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都朝歌

牧野之战“牧野”地望发微
  商都朝歌 作者:陈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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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目录

一、名家散论

二、商都朝歌

三、帝辛评论

四、牧野之战

五、殷商文化

 



牧野之战“牧野”地望发微

陈昌远

 

    前几年我在《河南大学学报》先后发表过《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和《再谈武王伐封进军路线》两文,主张武王伐封牧野大战的战场在今新乡市牧野村一带[1],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与讨论[2]。当时由于篇幅所限对一些问题没有详细论证,今再就牧野之战牧野的地望谈一点不成熟意见,不当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牧野”在何处?有的说牧野不是地名,邑郊之外谓之牧野。有的根据《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依此里数推之国都之外四周、六七十里都叫“牧野之地”。并认为:“牧野战场则指朝歌南部,牧野的专名是从周军在此大战后才有的。”[3]历史上有名的牧野大战的战场究竟在何处?相当今天什么地方,在一些著作中均没有确切的说法[4]。这个商周史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问题,从汉以来就存在有以下不同意见。一般都认为在朝歌南或淇县南。

    《史记·殷本纪》裴骃《集解》引郑玄曰:“牧野,纣南郊地名也。”

    《水经注》卷九曰:“自朝歌以南及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

    袁山松《郡国志》曰:“朝歌南有牧野。”

    《后汉书·郡国志》曰:“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

    《大清一统志》曰牧野“在淇县南”。

    《通鉴地理今释》说牧野在纣之南郊,在今河南“淇县南”。

    《史记·鲁周公世家》唐张守节《正义》曰“卫州即牧野之地,东北去朝歌七十三里。”

    《元和郡县志》卫州条说:“今州里,即殷牧野之地。”

    在近人一些著作中,则有的说在汲县东北。《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曰:“坶邑,一作牧邑,在河南汲县东北。坶野,即牧野,在今河南汲县东北。周武王与反殷诸侯会师、渡孟津。大败纣王之军于此。”[5]

    以上这些书籍只说在朝歌南,或淇县南。有的说在汲县东北。有的说在汲县境。到底在何处?都没有确切的说法。因此,探讨牧野与纣都朝歌的里数,是我们探讨牧野大战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有的同志在讨论牧野之战的牧野距商都朝歌有多少里时,引用《水经注》今清水,“又东县过汲北……清水又东经故石梁下……与仓水合……其水东南流,潜行地下,又东南复出,俗谓之雹水……《郡国志》曰:‘朝歌县南(十七)有牧野。’”由此可知,牧野距朝歌县南 17 里[6]。以上所引用的《水经注》有几点需要说明。如“东县过汲北”应为“又东过汲县北”。这句话是郦道元所注《水经》的内容,《水经》是三国时人桑钦所写[7]。因此,引用时不能作为《水经注》的内容来引用。“清水又东经石梁下……与仓水合……其水东南流,潜行地下,又东南复出,俗谓之雹水……《郡国志》曰‘朝歌县南(十七里)有牧野’,可是《郡国志》曰朝歌县南(十七里)有牧野”。查阅几种有关《水经注》的版本,都没有十七里的内容,看来是有的论者自己有意加上的,不加说明放在引文内,这是很不恰当的。“十七里”到底出于何处?《后汉书·郡国志》曰:“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刘昭注“去县十七里”。《后汉书》没有地理志,梁刘昭给《后汉书》作注,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人《后汉书》作注。因此,刘昭注是晚出,有的论者采用不足为据。

    在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也都认为坶野,即牧野,在河南汲县东北。这是受唐人的影响,《尚书·牧誓》《孔传》曰:“牧野近郊三十里地名。”《通典·州郡》曰:“郊野之地,纣都近郊三十里即此。”这说明牧野离纣都30 里,所以说是在汲县东北。

    其实早于刘昭、《孔传》把牧野距离纣都朝歌的里数记载最为清楚的,应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坶即牧。这是牧野离纣都朝歌南 70 里的说法。朱熹《诗集传》也采用此说,《诗经·大雅·大明》曰:“矢于牧野。”朱熹《诗集传》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上述许慎的说法比较可信,因为他是河南人,对河南地理比较了解。宋人夏僎《尚书详解》予以肯定。而陆德明《音义》引《说文》作坶野,也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又似专属商郊地名”。在唐宋人的这些论断里,透露出牧野这个地名的形成,原来“牧野”不是一个地名,这是可以肯定的。因《尔雅·释地》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故《尚书·牧誓》曰武王伐纣,“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应读为商郊、牧野。指商邑外的四周,自郊至牧而野。由于历史上武王伐纣的战争是在殷都朝歌70里的牧野发生的,因此,经过这次战争之后,这个战场也就形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名,称为牧野,成为商郊外地名。这个商郊地名应在何处?距朝歌城南 70 里,今新乡市牧野村北一带。故曾运乾《尚书正读》日:“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曾运乾曰:“昧爽,旦明也。王,武王。朝至者《诗·大明》云肆伐大商、会朝清明。郊、距王城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牧野在纣都朝歌南七十里。”

 

    今根据有关文献和实地考查,有两点值得研究者作为佐证。

    第一据《括地志》记载:“卫州(今河南汲县卫辉市)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乃筑此城。”此说明商郊牧野是在卫州附近,今汲县城南一带。清《汲县志》曰:“牧野在县南陵西社,周武王伐纣陈师牧野即此,《诗》云‘牧野洋洋’是也。《舆地广记》故商都牧野之邑。《寰宇记》汲近郊三十。”清田文镜《河南通志》曰:“牧野在府城南陵西社朝歌之南,周武伐纣陈师牧野即此。”明成化《河南总志》也说:“牧野在汲县西南二十五里。陵西社野竹村古朝歌之南,周武王伐纣誓于此,《诗》云‘牧野洋洋’即其地也。”

    通过以上这些材料说明,牧野大战应在朝歌之南,汲县西南之地。《括地志》说:“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此条材料说明卫州(今河南汲县卫辉市)离纣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只有 73里之路程。今新乡市是隋开皇六年 (公元 586 年) 析获嘉县新乐城和汲县新中乡置县曰新乡。今新乡市牧野村正是属汲县之新中乡,是汲县西南的陵西社,其地理范围很广。有东牧村、西牧村、新牧村。牧村乡里包括 27 个村,属新乡市郊区。靠正北是当年牧野之战的战场。故《新乡县志》指出:“牧野村在县东北八里,即古牧野,武王伐纣陈师之地,今太公庙尚存。”《新乡县续志》曰“牧野春耕”为县八景之一。今值得注意,这里的一些村名,围绕着武王伐纣牧野大战这一中心形成许多地名。牧村的西南有古龙岗(今杨岗)、古凤岗(今茹岗)、古龟岗(今畅岗)统称“三岗”。传说当年武王伐纣、王后和姜子牙兵临牧野村,便分别驻扎在这三村落。这些地名正符合《荀子·儒效篇》所记载武王军队“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野”。从今辉县市及泉到牧野的进军路线。周军已到,殷纣王仓皇起兵迎战,率领商军 17 万(一说 70 万),南下至牧村东北扎下营寨,后称“御寨”(今御河)、周武王前锋军队在北门帐门(今称北张门)、随后大军驻南帐门(今称南张门)、殷纣王在牧野大战战败溃逃后,周武王将所俘商军中的顽固将领押到共国(今辉县市)杀掉,故现今新乡、辉县市交界处留下“斩将屯”村名。周武王、姜子牙继续挥军北上,在凤凰山前分兵两路围逼朝歌,分兵处今有“分将池”的村名为证[8]。这些从地名学上值得我们注意研究,它为我们寻找牧野大战的战场提供重要线索和旁证,它表明牧野大战是在今新乡市牧野村一带进行。

    第二,有论者提出今之新乡市东北的牧野村一带,为当年武王与纣王交战处,那么,武王“勒兵于宁”,为什么不从宁地挥戈东向,直指汲县新中乡之牧野,反而舍近求远,由宁地率军北上共山头,难道周军能从共山回师西向百泉,旋由百泉南下辉县城,然后才至汲县新中乡之牧野吗?[9]

    要回答上面问题,必须对该地区的地理形势作一番了解。武王伐纣率领的周师,从祀水渡河北上邢丘(今河南温县北平皋村),然后东向至怀县(今河南武涉县城西土城村),至怀后继续北上宁(今河南修武县),“至共头而山隧” (《荀子·儒效篇》)不能前进,然后“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野”。 (《荀子·儒效篇》)唐杨倞《荀子》注曰:“共,河内县名。共头盖共县之山名,隧谓山石崩摧也。隧读为坠。”“厌,撞也。夜掩于旦,谓未明已前也。”厌旦即黎明到达牧野。

    当时周武王伐纣的军队,既然从祀水渡河北上到邢丘,然后东向至怀,到怀后继续北上。这时武王的军队并没有由怀东向朝歌,那是因为古代的黄河是从今天的武陟县境内向北流[10]。如果从怀东向朝歌,那就必然又要渡一次黄河,这对进军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周师至怀后,只有北行,北行至宁(今河南修武县),周师在宁修整一会,仍然继续北上共头。为什么武王的军队“勒兵于宁”后,并没有从宁地挥戈东向,直指汲县的新中乡之牧野,反而舍近求远,由宁地率军北上共山头呢?因为武王伐纣进军的目标是纣都朝歌,并不是汲县的新中乡牧野。既然是这样,所以周师北上共山头,企图从共山头向纣都朝歌进军。为什么没有从宁地挥戈东向进军纣都歌呢?那是因为从宁 (今河南修武县)东向牧野,其间有许多小河,行军很不方便。如现在新乡市西边的合河村这个地名,就是因为有几条河在此汇合而得名。加之这个地区地形,沟、岗很多,洼地也很多,尤其是武王伐纣时“天雨,日夜不休”。(《吕氏春秋·贵因篇》)遇上雨天,山洪爆发,在这地区行军极其不方便的,所以周师北上共山头,避开难进路程,准备从共山头东向直接进军纣都朝歌,可是到共山头后,《荀子》说“至共头而山隧”《( 荀子·儒效篇》)并不是什么山石崩摧,而是因为天雨山路不平车行实在难走,在那里有著名的山有九山,“辉县北十里”,“孤峰耸立,府视群众”[11]。还有方山,“在辉县东北”。黑麓山,“在辉县东北五十里。”“两崖壁立,交通极不方便”[12]。所以由共山头直至朝歌,其间都是山地丘陵地区,属太行山脉,一般高度都在 200 至 500 米,有的达到875 米。但从百泉南下绕道是属于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当时周师到共山头后,由于地理上山路的阻隔,武王并没有了解清楚当地的地形,因此周师不得不旋转百泉,从辉县市南部南下到牧野,然后北上朝歌。可是有的论者提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记齐侯攻晋,就是由朝歌经过孟门,登太行,进军晋国。武断地认为古代从朝歌到孟门是古代的军事交通要道,那么,在商周之际,此古道岂能不通?所以武王伐纣大概是沿着这条古道由共山头进军牧野的[13]。在这里要问,如果在古代由共山头到朝歌有古道,在商周之际是畅通的,那么,为什么周师从东到共山头后,又何必西向回到百泉,然后才直达牧野呢?这种军事行动又作何解释呢?

    我们说从朝歌到共山头在商周之际并没有什么古道,如果古道畅通,春秋时齐桓公伐白狄到西河,不会“悬车束马”[14],逾太行山前进的。

    由于纣都朝歌的地理位置,东边是黄河,西边是太行山丘陵地区,中间是属于华北大平原的开阔地带。而牧野正是纣都朝歌的南大门口。在新乡市路王坟以南的牧野,正是处于太行山南口。所以周武王伐纣的军队,“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15]殷纣王早已在纣都的南大门口摆好阵势等候周武王军队的到来。如果按有的论者认为在邻殷都朝歌南 17 里,淇县黄庄一带,在那里是没有办法摆好阵势等候周武王军队的到来,这个仗是没有办法打的。所以我认为《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十七里,可能是七十之误。正是由于周师从百泉南下,很快到达汲县西南牧野,这时殷纣王早已摆好阵势在那里等候,所以在历史上才发生著名的牧野大战。由于殷封王不得人心,两军相接触,前线倒戈,封军失败,无法可守。“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16]由于战争是在甲子日进行,由这个时间也可以推算出牧野大战,应在淇县南今卫辉市西南今新乡市郊区牧野村进行的。因为这个距离当天纣兵败后,纣王是可以返回朝歌的。

    值得注意,从历史上看,从百泉到新乡牧野一带正是经常发生战争的地区。历史文献上比较明确的记载百泉有战争,较早的有《左传》。《左传》定公十四年(公元前 497 年)冬十二月晋国军队在百泉战败郑国和范氏(晋国的叛)的联军。当时晋军在朝歌打败范、中行氏的军队,范氏的军队撤退下来,向西转移与郑军在百泉及苏门山一带防守。结果又被晋军打败 [17]。清代顾祖舆《读史方舆纪要》和沈钦《左传地名补注》都认为《左传》记载的百泉即今百泉今辉县市。还可以再看一个历史上的战例,更能说明问题。南宋建炎元年(1127 年),宋将王彦在新乡被金兵战败,也是向西北撤退,拒守于共城(今辉县市)的西山(即辉县西北的山区包括苏门山在内)[18]。结合这些战例和地理形势进行考察,历史上的牧野之战在新乡市牧野村一带进行,绝对不是偶然的。

    通过以上两点史实考查,可以说明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应在今新乡市东北牧野村一带进行,比较可信。建议新乡文管会在这个地区可以有计划进行文物普查,把有关资料集中起来,在牧野公园内建立一陈列馆,供研究参观。

 

    注释:

    [1]拙著《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 4 期;《再谈武王伐纣进军路线》,《河南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

    [2]孙醒:《也谈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河南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

    [3]彭邦炯:《武王伐纣探路—古献所见武王进军牧野路线考》,《中原文物》1990 年第 2 期。

    [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曰:“夜到达距朝歌七十里的牧(今河南淇南)”,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6]《也谈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河南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

    [7]对《水经》是谁著的问题有争论,今采用旧说。

    [8]阎正:《牧野大战究竟在何处?》,《地名知识》1981 年第 3 期。

    [9]《也谈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河南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

    [10]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 1957 年版。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11][12]《大清一统志》卷一九九。

    [13]《也谈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河南大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

    [14]《国语·齐语》。

    [15]《吕氏春秋·贵因篇》。

    [16]《史记·殷本记》。

    [17]《左传》定公十四年。

    [18]《宋史》卷三六八《王彦传》,《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

 

    本文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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