。查《水经·济水注》：“《山海经》曰：‘王屋山,联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泽。’郭景纯云‘联沇声近,即沇水也’。俗谓之衍水,潜行地下至共山南复出于东邱。”据《清一统志》河南怀庆府有“共山,在济源县北十二里,即蒸川南山”。又说：“蒸川废县在济源县北十二里。”此共山距怀地约百里,若从孟津算起总共约两百多里。据《荀子》讲,武王师至共山遇山崩,霍叔说“出三日而五灾至”。周师从镐京出发,三日不当至共,盖从孟津起算,三日行二百里左右,日均行六十余里,时间行程大体相宜。为什么周师不从怀地北过沁水而要沿沁水、济水间西北行呢？我们不能忘记荀子讲的“至怀而坏”。前已提及,武王渡河遇暴风雨,这是前一两天的事。大约这一地区当时有大雨,所以怀地河水暴涨冲坏了道路。一般说来,河水泛滥总是下游比上游严重,所以武王见怀地不能渡过沁水即改变了主意,沿沁水南岸而上,以便在上游找到过河地方,又因文王时曾伐过位于沁阳西北的邘国,周军对这一带路是很熟悉的。

    这个共山又使我们联想到高诱说的“共山在河曲”之说。济源县北的这个共山,东北接太行山南端,西与中条山相接。据《括地志》和《读史方舆记要》讲,原来中条山又叫雷首山,首起蒲州（今山西永济西近河曲地方）,尾接太行,若高诱不是误以共池附近有共山的话,他说的河曲共山,或许指中条山东端的这个共山。

        五、戚

    武王军至共山因山崩未敢久留“, 遂选马而进,早食于戚……”（《荀子·儒效》）戚在何处？至今仍是悬案。唐杨倞注《荀子》引杜预说“戚,卫邑；在顿丘卫县西”。杜预西晋人,他说的卫县不是纣都朝歌而是指观地。《史记·卫世家》“惠王三年齐败我观”。注引东晋人徐广曰：“观,今之卫县。”足见到东晋时,卫县都指的古观地,即《汉书·地理志》东郡的畔观。隋大业二年才将原来的朝歌（今河南淇县地）改为卫县。所以《左·昭元年》杜注也说“观,今屯丘卫县”。今按屯丘卫县的戚,在清代直隶（今河北省）大名府清丰县南,据《清丰县志》讲,古戚城在县南三十五里,即今天河南省东北部淮阳与清丰间地方。此戚距商都朝歌东北一百五十里许。武王由西南方来攻商都,决不会再东渡黄河绕道这里,这点本来是很明显的,可以往的学者都忽略了。[16]

    我以为戚地应在朝歌西南方向寻找。文献最早提到戚地的是《左传》,书中有二十余处。《左·文公元年》讲“公孙敖会晋侯于戚”,是首见,这年五月晋伐卫,晋师围戚,大约不久戚就属晋所有了,所以八年后又有“晋侯归匡、戚之田于卫”（《左·文 8》）。戚本卫孙林父食邑,孙氏乃卫国世卿。春秋时代戚邑曾多次在卫、晋间来回变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襄公二十六年所讲有关围绕戚邑的一场斗争。据载,当时孙林父在戚,受到卫甯子攻击,于是“孙林父以戚如晋”“, 卫人侵戚东鄙,孙氏愬于晋,晋戍茅氏,殖绰伐茅氏,杀晋戍三百人”。这里提到戚、茅、宁（与甯通）。甯子也是卫世卿,卫武公子和季■食采邑于甯因以为氏；甯地当即商代的宁,其地在今河南省获嘉县（详后）。春秋时宁也时而属卫时而属晋。茅氏,杜注“在戚东鄙”。因为孙林父以戚如晋叛卫,卫人才攻戚东鄙,孙氏又告救于晋,晋于是派人帮助孙戍守戚东鄙茅地。知道这种关系后,我们要知戚地何在,也就可以从茅地去考查了。

    茅在哪里呢？《左传》中有关茅地不只一个,如周公之的茅,在山东金乡西北[17],还有茅戎和茅津[18],其地在今山西平陆县境近黄河再有隐公十一年讲的周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阳成、櫕、茅、向、盟、怀”等十三邑中的茅邑。此茅邑旧多从杜预说,把櫕茅误为一地之名。其实这是两地,茅当即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朱已谓魏五章》的“秦国有怀（怀）、茅、?（邢）丘”的茅[19]。清人沈钦韩、刘文淇也考证指出“櫕、茅本两邑,而杜预误合之也”,并据《括地志》等考证出其地在怀州获嘉县西北二十里[20]。周灵王时这两地连同阳樊、温、原等地又与了晋。“晋于是始启南阳”[21],从这时起晋国的势力开始打入河内地方。已知茅在戚东鄙,自然戚与茅东西相距不远；今又考知茅在今获嘉西北二十里, 则戚亦当距此不远。从《左·襄 26》讲甯子攻戚看,甯也应距戚不远。

    又《左·襄 29》讲吴公子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由此可推知这戚不当在今河南东北部的清丰县南。我们知道,卫国初封始都朝歌（今淇县东北）,春秋卫文公（前 659——635）迁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卫成公（前 624——600）又迁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吴公子如晋在卫献公三年（前 544 年）,这时卫都仍在帝丘,戚若在濮阳清丰间,则在帝丘东北不远,而晋国在西边“, 自卫如晋”何以往东北行？如在我们考定在今获嘉西北不远“, 自卫如晋”则正好由东西行,由帝丘到此约百五十里,行二三日在此息宿也是自然的事。

    由上可证：春秋时代有一个戚邑不在河东（即河外）而在河内朝歌西南地方,可惜史失其载,后人只知清丰南有戚地,便以为卫孙氏的食邑戚在那里,而不知当在今河南省获嘉县西北二十里左右的古茅邑之西不远。

    又甲骨文有地名“■”,李学勤同志在《史惠鼎及史学渊源》（《文博》1985年 6 期）一文中释作戚,从卜辞看,此地在武丁至乙、辛时代都是一个重要的田猎地方,而商王的田猎区一般都在今沁阳至太行山东麓,故此戚,很有可能就是武王大军所路过的戚。

        六、宁与百泉

    《韩诗外传》说武王伐封“乃修武勤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行克封于牧之野”[22]。从春秋战国文献看,宁与修武当时都还分别存在,韩婴讲武王改宁为修武恐非然。不过,甲骨卜辞中有宁地：

    1、丙戌卜,■,贞翌丁亥我狩宁。贞翌丁亥勿狩宁。（合集 11006 正,丙 100）

    2、乙未卜,■贞,在宁田……（合集 28196,菁 10.5）

    这里的宁,陈梦家、李学勤等甲骨商史学家均认为在今河南省获嘉县地[23],现已成定论。

    现在需要说明一下修武、获嘉与宁的变迁沿革。《左·文公五》说晋阳处父过宁,杜预注“宁,晋邑,今汲郡修武县也。”从文献看,修武一名最早见于《韩非子·初见秦》,这就是说最早见于战国后期但同时也另有叫宁的[24]。《水经·清水注》“清水又东南流,吴泽坡水注之,水上承吴坡于修武县故城西北。修武,故宁地……余案《韩诗外传》言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更名宁曰修武矣。魏武子田大陆还卒于宁是也”。《元和郡县图志》又讲“怀州修武本殷之宁邑,汉以为县”。依清《一统志》载“修武故城即今卫辉府获嘉县治。《县志》云故城在城外西北”。清代获嘉县与今获嘉同地。由上可知《韩诗外传》讲的修武就是清代以后的获嘉县。

    又从春秋战国时有宁邑、修武之名并存看,可知武王伐纣改宁曰修武之说非实。《史记》注引徐广说是秦始皇时更名修武亦非。战国时代不仅有叫修武的地方,而同时还不止一个叫宁的地方。

    清人吴作信《汉书地理志补注》于河内“共故国”下引战国信陵君言“通韩上党于上宁”,今查《战国纵横家书·朱已谓魏王章》和《战国策·魏策三》、《史记·魏世家》都作‘通韩上党于共宁”。旧注多以为共宁为两地,我们原也以为吴氏引误。其实旧注囿于陈说。考《战国策·魏策四》讲秦攻占了魏宁邑时,魏要索还,秦国说“夫亡宁者,宜割二宁以求构”。原来秦拔魏的宁邑,也即《赵策四》“秦攻魏取泞邑”的宁。以往学者有认为此宁邑指安邑[25]。实际上这里指的就是修武之宁邑（即今获嘉地方）,此宁邑也即甲骨文中讲的商王田猎地之宁;另外还有个上宁,战国秦汉人称的共宁,后来叫辉县，它位于修武之北,习惯上以北为上,故可称为上宁。秦提出割二宁应是指今日获嘉与辉县这两个地方。

    那么《韩诗外传》说武王勒兵于宁是那个宁呢？我认为应是经过的上宁（即共宁,今天的辉县）。西汉时已不设宁县,上宁已叫共县,下宁仍叫修武。韩氏此书多用传说讲诗,不一定很准确,故不仅把武王大军路过上宁的百泉说成是武王勒兵于宁,而且说成是武王改宁为修武了。事实上先秦文献并未见说武王伐纣路过宁,只见说路过属于上宁的百泉地方。

    百泉《, 荀子·儒效》讲,武王大军“早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可见戚与百泉间乃一个白天的行程。杨倞注引杜预说“百泉盖近朝歌地名,左氏传曰,晋人败范氏于百泉”。于省吾先生曾以为即甲骨卜辞中的■（贲）泉,地在今河南辉县（《骈枝 1.23》,又见《武王伐纣行程考》《, 禹贡》37 年 7 卷）。陈梦家以为即《诗·邶风·泉水》讲的“我思肥泉”之“肥泉”,其地在淇县附近（《综述》265页）。我以为甲骨文讲的“■泉”不一定即百泉,然百泉在辉县附近则是对的。    《魏书·地形志》林虑郡共县有“柏门山,柏门水南流名大清水”。《辉县志》“百门泉又名柏门水,一名珍珠泉,一名搁刀泉,出苏门山下,即卫河之流也。”“苏门山在县西北七里许,一名苏岭,一名百门山,山下即百泉。”又据《大清一统志》讲,乾隆十五年游百泉有百门诗刻于石。今河南省辉县西北不远有百泉镇即由此得名。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谓“辉县西北苏门山下卫源也”。《辉县志》说“卫河即百泉之水,自县西而南流,至新乡县合河镇入丹河”。周师由戚到百泉可能泛指百泉水某处。前已论及戚地在今获嘉西北茅邑以西不远。从戚到百泉之间大约五六十里上下,也正好一个白天的行程。当然,比之从孟津渡后到戚之间平均日行八十里左右那种急行军来,这一天只走五六十里不算多。推测有二因：一是前些日子的急行,兵卒疲劳；二是由百泉到商都已不远,估计甲子日抵达商郊不成问题,正好借这段时间缓行以恢复士卒体力,以利战斗。这都是合情理之事。

        七、牧野

    牧野或作坶野,简称牧或坶。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时间地点从西周金文到后世文献均无二说。从《荀子》言“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之野”（旧作厌旦,此据俞樾说正）,可知武王军在百泉宿营时间不长，又连续赶在甲子朝到商郊牧野。百泉河到牧野,计约四五十里。现在的问题是牧野之地具体在何？是否固有地名？

    据《书传》讲,牧野在“纣都近郊三十里”,并未确指具体方位。《后汉书·郡国志》说是在朝歌西南有牧野。孔颖达作《尚书疏证》认为《传》三十里有据。但《说文》曾说“坶,朝歌南七十里也。《周书》（按指《书序》）曰武王与纣战于坶野。”（晋人皇甫谧也说在朝歌南七十里）我认为,牧野非原来就有的地名,据《尔雅·释地》讲“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注曰“邑,国都也,假令百里之国五十里之界各十里也”。依此里数推之,国都之外四周六七十里都可以叫牧野之地。宋人夏僎在《尚书详解》中已指出“, 牧野乃凡郊外之统名”。而不是朝歌南边原来就有一个叫牧野的地方。

    据朝歌所处地势,西部郊外是山；东北郊外地势平坦,且东临古黄河,利于防守而不便攻取。只有南郊一带,地势又平坦,是周军理想的战场,也是周军必经之地。大概商纣王得知周武王进军的消息后,早已在南郊布防。周师远道而至,闻纣军已布阵南郊外,故只得在郊外的牧野之地停下,动员布阵。《书·牧誓》当为武王在此临战前的誓师记录,所以郑玄讲“郊外曰野,将战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水经·清水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矣”。又据《括地志》“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二里,今卫州城牧野之地,武王伐纣筑也”。唐卫州本隋汲郡治所,在汲县,所以《通典》说“汲县即牧野之地”。本来牧野指朝歌四周郊外之地, 牧野战场则特指朝歌南部。牧野的专名,是从周军在此大战后才有的,武王伐纣并未在此筑城。

    根据我们上面的考察,武王伐纣从镐京出发,经长途爬涉到河南汜水,因遇水汛和风暴而回师孟津渡河。镐京至孟津《, 汉·律历志》说九百里,实际约合今七百多华里。孟津到汜约百里,由汜返回孟津多行百里,则由镐京到汜再到孟津渡河时,行程大约九百里左右。若按文献记载从武王十一年一月癸巳日从镐京出发,二月戊午渡孟津,历时二十五天,日均行程约三十五六里,戊午师渡孟津在河北岸稍停（次于河朔）,过鲔水（即湨水）经邢丘到了怀地（今武陟西南沁水南岸）,由于大雨使沁水泛滥阻道,即改道沿沁水南岸而西北行到了共山（今济源县北十二里许）,此间路程约百余里。从《荀子》说“至共头而山坠……出三日而五灾至 [26]”。大致从孟津到此走了三天, 行程二百余里,平均日行约七十里。师至共头,算是绕了道,加之山崩,以为不吉未敢停留“, 遂选马而进”,日夜兼程急行到戚（大致在今获嘉西北,修武北）。由共山到戚约百四五十里,可能需时两天。再由戚行五六十里到达百泉河（辉县西南卫河一支流）,作短暂休息后又连夜急行四五十里左右到了商郊牧野,时间已是甲子日早晨。总计从孟津到牧野一周时间,行程约四百里许,日平均行程六十里左右, 比之从丰镐到孟津平均日行增加了一倍左右。这样的速度是否可能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公元前 269 年,秦伐韩,军于阏与（山西和顺）,赵奢往救,由武安（今同名）出发,两地相距约 180 多里,只用了二日一夜,平均日行军达 70 多里[27]。因为这是抢时间,那怕遇雨士卒多病,武王还是“疾行不辍”（《吕氏春秋·贵因》）。经过艰苦的急行军,武王终于在甲子日按预期到了商郊牧野。那么这条路是否可以行车走马呢？回答也是可能的。首先从孟津北到朝歌、西到太行山麓,本是原商王的田猎区,卜辞中累见商王行猎到过的噩、向、孟、殸、雍等等,均在此范围内。卜辞还告诉我们,商王田猎常以车逐（如《菁》1、《佚》980 等片）,自然这一带是可以行车的。这里原来又有不少商的封国,诸如盂、凡、宁等,他们之间与商王朝往来密切,必然有大道联系。如果我们再查一查今日的地图,将会有趣地发现：武王经过的这一路大多是后来铁路、公路和大道经过之地。更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带,周人早已为灭商扫清了道路,所谓“既伐邘崇,作邑于丰”的邘,经不少学者考证,就是原来附属于商王朝的盂国（即今之河南沁阳西北）。由于周文王的挞伐,盂国已是周的附庸。这样,周师路经这一带就不怕没有军需供给。由上种种说来,武王所走的这一线,虽是遇雨河水泛滥走了弯路,仍然是可以按预计时间——甲子日抵达商郊的。

    [1]有人以为是庙堂中武王伐商和成王东征方面的壁画，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接下去又提到“东国图”。这“东国图”绝非壁画，而是有如《周礼·地官·大司徒》的“土地之图”，即地图。

    [2]于省吾《武王伐纣行程考》，《禹贡》1937 年 77 卷 1 期。

    [3]如《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一册，（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

    [4]《武成》逸书，孔壁所得古文本有，因其不列学官，藏在秘府，至东汉光武建武之际又亡，其残文仅存八十余字保留在《汉书·律历志》中。

    [5]参见《沣西发掘报告》，1962 年，文物出版社。

    [6]《元和郡县图志》从《书序》说，认为成王葬周公于毕，是周公有可能也葬于毕地。

    [7]《史记》、《书·大传》、《唐书·历志》引挺改年》均作九年。此九年依郑玄说当从文王受命之年起算，而不是武王即位起算。《汉书·律历志》引刘歆说为十一年观兵孟津，十三年伐纣，经不少学者考订，刘说不可从。

    [8]《史记》周本纪与齐世家说法不一，前言十二月渡孟津，二月甲子至牧野，后者称正月甲子至牧野，《汉书·律历志》引《武成》作二月戊午渡孟津，二月甲子至牧野，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同《汉书》，我们这里依王说。

    [9]《六韬》一书相传为姜太公所著，恐非实，但从《庄子》所讲，战国时代已有此书。《淮南子·兵略》可能本荀子说。

    [10]a.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04、308 页；b、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台湾鼎文书局释本，第 395 页。

    [11]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 15 页。

    [12]参见《书·泰誓》。今所见《泰誓》三篇为晚出古文，原书已佚亡，汉初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本无《泰誓》，武帝时《泰誓》三篇，因其文浅露，学者多疑之，马融、郑玄均知浅露，然亦为之作注疏，当又觉得有可取之处。所以应有一定参考价值。

    [13]据光绪十四年薛福成刊《全校水经注》本卷十一《湨水》后注文。

    [14]参见王先谦、虚文绍、毕沉等有关《吕氏春秋》、《淮南子》、《庄子》校注释文。

    [15]参见《左·文公十二》及刘文淇《春秋左氏传四注疏证》引马、杜、顾、江等说。

    [16]如 1979 年中华出版社的《荀子新注》都把武王“朝食于戚”的戚说在濮阳清丰之间了。

    [17]见《左·僖 24》。

    [18]见《左·成元》、《左·文》。

    [19]帛书整理者注“茅在今获嘉西北”。

    [20]参见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隐公十一年《疏证》。

    [21]见《左·襄 25》。南阳，依《水经注》指修武，实际上应是指朝歌以南的河内地区。

    [22]中华书局年许维通校释本《韩诗外传》卷三将此误为“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

    [23]a.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81 ～ 82 页。b.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261页。

    [24]《战国策·魏策三》“通韩上党于共宁。”

    [25]参见缪文远《战国策考辩》306、250 页。

    [26]因为从镐京出发不止行三日,故可能是从孟津渡起算的三日。

    [27]见《史记·赵奢传》。

      本文原载于《中原文物》1990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