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

陈昌远

    1976 年 8 月,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一批铜器,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利簋》,器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

    珷征商,住(唯)甲子朝,岁

    鼎(贞),克■(昏)夙又(有)商。辛未，

    王才(在)■■,易(锡)又(右)

    事利金,用乍(作)■公宝■彝。

    这是历史上记载武王伐纣这件大事最早的珍贵资料。本文试将个人学习《利簋》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谈谈有关牧野之战的几个问题:1,于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和《利簋》铭文岁黑(贞)问题；2,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问题;3.牧野之战为什么进行得如此迅速?不正确之处,多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如何看待《利簋》铭文中的“岁期”(贞)和甲子日的时间,这是大家在研究《利簋》铭文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

    张政烺先生在《利簋释文》中认为“: 在甲子朝,已陈师牧野“,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周武王面对强大的敌人,只能决战,不容迟疑,当无再卜鬼神的余地,而文义绝非倒述兴师前的预卜,可见此鼎字不作贞卜讲。”[1]而黄盛璋同志则认为“: 甲子誓师前,决战在即,能否举行岁祭?实际上岁条乃是祭祀祖先。《墨子·明鬼》‘岁于祖考,以延年寿’[2],是春秋战国之际犹行于民间,可隆可简。‘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 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车中木主皆为临时,岁祭亦必简单,是可以举行的。”[3]

    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说“, 案社者当为祖若,岁于祖若考,言荐岁事于祖及考也”。可见把“岁于社者考”解释为“岁于祖若考”是孙诒让的注释,而并非墨子原文。至于“岁于祖若考”是不是就是《利》铭文中的“岁鼎”(贞)?郭老认为“鼎”即“贞”,甲骨文中“贞”字与“鼎”通用,金文“鼎”亦可借为贞,是“鼎”,“贞”互用之确证。[3“] 岁”是不是就是“岁祭”,当作祭祀专门名称来使用呢?看来也未必。《国语·周语》记载“: 日祭(韦昭注曰：日祭,祭于祖考,谓上食也,近汉亦然),月祀(韦昭注曰：月祀于曾高也),时享(韦昭注曰：时享于二祧也),岁贡(韦昭注曰：岁贡于坛墠也)终王,先王之训也”。《国语·楚语》又说“: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韦昭注曰“: 日祭于祖考,月荐于曾高,时类及二祧,岁祀于坛墠”。由此可见“岁”是作为时间概念来讲的,并非专门祭祀名称。黄盛璋同志所引《墨子·明鬼》篇。“岁于祖若考”,依孙诒让注释,岁也是作为时间概念。查《仪礼》与《礼记》等书中祭的种类,也并没有什么“岁祭”,因此不能作为祭祀专门名词来使用。尤其不能混淆“贞问”与“祭祀”的界限,二者在古代使用上是有明显区别的。所谓贞卜是“使民决嫌疑, 定犹与 (予)也”。[4]而祭祀是祭祀祖先和祖先以外,天、地、四方名山大川及五祀(门、行、户、灶、中霤),其目的是在于“有报焉”。[5]所以《利簋》中的“岁贞”应训为一岁中之大事进行贞问。在商周时代,武王在孟津观兵誓师词时就曾用过占卜。《国语·周语》记载武王“: 吾闻之《泰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就是用梦和占卜来坚定克商的必胜信心。《墨子·明鬼》篇还谈道“: 昔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日,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是故攻殷伐纣,使诸侯分其祭,若鬼神无有,则武王何祭分哉。”这说明武王是相信鬼神的。至今在河南辉县共山头附近还保存有“周卜村”的名称,流传着武王伐纣的一些传说,这不是没有缘故的。

    周人既然相信鬼神,是不是“甲子”日的选定,是采纳占星家的建议呢?现在没有发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武王伐纣之所以要选在甲子日赶到殷郊,这个问题在《吕氏春秋·贵因》篇中讲的很清楚。武王至鮪水,殷使胶鬲侯周师。武王见之,胶隔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隔曰,揭至,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必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这是说武王告诉了殷使胶鬲,将以甲子日至殷郊。殷使胶鬲回去报告了殷纣王,纣王不以为真,而胶鬲以生命作保证。如果武王的军队不在甲子日至殷郊,胶鬲就有杀头之罪。武王为了救胶鬲,在天下着大雨,士兵有病的情况下, 仍然继续进军, 一定要在甲子日赶到殷郊。这个政治斗争的意义与影响,我们绝对不能用迷信思想把他遮盖起来。因此《吕氏春秋》发了议论,认为“此武王之义也”。

（二）

    武王伐纣至殷郊牧野,到底从什么地方渡过黄河,又经过什么地方到达殷郊牧野?对于这个问题, 从汉以来一直存在二种不同的说法。比较通行的是“师渡盟(孟)津说”[6]。除此以外就是“师渡汜说”,可是此说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历史文献记载,武王伐纣的军队,少即三千,多即四万。[7]庞大的队伍,长途行军每日能走多少里?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师，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 师行三十里”。可知当时武王从镐京出发到达孟津是日行三十里。戊午师渡孟津。戊午为周正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癸亥到殷郊牧野,共六日。由孟津渡河北上到牧野,中间相距约四百多里,必须日行七十里,在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实属困难。

    又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这时，“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准南子》又记载：“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锇,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济而波罢。”[8]从这些记载来看,我认为：九年,武王曾观兵于孟津,诸侯皆曰可伐,而武王没有出兵。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孟津渡口河身较窄,水流湍急,风大没有渡过。并不是什么“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乃还师归”。

    《史记》《汉书》言武王伐纣师渡孟津,是根据《尚书》和《逸周书》的材料。可是现在保存的《尚书》和《逸周书》并没有“师渡孟津”的说法。更没有渡过孟津后北上的具体路线。现存《泰誓》《武成》等篇皆主张此说。但据曾运乾先生认为“此晚出古文所传之伪《泰誓》,均非孔壁真本”。[9]而《武成》建武之际早已亡,其残文仅存八十二字,见《汉书·律历志》,而今所保存是晚出古文,也都不足为据。仅有《逸周书·商誓》篇有“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据朱佑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认为,此事是指武王观兵于盟津事,并非武王渡盟津伐纣。因此,依我看来“, 师渡孟津说”,很可能是属于汉人之说。

   《荀子》在《儒效》篇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西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日‘: 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日: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且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此说《淮南子》也曾加以引用,曰“: 武王伐纣,东面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10]

    “至汜而泛”,杨注曰“: 汜,水名,谓至汜而适遇水汛涨”。据于省吾先生考证,此汜是指的西汜水。“因距雒汭甚近,由西汜水北渡河抵怀亦相符合”。[11]其地在今河南荥阳之汜水。

    我们说武王伐纣师渡今荥阳之汜, 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旁证。《吕氏春秋·贵因篇》所记武王伐纣,武王曾“至鲔水,殷使胶隔侯周师”。据《水经注》认为鲔水,应在巩县。“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吕氏春秋》称武王伐纣,至鲔水,纣使胶隔侯用师,即是处矣”。[12]这说明武王伐纣是从孟津向东进军至汜,而后北上的。其次武王伐纣时,孤竹国君伯夷、叔齐听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日:父死不葬,爱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13]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的地方在哪里?这次我参加省地名工作普查会议,得知伯夷、叔齐叩马处,在今孟津县东二十五里[14],至今还保留叩马镇这地名。流传着伯夷、叔齐叩马的故事。还有今孟津县东侵师县名, 也与武王伐纣有关。“周武王伐纣, 回息偃戎师, 遂名偃师”。[15]如果武王伐纣从孟津不东进,绝对不会从东回师息戎。从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说明武王伐纣之师不是经过孟津渡河北上,而是从孟津东进从汜渡河北上。为什么武王要选择从汜渡河呢?因为黄河至汜,河身较宽,水流平稳,沙滩多,水又浅。因此武王选择此处渡河。汉时刘邦北上也都从此渡河。所以,汜在古代就成了南北交通的重要渡口了。

    “至怀而坏”。《荀子》杨倞注曰“: 怀,地名。《书》曰覃怀底绩。孔安国曰：覃怀近河地名。谓至汜而适遇水汛涨,至怀又河水汛溢也。”《汉书·地理志》河郡有怀县,即古邢丘(今河北邢台古邢国新迁地)。“《韩诗外传》曰: ‘武王伐纣,到邢丘,更名邢邱曰怀。’春秋时,赤翟伐晋围怀是也。”[16]《旧志》云《左传》赤翟伐晋怀即此城(古邢国始封地)。段注《说文解字》曰: “今河内怀庆府武陟县西南十一里有故怀城。”由此可知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今武陟县西南濒临黄河,河之南即汜水入河处。因此从汜水渡河向北至怀是很自然的。至怀以后,北上直宁,宁即今河南修武县。修武之名实与武王伐纣有关。郦道元《水经注·清水》日“: 余案《韩诗外传》言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更名宁曰修武矣。”至今修武县民间还流传着武王伐纣的一些传说。

    “至共头而山隧”。唐杨倞《荀子》注曰: “共,河内县名。共头盖其县之山名,隧谓山石崩摧也。隧读为坠。”顾炎武曰: “《左传》郑大叔出奔共,注,共国今汲郡共县。”又曰“《唐书·地理志》卫州共城县,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卫辉府辉县”。《辉县县志》曰“: 今辉邑有共山首焉,其地可据。”又云: “共山,在方山东南,名共山首,一名共头,俗呼为共山头。因卫世子共伯封地得名,相传共伯葬此。”《山海经·海外北经》曰: “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大明一统志》曰“共山,在辉县东北八里,俗呼九山”。为什么山名用九,是因为共工氏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有关。因此我认为共山之名,是得名于共工氏,九山之名与共工之臣相柳氏有关。武王伐纣所至于共山头应指此山,从此到百泉,正符合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

    “朝食于戚”。戚应指何地?《左传》记有二个戚地,一是属于卫疆域,在顿丘卫县西。一是孙林文的封邑《,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曰“孙林文以戚如晋”。杜注“以邑属晋”。又说“卫人侵戚东部”，可见其地与晋接近,应在今河南辉县,离百泉不远的赵固村一带。“暮宿于百泉”。《辉县县志》曰: “百门泉一名珍珠泉,一名搠刀泉,出苏门山下,即卫河之源也。”又曰“苏门山在县西北七里许,一名苏岑,一名百门山,山下即百泉”。从百泉到殷郊牧野相去只有二十多里。当时武王的军队为什么到百泉后而不北上直抵朝歌而转向东南牧野呢?这主要是因为辉县北面是大山,属于太行山山脉,通过此地实困难,因此武王军队不直接由戚直抵朝歌,而转向东南由百泉到殷郊牧野。

    “厌旦于牧野”。《荀子》杨倞注曰：“厌,掩也。夜掩于旦,谓未明已前也。”牧野, 究竟在何处?现在一些教科书和一些历史著作中都认为在今河南汲县和淇县南。[17]但也有人认为在今河南新乡市郊的。孙作云先生在《商周之际的牧野大战的牧野在哪里?》一文主张此说。[18] 他在该文中曾作过一番考察,认为商周牧野大战在今新乡新乡师院的牧野村,我同意此说。其实,其说早在明《正德新乡县志》就已指出：“牧野在县东北三里,昔武王伐纣之处。”清人重修《新乡县志》也说“牧野在县东北八里,即古牧野,武王伐纣陈师之地,今太公庙尚存”。战场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因为古代黄河是从现在新乡、汲县向北流去,新乡县境是古代黄河的北曲之地,东面是黄河,西面是太行山。在牧野村的北边,今新乡市潞王坟正是太行山口,牧野就成为殷都朝歌南面的大门户。殷纣王为了防止周人沿黄河、太行山傍向北进攻，一定要在此地派重兵把守。如果牧野失守,向北走去,则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殷都朝歌就没有办法可守了。

（三）

    《利簋》铭文曰“: 甲子朝岁鼎(贞)克■(昏)夙又(有)商。”意思是说甲子日那天早上,天还没有太亮的时候就把商灭了。这与古文献记载相符合的。《国语·周语》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诗经·大明》篇曰，“肆伐大商”“, 会朝清明”。《尚书·牧誓》曰“: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这里的“会朝清明”“, 甲子昧爽”,就是《利簋》中的“■(昏)夙”。夙,韦昭《国语》注云“夙，早也”。《逸周书·世俘》篇记载“: 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和《史记·周本纪》所记载商的军队失败以后“, 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是相一致的。这些记载都说明商周之际牧野之战,从天还没有太亮,军队刚一接触,武王的军队很快就把殷纣王的十七万军队全部消灭了。所以当天殷纣王不得不逃跑,晚上回到殷都朝歌自焚而死。战争为什么结束得如此之快?这是研究牧野之战一个重要问题。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商朝的军队到牧野“, 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因此, “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崩畔纣”。而周师斗志昂扬。《尚书大传》曰: “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以待旦。”从这里很明显的看出,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殷纣王的溃败与纣的军队前途倒戈以迎武王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牧野之战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斗争。

    对于牧野之战,是不是经过激烈的斗争,从战国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早在战国中期孟子就曾提出怀疑,认为: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20]孟子早已断定武王伐纣是一定会得到商朝人民的热烈拥护,决不是什么一场流血很多的战争。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始征, 自葛载,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又曰: “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在这里汤和武王都是圣君,桀和纣都是残贼之人。夏、商的人民受苦既深,天天都在盼望着救星；汤,武之师一到,就好像在久旱的日子里下了一场甘雨,有说不尽的喜悦。因此上层的人们持了币帛,下层的人们提了饮食来欢迎,商贩依然上市,农民照样下田,秩序一切如常,只是暴君被推翻了。所以《孟子·尽心》下又有一段叙述武王的话说: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 ‘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战?’”这是说武王带兵来到殷郊,对殷民说: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为了安定你们的生活来的,不是与老百姓为敌的。殷民听到,马上跪下叩头。

    除此以外，《荀子》也认为: “武王之诛纣也……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这也是说武王所率领的周师到了牧野,鼓声一响,纣的士兵马上就把矛头掉转方向杀纣降周,不劳周人动手,殷朝军队就溃散了。

    而把这种情况写得更生动的还是《淮南子·泰族训》曰: “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他描写纣王的土地这样广大,士兵这样多,可是牧野一誓,纣王所统率的亿有余万的士兵都掉转身来射纣王,殷政权马上土崩瓦解。

    从以上一系列材料都说明牧野之战是没有经过什么激烈的战斗。可是与这些记载相反,王充却在《论衡·语增》篇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提出了四个证明来说明武王不能平静地得天下[22],从而认为武王不血刃之说是不符合事实。近人顾颉刚先生也主张此说。认为: “王充的说法虽很合于事实,然而因为他过分地跟传统思想冲突,极不适合于封建社会统治者欺骗人民群众的要求,所以《论衡》的新发现陷于《武成》同样的命运, 没有人去睬它理它。大家一味地向武王们歌功颂德。”[23]同时,顾颉刚先生对《孟子》《荀子》等书中记载武王伐纣不血刃之说曾加以评论,认为: “战国之世争城略地的大屠杀时代,人民痛苦极了,一致地希望有一个真命天子出来,收拾这残酷破坏的局面。汤、武既受儒家的宣传,成为爱民如子的可爱的君主,所以人们就把理想中圣王面貌套到他们的牌子上,天天替他们涂脂抹粉,不但孟子这样,别人也都是这样。”[24]《利簋》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那种认为牧野之战, “赤地千里”,血流漂杵”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而纣兵前途倒戈,也不是受什么儒家宣传的结果,而是“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25]牧野之战,周武王胜,殷纣王败,这一事实证明: “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26]

    [1]《考古》1978 年第 1 期。

    [2][3]《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 年第 6 期。

    [4]《礼记》《曲礼》上。

    [5]《礼记》《郊特牲》。

    [6]林春薄：《武王克殷日记》曰“一月戊午师渡孟津”。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   (1976 年修订本)曰: “武王率领的大军沿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渡过孟津,进抵朝歌(今河南淇县南)，距朝歌只差七十里。《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黄盛璋同志曰: “戊午师渡孟津,六日后,也就是甲子朝到了牧野。” (《文物》1978 年 6 期)

    [7]关于武王伐纣的军队与兵车数目各书记载很不一致,大概情况如下：《逸周书·克殷解》曰: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孔注云: “戎车三百五十乘,则士卒三万一千五百人,有虎贲三千五百人也。”《孟子·尽心》篇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吕氏春秋·简选》篇云: “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同书《贵因》篇作“选车三百,虎贲三千”。《史记·周本纪》曰：“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车伐纣。”《淮南子·本经训》曰：“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风俗通义》引《尚书》曰“: 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八百人,禽纣于牧野。”

    [8]《淮南子·览冥训》。

    [9]《尚书正读》。

    [10]《淮南子·兵略训》。

    [11]于省吾：《武王伐纣行程考》，《禹贡》七卷第 1、2、3 合期。

    [12]《水经注·河水》卷四。

    [13]《史记·伯夷列传》。

    [14]《中州杂俎》写作三十里。

    [15]《太平寰宇记》卷五，《元和郡县志》曰：“武王伐纣于此筑城，息偃戎师，因以名焉。”

    [16]《水经注·沁水》卷九。

    [17]郭沫若《中国史稿》(1976 年修订本),曰: “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认为: “牧野(河南汲县)。”现在通行全日制中学《中国历史》课本认为“牧野（在今河南汲县）”。

    [18]《历史教学》1968 年，9 月合刊。

    [19]《国语·晋语》，“夙夜征行”注。

    [20]《孟子·尽心》下。

    [21]《荀子·儒效》篇。

    [22]王充在《论衡·语增》篇用了四项证据来证明周武王不能平静地得天下。第一,世传纣有索铁伸钓力气,加上助纣的蜚廉、恶来等有力的壮士，如果武王真是兵不血刃而克殷,那就必然和纣王君臣多力之说相冲突。第二,他读《武成》知道牧野之战达到“赤地十里”。第三,他把汉高祖的胜利与那时天下苦秦之暴作比较,认为武王克殷不可能比这事轻易。第四，用汉王莽失败来比较，那时天下人心都在叛莽，然而革命之师还是“死者万数”，“血流没趾”，用来看武王兵不血刃之说，是不符合事实。

    [23]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二辑。

    [24]同前。

    [25]《国语·周语》上。

    [26]《孟子·娄离》上。

    本文原载《河南师大学报》1980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