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都朝歌

  地理环境与武王伐纣进军路线新探
  商都朝歌 作者:王星光 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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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目录

一、名家散论

二、商都朝歌

三、帝辛评论

四、牧野之战

五、殷商文化

 



地理环境与武王伐纣进军路线新探

王星光 张强

 

    牧野大战作为西周王朝确立的重要战役,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诗经》《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史记》等典籍对之有或详或略的记载,《吕氏春秋》和先秦诸子等文献对这一战役亦有明确的记述。1976 年 3 月在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利簋》,也为这一重要战役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在牧野之战的时间节点得到基本确认以后 [1],武王伐纣时的进军路线成为牧野大战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但史料对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记述颇为简略,武王师渡孟津后,在长达数百里的进军路线中,史料可查的地名仅有“怀”、“共”、“戚”、“百泉”、“牧野”[2]等几个。学者对武王的进军路线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仍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对武王率师离开获嘉后,为什么未径向东北直取牧野,反而向北取道百泉而至牧野这一问题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

    《荀子·儒效》对武王进军路线记载得较为详细:“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坠)。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4]这一记载成为研究武王伐纣进军路线所依据的主要文献。

    对于《荀子·儒效》的记载,学界争议有二,其一为“至汜而泛”;其二为“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对于第一个问题,《荀子集解》引卢文弨曰:“正文‘至汜’,当作‘至氾’……其地在成皋之间。”引王念孙曰:“汪氏中曰:‘汜当作氾,音汎,字从?,不从巳。’……究不知为今何县地。”[5]今人对该条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解[6]。第二个问题可转化为:武王为何绕“宿百泉”,而没有选较短的路线——取道东北直取牧野?对此,今人也给出了解释,但差强人意[6]。对商周之际的地理因素、气候环境因素的考察结果表明,商周之际的古黄河流向、百泉和牧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当时的气候条件是周武王选择取道百泉、攻伐牧野这一行军路线的主要原因。本文在对商周之际鄘地(今河南省新乡市一带)黄河故道及百泉、牧野地望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及自然环境的角度,对史料进行了重新审视,以期对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有一明确认识。

        一、商周之际鄘地一带的黄河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黄河是一条灾害频发的河流,但“从殷商时代起,到秦以前,在这一千几百年的长期时期内,关于黄河决溢改道的记载很少……西周时代,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春秋时代有过一次改道,就是周定王五年那一次,通常称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7]。春秋以后,黄河在下游地区频繁决溢、改道。西汉早期,黄河在今新乡附近曾出现过决溢,关于这一带的河决情况,《史记·河渠书》有云:“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8]《汉书·沟洫志》云:“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9]《水经注》曰:“(河)东至酸枣县西,濮水东出焉。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大发卒塞之。故班固云:‘文堙酸枣,武作瓠歌’,谓断此口也。今无水。河水又东北,通谓之延津。”[10] 黄河的决溢给后人对商周之际黄河河道的重建造成了困难。但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研究,结合现有地名及现存遗址,仍有可能对商周之际获嘉至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一带的黄河河道做出较前人更为准确的描述。这也将有助于进一步更为准确地确定武王的进军路线。

    《尚书·禹贡》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河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11]这是最早对先秦时期黄河河道走向的文献记载。胡渭《禹贡锥指》云:“河自蒲州过雷首山,折而东,经芮城、平陆、垣曲及河南怀庆府之济源、孟县、温县、武陟,卫辉府之获嘉、新乡、汲县,是为南河,与豫分界。”[12]需要说明的是,战国中期以前,黄河并未修建堤防,所以在汛期极易造成在下游及冀中平原上的泛滥,故《禹贡》上有“九河”之称;但在获嘉、新乡、汲县段的中游河道相对比较固定。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对商周之际的黄河给出了大致走向(图一)。

    由于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武王伐纣时,行军至获嘉后,何以挥师北上,经百泉攻伐牧野的问题,故需对商周之际获嘉、新乡、汲县段的黄河走向做出进一步的细化研究。

    要搞清获嘉至卫辉段黄河的走向,首先需要对商周时期获嘉的历史地理方位有一准确了解。

    获嘉商代为宁邑,甲骨文有“宁、卜田”和“焚宁”的记载,陈梦家依《水经注》云:“殷代宁即汉代之修武,今获嘉修武境。”[13]宋镇豪认为在殷代“宁地(黄河北岸修武以东)在当时的殷西局势中相当重要”,“大体上讲,‘宁’可作为一个分界点,宁地以西即进入商人军事据点与外族犬牙交错的地带”[14]。《左传》云:“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杜预注云:“宁,今修武县。”[15]张新斌认为:“先秦时的修武在今获嘉西南的张巨附近,其地面至今仍保存有东西长454米,南北宽370米、平面近方形的城垣遗迹,现存城垣最高达5米,随处可见先秦、秦汉时期的陶片等遗物,因秦置修武县,治于南阳(今获嘉县城),故当地汉初称为‘小修武’。”[16]《括地志》云:“怀州获嘉县,古修武也。怀州获嘉县,即古之南阳。”[17]《获嘉县志》载:“获嘉,故冀州域……周分冀州为幽,并获嘉仍属冀……汉高帝元年为殷国,二年更名河内郡。武帝元鼎六年,武(?)帝驾至汲新中乡,获南越相吕嘉首于行在,因以乡置县。获嘉今新乡县西南一十二里,故城是也。”[18]获嘉“西距怀庆府修武县界二十五里,至县治五十里;南至怀庆府原武县界五十里,至县治七十里;北至辉县界十里,至太行山麓六十里;东南至延津县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怀庆府武陟县七十里。东北至辉县六十里”[19]。获嘉是武王伐纣时经过的一个重要地点,在获嘉境内现存许多遗址与武王伐纣有关。获嘉城东北的武王庙和同盟山,即是与武王伐纣密切相关的两处重要遗址,“相传武王伐纣,□(与)诸侯同盟于此,上有武王□山,下有太公校阅台、演武场”[20]。流传至今的地名如大洛纣村、小洛纣村、彦当、苏章营、东仓、西仓等亦均与武王伐纣的历史相关[21]。上文引《荀子·效儒》中,武王进军路途中经过的“戚”地亦与获嘉存有关联,彭邦炯在考证“茅”地地望基础之上认为,“戚”地“当在今河南省获嘉县西北二十里左右的茅邑以西不远,从戚到百泉大约有50~60里上下,正好是一个白天的行程”[22]。

    《获嘉县志》等多个文献均有黄河故道的记载,乾隆《获嘉县志》:“黄河旧道在城南四十里,明天顺六年南徙于原武县界。其地遂淤,故道虽存,而已桑麻其上矣。”[23]明确说明,商周之际,古黄河流入今武陟县界后,在武陟折而向东北,在距获嘉城四十里处流入获嘉界。今获嘉县南冯庄乡、亢村镇一带存有的张堤、梁堤、刘固堤及郭堤等与黄河堤防相关的地名可为证。

    黄河流经获嘉后,继续向东北进入新乡县界。《新乡县志》载:“新乡故朝歌地也。周兴,分北为邶、南为鄘,而新属于鄘。”[24] “隋开皇六年,割获嘉、汲县两县地于古新乐城,置新乡县,取新中乡为名。”[25]今新乡市南十里许有朱堤、刘固堤、郭堤、李道堤、原堤和关堤等地名,新乡翟坡村则有汉堤遗址[26]。《新乡县志》引《河南通志》:“汉堤自新乡县西南入境,东北至胙城县,又北入汲县界。或云获嘉西南四十里下接新乡县。一云在胙城县西南,上接新乡县界,西北接汲县石岸,在城西南……胙城今省入延津……先是至元九年,河决新乡,是河犹在新乡也。至二十五年,阳武等县河决二十一所而新乡之流绝,水道一变。”[27]上述新乡县这些地方和遗址地处获嘉县东北、距获嘉十五华里许,与获嘉境内的黄河故堤遥遥相望。由此可知,商周之际黄河北岸应在今新乡市南十里许的刘固堤、郭堤、李道堤、原堤及关堤一带;南岸在今原阳县北、福宁集乡中岳村一带(有自今原武北七里谷堆村到福宁集乡中岳村、再到延津一条黄沙土丘带遗存为证),河道南北跨度约为十五华里。《新乡县志·黄河故道图说》记载,黄河故道处在获嘉城东约十里许、新乡城东南十里许、卫辉城东南十五里许[28]。《元和郡县图志》云:“原武县(现原阳县原武镇)……黄河,县北二十里……阳武县(现原阳县)……黄河,县北三十里。”[29]而新乡与阳武县的距离为五十五里,黄河河道宽在十至十五里左右,与《元和郡县图志》、《新乡县志》的记载基本吻合。商周之际的今新乡段的黄河应与上述记载相差不远。

    黄河流经新乡县后,继续向东(稍偏北方向)流入今延津县[30]界——今延津县涉河、原河、张河等村正处古河道中央,堤湾地处古黄河北岸。在延津县,黄河在经过上述三地后,沿今延津县西北的榆林、方庄、柳位进入汲县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卫辉府》对古黄河注云:“旧黄河东经延津县北,又东经故胙城县县北,其北岸则新乡、汲县;又东北至浚县西南,其南岸则滑县,北曰黎阳津、南曰白马津。”[31《] 元和郡县图志》:“胙城县……黄河,在县北一十里……酸枣县……黄河,在县北二十里。”[32]汲县条下记载:“黄河,西至新乡县界流入,经县南,去县七里谓之棘津,亦谓之石济津。”[33]在今卫辉市与古黄河北堤防相关的地名遗存有:秦堤、徐堤、王堤、夹堤等。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武王师渡孟津以后,就不再和黄河发生任何联系。事实上,在武王挥师牧野的行军道路上,黄河的河道流向对武王行军路线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百泉、牧野的地望

    1、百泉

    百泉的地望是解决武王伐纣进攻路线问题的关键。要考察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就必须对《荀子·儒效》篇中的“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之“百泉”的地理位置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彭邦炯曾言“周师由戚到百泉可能泛指百泉水某处”[34]。

    百泉又称百门陂、百门泉。甲骨文中有“■泉”的记载,于省吾将“■泉”释为辉县之百泉[35]。百泉作为一个固定地名,在先秦文献中亦多有记载。《诗经·卫风·竹竿》有“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诗经·邶风·泉水》亦有“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我思肥泉,兹之永叹”[36]。《左传·定公十四年》“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37]明确提出了“百泉”这一地名;《水经注·清水注》云:“次东有百门陂,陂方五百步,在共县故城西。”[38]《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共城”条下载:“百门陂,在县西北五里,方五百步许。”[39]朱熹《诗经集注》云:“泉水,即今卫州共城之百泉也。”[40]朱熹对泉水的释义得到了方玉润等经学家的认同[41]。宋王应麟《诗地理考》云:“泉水,即今卫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虑县东流,泉水自西北来注之,故曰‘亦流于淇’。”[42]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百泉”条下云:“今辉县西北七里有苏门山,一名百门山;有百门泉,泉道百通,《卫风》所谓‘泉源在左’者也。故属卫,定公时已属晋,卫水源于此。”[43]由上引诸多文献可知,在先秦时期,百泉作为一个固定地名有明确指代。

    《水经注》有载,百泉所出泉水形成百泉河,构成卫河的水源之一。百泉河在今新乡市合河镇与黄水河汇合(下文详论)。《荀子·儒效》中所提及的“百泉”为今辉县市的百泉无疑。“周师由戚到百泉可能泛指百泉水某处”与现所见文献不类,不知何依。

    2、牧野

    牧野的地望也是学界存有较大争议的一个问题。《诗经·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44]和《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45]是现所见对“牧野”的最早记载。

    针对“牧野”的地望,后人做出了许多解读。《史记·殷本纪》裴骃《集解》引郑玄曰:“牧野,纣南郊地名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张守节《正义》曰:“卫州即牧野之地,东北去朝歌七十三里。”[46《] 后汉书·郡国志》曰:“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注曰:“去县十七里。”[47]《水经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48]许慎《说文解字》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49]。

    由文献记载来看,牧野地处朝歌以南当无问题,但具体地望仍有待考证。

    《尔雅·释地》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注曰:“邑,国都也……假令百里之国,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50]《逸周书·武寤解》云:“约期于牧,案用师旅,商不足灭。分祷上下,王食无疆。”[51]《国语·周语》记云:“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下文有“以大蔟之下宫,布令于商”[52]。上引《荀子·儒效》篇云:“厌旦于牧之野。”《韩诗外传》记载武王伐纣时曰:“行克纣于牧之野。”[53]由诸文献可见,“牧野”在商周时并非是一个具体地名,“牧”外到“林”内的这一地区均称为“牧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逸周书·武寤解》在谈及武王伐纣的地点时,径作“牧”。可见《尚书》“王朝于商郊牧野”、《诗经》“牧野洋洋”中的“牧野”亦应分开句读才是。杨宽认为“牧”即“沬”,是商代晚期的别都,具体指的应是朝歌——即今淇县[54]。《诗地理考》引毛氏曰:“沬,卫邑。”注引郑氏曰:“卫之都。恶卫为淫乱之主。”[55]可见,“牧野”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名,应是在牧野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有现代学者认为牧野位于今新乡市市区东北牧村附近[56],但这很难解释武王何以路经百泉、战于牧野的问题。那么,“牧野”的具体所指应是哪里呢?

    《水经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其中提及的“清水”为确定牧野的地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惜并未引起前人的重视。《水经》曰:“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57]《大清一统志·卫辉府》言:“清水自辉县西南,东流经获嘉县北,又东经新乡县西北,至合河店西入卫河。”[58]而卫河有两源,另一源头源出辉县苏门山山麓。也就说,在新乡合河的卫河上游有南北两股源流:南曰黄水河(故称清河源)、北曰百泉河,两水在新乡合河村合为一股水流,成为卫河(或清水)。清水一般指的是卫河新乡段至淇县段,由于清水和永济渠海河以南段流域多在故卫国,故清水永济渠海河以南至新乡合河段也称为卫河(隋时又称御河)。在清水被称作“卫河”之后,其原有的名称则渐被人们淡忘。这就造成了今人对确定牧野地望的歧义。

    《水经注》明言“牧野”在朝歌以南、清水以北。这样,清水(卫河)的走向就成了确定牧野地望的重要依据。为此,笔者曾骑单车从现新乡市出发沿卫河河道对清水(卫河)的走向进行实地考察:卫河从今新乡市区穿过后,在新乡市东郊牧村处转向北稍偏东方向下游流去,行约五公里后,至今卫辉市(汲县)东曲里村,流向变为东稍偏北方向流进卫辉(汲县)界。商周之际,新乡市地处清水以南、以东,黄河以北。《元和郡县图志》亦云:“清水,在(新乡)县北一里。”[59]与实地考察结果正合。准此,将清水以南的新乡确定为“牧野”无论如何讲不通,“牧野之战在今新乡市牧村”的说法明显与典籍记载相左。再者,在黄河涨水泛滥时,今新乡牧村所处的位置作为黄河滩区地带,必然会受到黄河漫滩的影响,牧野之战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汲冢书·克殷解》对牧野之战记载道:“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本注:十三年正月。牧野,商郊。纣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战也),武王使尚夫与伯父致师(挑战也)。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60]《元和郡县图志·卫州》曰:“卫州(汲郡)……在今州东北七十三里卫县北界朝歌故城是也,今州理,即殷牧野之地。”[61]《括地志》云:“今卫辉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纣所筑也。”“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比干墓在卫州汲县北十里二百五十步。”[62]同为唐人的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括地志》云:“今卫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纣筑也。”[63]由《汲冢书》注“纣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战也”,则知“牧野”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卫辉城北一带应无疑。这一观点也被宋儒朱熹所采信,朱熹《诗经集注》对“牧野洋洋”注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64]清人方玉润对“牧野洋洋”中“牧野”作注时径直言:“在朝歌南七十里。卫之汲县,故商都牧野之邑。”[65]徐元诰案《国语》“以致戎于商牧”时曰:“牧,今河南汲县。”[6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牧野的地理位置确定在淇县(朝歌)西南、新乡市东北一带[67](图一)。在谭图中,牧野位于卫辉(汲县)北、距卫辉(汲县)还有一段距离,虽与文献的记载稍有区别,但绝不在新乡牧村。

    再者,史料有“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68]的记载。牧野大战战于甲子日的早晨,今卫辉市距朝歌的距离较新乡牧村距朝歌的距离更近——较牧村近约二十华里,对纣王来讲,在战败后的当天,从今卫辉城北一带到达朝歌的可能性远比从牧村到朝歌的可能性大。

    综上可见,牧野之战的“牧野”应位于清水以北的今卫辉市城北一带,将此处确定为牧野之战的古战场与文献记载正相吻合。牧野不在今新乡市牧村一带。

        三、牧野之战武王进军路线的重建

    在上文商周之际的黄河故道、百泉及牧野的地望得以确定后,牧野大战时的气候条件就成为武王对伐纣路线做出选择的重要因素。

    《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到于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轭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行克纣于牧之野。”[69]《吕氏春秋》对武王伐纣时的天气状况也有相同的记载,《吕氏春秋·贵因》云:“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70]《论衡·感虚篇》:“武王伐纣,渡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见。”[71]上引《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坠)”中的“至共头而山隧”指的应是由于暴雨而造成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八)引《六韬》曰:“周武王伐纣,师至泥水牛头山,风雨甚疾,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72]

    历史上,商周之际正处在仰韶温暖期的末段,气候呈现出多变的状态[73]。武王师渡孟津在周历一月份,即夏历(农历)十一月份月末。上述文献所记十一月份风雨交加的天气,在现在的河南北部地区,极为少见(现十一月份如有降水则多为降雪)。这说明在商末周初,气候虽较前一阶段有降温的趋势,但仍比现在的气候温湿。正是这种温湿的气候特点才导致武王伐纣时连阴雨天气的出现。连续的降雨,致使武王进军路途中所经过的黄河、沁河、丹河和清水河水的猛涨。

    《今本竹书纪年》曰:“渡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74]表明武王率师于孟津渡河时,河水很大,掀起大浪,白鱼借助浪涛跃于王舟。《荀子·儒效》“至汜而泛,至怀而坏(沁河泛滥),至共头而山隧(坠)”更是上述现象发生的明证。上文论及,商周之际,黄河河道在今新乡市南十里处,此时黄河又无防水堤坝,河水的猛涨必然会导致沿河地区出现漫滩现象,这严重影响了武王伐纣路线的选择。也就是说,河水的猛涨导致的漫滩现象,使临近黄河一带已被河水所覆盖,其临近地带亦应是道路泥泞,明显会加剧行军的难度。这决定了武王不可能做出从获嘉沿东北方向,走相对较近的路线进军牧野。

    从考古材料来看,从获嘉至百泉一带发现有多处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址:处于辉县东南,含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多种文化遗存的孟庄遗址[75];位于辉县县城东南郊,属先商文化的琉璃阁遗址[76];位于辉县西南,以先商文化、殷墟文化和战国文化遗存为主,也含有少量战国以后文化遗存的孙村遗址 [77]。在从百泉出发沿太行山南麓至卫辉城北的行进道路上,发现有属商代文化序列的潞王坟遗址[78];属于春秋时期的汲县(卫辉)山彪墓遗址[79]。据这些考古发现的遗迹可推测,在商周之际,获嘉—百泉—卫辉可能曾存有一条交通要道。

    综上,考虑到商周之际黄河河道的走向,结合当时的气候条件及百泉、牧野地望及考古发现,可推知,武王挥师行军至百泉后,并不像前人所讲的那样,由百泉再折向东南行进至今新乡市牧村——出现所谓的“绕经百泉”;而是从百泉出发,沿太行山南麓向东直达现卫辉城北的“牧野”。

        四、结 

    商周之际,在今获嘉至卫辉一带,黄河距太行山南麓垂直距离约五十至六十华里,黄河和太行山之间构成了一条狭长的平原地带。受黄河故道,百泉、牧野地望及气候条件的影响,武王伐纣师渡孟津行至获嘉后,在今获嘉东北五里处的同盟山与诸侯盟誓,表达了灭纣的信心,然后继续挥师北上,抵达百泉。在百泉经过一夜的短期休整,沿太行山南麓的现辉县北陈马、南陈马村之间的王村铺一带向东稍偏南方向直取现卫辉市城北汲水镇比干庙一带的牧野。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牧野之战,最终以武王的胜利而结束,中国历史上又一强盛的王朝———西周得以确立。在牧野大战中,黄河走向及当时的气候条件作为重要的历史构成要素参与了历史的“书写”,深刻影响了牧野大战的进程。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9YJA770059)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AZS005)的阶段成果。

    [1]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前人有四种主要说法(详见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目前学界仍存有争议,江晓原等提出武王克商的日期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江晓原、钮卫星:《〈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刘次沅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刘次沅:《从天再旦到武土伐纣——西周天文年代问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后一结果被夏商周断代工程所采信。

    [2]彭邦炯《武王伐纣探路——古文献所见武王进军牧野路线考》(《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对文中所谈及地名有详实考证,除百泉、牧野的地望笔者有不同意见外,其他地望笔者认同彭邦炯的解读。

    [3]详见彭邦炯:《武王伐纣探路——古文献所见武王进军牧野路线考》;陈昌远:《牧野之战“牧野”地望发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5期;孙醒:《也谈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 第4期等。

    [4][5]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34 ~ 136、135 页。

    [6]彭邦炯:《武王伐纣探路——古文献所见武王进军牧野路线考》;孙醒:《也谈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

    [7]彭邦炯:《武王伐纣探路——古文献所见武王进军牧野路线考》。

    [8]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2页。《汉书·沟洫志》有“《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97页)的记载。

    [9]《史记·河渠书》,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409。

    [10]《汉书·沟洫志》,第 1688。

    [11]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32页。

    [12]孙星衍撰,陈抗等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188 ~ 192 页。

    [13]胡渭撰,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 页。

    [1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61 页。

    [15]宋镇豪主编,孙亚冰等著:《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1 ~ 42 页。

    [16]《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04 ~ 1606 页。

    [17]张新斌:《武王伐纣与牧野大战的历史地理问题》,《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18]李泰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79 页。

    [19][20][21][24]乾隆《获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版,第 53 ~ 57、64、77、81 页。

    [22]获嘉县志编撰委员会:《获嘉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 90 ~ 93 页。

    [23]彭邦炯:《武王伐纣探路———古文献所见武王进军牧野路线考》。

    [25][26][28]乾隆《新乡县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76 年影印版,第 20、74、343 ~ 348 页。

    [27]《汉书·沟洫志》云:“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故大堤去河远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第 1693 页)这一记载说明,建造堤坝对河水进行防范是战国以后才出现的。这样,文中所提到的“汉堤”自然应是战国以后的孑遗。商周之际,黄河是没有堤防设施的,一旦黄河出现涨水、决溢,则会出现漫滩、泛滥现象。

    [28]乾隆《新乡县志》,第 63 页。

    [29][32][33][39]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205、200 ~ 201、、460、462 页。

    [30]《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临津,故城在卫州清淇县西南二十六里。杜预云:‘汲郡城南有延津’是也。”(李泰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第 89 页)

    [31]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九九,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11 页。

    [34]彭邦炯:《武王伐纣探路———古文献所见武王进军牧野路线考》。

    [35]陈梦家将“■泉”释为“肥泉”,“地当在今淇县附近”(《殷虚卜辞综述》,第 264 ~ 265 页)。

    [36]文中所引《诗经》两篇可参见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82、143 页。

    [37]《左传》,第 1699 页。

    [38]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第 226 页。

    [40]朱熹:《诗经集注》,世界书局印行 1943 年版,第 20 页。

    [41][44]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第 144、477 页。

    [42]王应麟著,王京州、江合友点校:《诗考·诗地理考》,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 204 页。

    [43]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76 册,台湾商务印刷馆 1986 年版,第 550 页。

    [45]孙星衍撰,陈抗、盛冬玲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第 282 页。

    [46]《史记》,第 109、1515 页。

    [47]范晔《后汉书》“去县十七里”应为“七十里”之误(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395 ~ 3397 页)。

    [48][57]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第 227、223 页。

    [49]坶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曰:“《礼记》及《诗》作‘坶野’,古字耳。‘坶’又作‘■’,字迹小异。据此则知《礼记》及《诗》旧本皆作‘坶野’,故《水经注》引《诗》亦作‘坶野’。今本为后人改从近字也,‘野’作‘壄’,见《汉书·律历志》。”(第 283 页)

    [50]李学勤主编:《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6 ~ 197页。

    [51]黄怀信等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354 页。

    [52]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127 页。

    [53]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页。

    [54]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 ~29 页。

    [55]王应麟著,王京州、江合友点校:《诗考·诗地理考》,第 210 页。

    [56]陈昌远:《牧野之战“牧野”地望发微》。

    [58]《大清一统志·卫辉府二》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14 页。

    [59]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第 460 页。

    [60]佚名:《汲冢周书》卷四第三十六,嘉靖元年跋刊本。

    [61]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第 458 ~ 459 页。

    [62]李泰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第 87 ~ 88 页。

    [63][68]《史记·殷本纪》,第 109、108 页。

    [64]朱熹:《诗经集注》,世界书局印行 143 年版,第 139 页。

    [65]方玉润著,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第 479 页。

    [6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 6 页。

    [67]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第 19 页。

    [69]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第 94 ~ 95 页。

    [70]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版,第 934 页。

    [71]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29 页。

    [72]《太平御览》,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509 页。

    [73]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 页。

    [74]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附录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2 页。

    [7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 年第 3 期。

    [7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77]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河南辉县孙村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8 年第 1 期。

    [7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1期。

    [79]陈昭容:《论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及国别》,《中原文物》2008 年第 3期。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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