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三监”与邶、鄘、卫地望研究

张新斌

   武王克商后,设置“三监”是西周初年的大事。有关史料虽然多有记载,但却众说纷纭,以至成为历史上的悬案。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三监”问题直接关系到商周畿域的关键城邑的确认, 因而又牵涉到西周的政治史以及分封制、监国制。我在研习有关史料之后 ,拟在综合前人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就有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周初设立“三监”是武王克商后为有效控制商顽民而采取的应急措施。《逸周书·作洛篇》载, “武王克殷, 乃立王子禄父 , 俾守周祀。”《史记·周本纪》云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 。武王为殷初定未集 ,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卫康叔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纣 , 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 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又,《史记·管蔡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纣, 平天下, ……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 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 治殷遗民。”以上史料说明:其一,以纣子武庚禄父奉商祀,是武王以仁政之举而采取的取得天下人心的临时措施。其二 ,叔鲜、叔度受封于管、蔡, 但却到殷畿“傅相”或“相”武庚禄父,此意决非“辅佐”,而是为防其“贼心”采取的监管措施, 因此便有《孟子·公孙丑下》“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叛”的记载。

    关于“三监”之乱及周公东征,史料有详载。如,《史记·卫康叔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 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 杀武庚禄父、管叔, 放蔡叔。”《史记·管蔡世家》亦云:“武王既崩,成王少 ,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 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 , 杀管叔, 而放蔡叔, 迁之。与车十乘,徙七十人从 。”又,《史记·周本纪》云 :“管叔、蔡叔众弟疑周公, 与武庚作乱, 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史记·鲁世家》记载更详 :“其后武王既崩, 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众弟流言于国曰 :`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 ,杀武庚,放蔡叔。”以上史料从不同角度记述了“三监”之乱和周公东征的情况, 但其中需要说明的情况有三:

      1.何为“三监”

   《史记》中记载的“三监”之乱 ,常常提到管叔、蔡叔 ,还有武庚 , 因而以管、蔡、武庚为周初“三监”古往今来极为盛行。但从前引《史记》中可以看出,在记述时, 管、蔡与武庚并不等同, 也就是说两者受命与殷畿的含义有所不同。《逸周书·作洛篇》有“周公立,相天子, 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年 ,作师旅临卫攻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 王子禄父北奔 。”则武庚禄父与三叔并列。《尚书序》云 :“武王崩, 三监及淮夷叛。”

   在禄父之外, 三叔可与三监等同。实际上监国之例在甲骨文中就已可见, 除周初的“三监”外 ,《仲畿父殷铭》云,“仲畿父使畿使于诸侯、诸监。”有关诸监的铭文资料可见应监瓶、善鼎 、叔赵父妥等,结合《尚书·多方》“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 、《尚书·梓材》“王启监 ,厥乱为民”的记载看 ,“西周时期,不但存在着监国之制 ,而且自始至终实行着,并为维护西周王朝中央的统治发挥重要作用” ① 。这种诸监不仅限于内地, 也派往边远地区,尤其是周初的“三监” , 主要是为了牵制以武庚为首的殷王室贵族 。因此 ,“三监”绝不能有武庚 ,而只能是与管 、蔡身份相同的王叔。史料载,文王之子武王兄弟共十人, 依次为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逸周书·作洛篇》云 :“建蔡叔、霍叔于殷。”《商君书·刑罚篇》亦云:“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 曰犯禁者也 。”因此, 霍叔与管、蔡身份相当, 应为三叔或“三监”之一。所以 , 郑玄在《邶鄘卫谱》中说,“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 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 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但《左传·定公四年》:“管、蔡启商,基间王室, 王于是乎杀管叔。……”《吕氏春秋·察微篇》云,“犹尚有管、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 。”《尚书·序》亦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结合《史记》等记载可以看出,所谓“三监”之乱,实际上是武庚与三监中的管、蔡二叔共同作乱,因时代久远而误将武庚作为“三监”之一, 真正的“三监”之一的霍叔没有及时有效地制止叛乱,且有可能作为随从参与叛乱, 因而史料记载较少。《尚书·蔡仲之命》载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 。”可能较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历史事实。

      2.“三监”之乱的复杂背景

   周公东征是以平定武庚及“三监”之乱为主要目的的 , 但却包含了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韩非子·说林上》载 :“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 :`大难攻, 小易服 ,不如服众小以劫大。' 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 。”《史记·齐太公世家》曰 :“周成王少时 ,管、蔡作乱,淮夷叛周。”《史记·周本纪》亦曰 :“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 。”《史记·晋世家》又云:“武王崩,成王少 ,唐有乱 ,周公诛灭唐。”可以看出 ,在武王死后,当时有三种主要矛盾 ,其一是被灭国的以武庚为首的殷顽贵族 , 他们要寻找一切机会来恢复旧王朝;其二 ,以淮夷、奄、唐等方国部族,他们原来是与周族平起的诸侯 ,如今要服从偏居一隅的周部族的统治 ,因而借机作“乱世英豪” ;其三 ,武王诸弟按理都有可能继承王位 ,成王年幼为王 ,周公旦则代行王权 ,使他们的梦想破灭 ,所以借周公另有图谋而群起作乱 。武王去世后, 这些矛盾激化 ,因而周公用三年时间奔楚 、克殷、南伐、东进 、北征 ② ,终于平定了叛乱 。如果说, 牧野之战是周族灭殷的命运之战, 那么周公东征是稳定周朝统治的背水一战, 并由此奠定了周王朝数百年统治的基础。

      3.“三监”的真实含义

   作为“三监”的管叔、蔡叔 、霍叔为西周初年受封较早的诸侯 。《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纣, 平天下, 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 封叔度于蔡。……封叔处于霍。”管,《集解》曰:“管在荥阳京县东北 。”《括地志》卷三云 :“郑州管城县外城, 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 。”其地望在今郑州市区。蔡 ,《世本》云 :“居上蔡。”地望在今河南上蔡县。霍,《索隐》引《地理志》 ,“河东彘县,霍太山在东北 ,是霍叔之所封。”即在今山西霍县。三叔受封不久 , 由于监制殷畿王公贵族的任务量较大 ,因而成王便依周公之意,将自己最为亲近的三叔派作“三监”, 三叔便带亲族前往监国就任。《汉书·地理志》载,“河内,本殷之旧都 ,周既灭殷 ,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 。”郑玄邶鄘卫谱》 ,“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

后,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 未可以建诸侯, 乃三分其地置三监, 使管叔、蔡叔 、霍叔尹而教之。”皇甫谧《帝王世纪》:“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 ;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 , 霍叔监之 , 是为三监 。”尽管史料中“三监”的具体地点众说纷纭, 但我们可以看出:其一,由于殷畿之地“纣化日久”, 而未封侯,“三监”赴任 , 只能是到殷都附近监督殷顽,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三监”具有与诸侯同样的权力, 因而其监地便被后人称为国 ,这便是邶 、鄘、卫三国的由来 。其二,由于“三监”主要是去监视以武庚为首的殷顽,而他们主要居于殷畿的河内地区, 因而邶、鄘、卫只能在殷都附近的河内地区 ,那种将邶定在河北, 鄘定在山东的观点③ , 或以为“周武王灭纣以后, 分殷国为三:即鄘、邶、殷。及武庚与管、蔡叛周,成王、周公讨之,于是邶入于燕, 鄘封微子开为宋, 殷封康叔为卫”④ 的说法, 均值得认真研究。其三 ,“三监”之卫,与武庚所居殷都实非一地, 如《逸周书·作洛篇》“作师旅临卫攻殷” 。殷即殷国之都 ,说明在当时卫与殷实为两地, 而卫康叔受封的卫国之都实为殷国之都朝歌 。“三监”之卫下文将专门论述。

二

我们认为 ,“三监”之邶、鄘、卫不可能在一个很大的区域 ,而只能在畿域之内的河内地区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论之:

      1.卜辞所见方国地理及畿域范围

   甲骨卜辞中保留有许多商王朝与方国的交往情况 ,而相当多的是征伐方国的记载,如“方其大出” ,“土方侵伐田十人” ,“王勿伐龙方”等 。卜辞中所见多方有方 、土方 、邛方、鬼方、亘方、羌方 、龙方 、御方 、马方、印方、尸方 、黎方 、基方 、井方、祭方、大方等 。陈梦家先生认为:“由安阳 、朝歌的都邑及以沁阳为中心的田猎区而言 ,当时政事与田游的范围大约相当于汉代的河内郡,若包含商丘在内 ,则为今天陇海铁路以北的河南省部分。豫西为华北平原的西边线 ,太行山隔绝了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 。殷人似以此为界, 不过太行之西 。

   武丁时代所征伐的方国, 似在今豫北之西、沁阳之北,或汉河东郡 、上党郡;简言之,此等方国皆在今山西南部 ,黄土高原的东边线(晋南部分)与华北平原西边线(豫北部分)的交接地带”⑤ 。也就是说 ,在殷畿之外设置侯、伯 、男、田等外服官 ,并以这些侯国防边 、征伐、进贡,为殷王服役等 ⑥ ,而在殷畿之内驻扎的王公贵族,他们是殷王朝的骨干亲族 ,因此周初的“三监”之地邶、鄘、卫只能设置在殷都朝歌附近 。

      2.《尚书》反映的迁殷顽于洛邑(成周)的情况

   《尚书·召诰》所载周公、召公营建洛邑时说:“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历年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 。”《尚书·多士》有“周公初于新邑洛”之语, 均反映在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后用极快的速度兴建了镇抚殷顽民的洛邑。根据《令彝》等铜器铭文推断,“成周之名最早使用于洛邑刚刚建成不久, 成王亲政之初年”⑦。

   这说明洛邑即成周 。由于《尚书·大诰》有“小腆 ,诞敢纪其叙,天降威 ,知我国有疵 ,民不康,曰 :`予复!' 反鄙我周邦。”因而 ,殷顽蠢蠢欲动, 周公在平定武庚之乱后, 大迁殷顽, 以便加强对中原的控制。《尚书·多士》载,“王曰:`告尔殷多士 ! 今予惟不尔杀 ,予惟时命有申 。今朕作大邑于兹洛 ,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逊。”以上“多士”的身份 ,李民先生称,“主要是指殷人原来的贵族,入周以后,他们中的人大多数则变成了奴隶头目”⑧ 。周王在告诫中明确要将这些人迁到洛邑 。《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杜预注,“武王迁之 ,成王定之 。”九鼎是殷王室的象征, 将九鼎西迁,也迫使在武庚之乱后的殷顽贵族随之而行。

   《今本竹书纪年》载, 成王五年 ,“王至自奄,迁殷民于洛邑 , 遂营成周 。”因此武庚之乱的主体是以武庚为首的殷顽贵族, 也应该是“三监”控制的对象, 叛乱失败后 , 他们被迫从殷畿域的河内地区外迁, 从而说明邶、鄘、卫的“三监”之地只能在朝歌附近。

      3.《诗经》所反映的邶、鄘、卫之地

   《诗经》里有《邶风》、《鄘风》和《卫风》 ,许多《诗》注者将其称为“三卫”诗篇, 也就是说,《邶风》 、《鄘风》反映的风俗、史实与《卫风》没有区别,以下我们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 , 三风中均有淇水的记载 。如《邶风·泉水》有“彼彼泉水, 亦流于淇 。”《卫风·氓》有“送子涉淇” 、“淇水汤汤”和“淇侧有岸”的记载 。《卫风·竹竿》有“以钓于淇” ,“淇水在右” ,“淇水 氵 悠 氵 悠 。”《卫风·有狐》更有“在彼淇梁” ,“在彼淇厉”,“在彼淇侧”之句,可以说淇水是三风中描述最多的河流之一 。《水经注·淇水》云:“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又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也就是说淇水是贯穿于先秦时期卫国(今豫北地区)的一条大河,三卫诗篇对淇水的描述, 说明周初的邶、鄘、卫之地确在今豫北地区。

   其次,三风中涉及的地名亦分布于豫北地区, 而且这些地名也与淇水连在一起。如沬邑,《鄘风·桑中》是一首动人的爱情诗 ,其中有“爱采唐矣, 沬之乡矣,云谁之思, 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官 ,送我乎淇之上矣。”此外 , 该诗中还有“沬之北”, “沬之东”等记载。《水经注·淇水》云,“其水南流 ,东屈经朝歌城南。《晋书·地理志》曰 :`本沬邑也。' 《诗》云 :`爱采唐矣, 沬之乡矣。' 殷王武丁始迁居之,为殷都也。《禹贡》纣都,在冀州大陆之野 ,即此矣。有槽丘、酒池之事矣 。有新声靡乐 ,号邑朝歌 。 ……今城内有鹿台、纣者自投于火处也 。武王以殷之遗民 ,封纣子武庚于兹邑,分其地为三 ,曰:邶、鄘、卫 ,使管叔、蔡叔、霍叔辅之, 为三监叛, 周讨平 ,以封康叔为卫 。”《括地志》卷二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 ,本妹邑 ,殷王武丁始都之。《帝王世纪》云, 帝乙复济河北 ,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 。”又,“朝歌故城在卫县西二十三里, 卫州东北七十二里 , 谓之殷墟。鹿台在卫州卫县西南三十二里 ,酒池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二里。”以上记载说明, 《诗经》所记“沬”(又作妹)即晚商都城朝歌 ,武王克商后为武庚守祀之处, 也即卫康叔之都卫 ,而与“三监”之卫明显不是一地 。从考古调查看,酒池、鹿台 、巨桥 、摘星楼等与殷纣王相关的古迹均在今淇县, 卫国故城遗址位于今淇县城的四周, 南北长 3100 米 , 东西宽 2100米,墙宽 50 米 ,残高 8 米 。近年来在卫国故城东发现有 9 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 ,还发现有面积为 2.4 万平方米的制骨作坊,反映了作为卫国都城古代手工业的繁荣景象。再如顿丘 ,《卫风·氓》云:“送子涉淇, 至于顿丘。”《水经注·淇水》载:“淇水又北经顿丘县故城西, ……《竹书纪年》云 ,晋定公三十一年, 城顿丘 。”《括地志》卷二:“顿丘故城在魏州顿丘县东北二十里。”顿丘故城在今清丰县西北10 公里古城村东北,为方形, 周长约 3 公里 ,现仅存西南角残垣高 3米 ,因积沙湮没 ,仅见城内中部有面积 300 平方米的土台 ,传为点将台 。三风中所见地名与淇水有关且均位于今豫北地区的卫国疆域 ,又可证之以《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侯与北宫文子的对话 ,其中引用了《卫诗》, 曰:“威仪棣棣 ,不可选也 。”查《诗经》原作可知 ,该诗实为《邶风·柏舟》中的一句 ,当时人将《邶风》与《卫风》混为一谈,说明邶、鄘、卫确实应位于后来的卫国疆域之内。

   最后,三风均有描述卫国王公嫔妃的诗篇。如卫顷公时, 有《邶风·柏舟》 ;卫庄公夫人庄姜者有《邶风·燕燕》 、《邶风·终风》和《卫风·硕人》 ;流亡到卫的黎侯者, 有《邶风·旄丘》 ;卫宣公及夫人宣姜者 ,有《北风·新台》、《鄘风·墙有茨》 ,《鄘风·君子偕老》和《鄘风·鹑之奔奔》;卫文公者 , 有《鄘风·定之方中》;卫戴公亲妹许穆夫人者 ,有《鄘风·载弛》;卫武公者 ,有《卫风·淇奥》等 。由此可见 ,三风描写的政治背景均以卫国为主 , 因而邶 、鄘、卫三地只能在今豫北地区, 我们细读《诗经》之后 ,更坚信此观点 。

三

在前文的基础上, 我们虽然得出了邶、鄘、卫的地望在今豫北地区, 但确指邶、鄘、卫的具体地望并对河北等地出土的相关的铜器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关于邶、鄘、卫的确切地望

   关于“邶”,《说文·邑部》云 :“邶 ,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后汉书·郡国志》亦载,“朝歌 ,北有邶国 。”郑玄、皇甫谧 、孔晁、颜师古等经学大师均主其说 。在今汤阴县东南16 公里有邶城村 ,其位置正好在殷都朝歌东北方向,距今淇县城约 40 公里 。邶城村附近有古代遗址多处 ,据传与邶国故城有关。其中村东北约 500 米有一土台 , 现存面积约300 平方米 , 传为周初武庚时的观兵台。村西237 米处有“城隍岭” , 地面上现已无迹可寻,地面下发现有方形城垣,南北长 1050 米、东西达 1564 米 , 墙的基槽宽 4.4 米 ,地表下1.1 米为扰土层, 1.1～ 1.35米的黄褐土与城墙有关。在观兵台东 250 米处有教场路宽7.5 米, 长 1100 米 ,路东南有一块平地 , 发现有三棱形铜镞, 城内还可见到战国 、汉代遗物,因此该城的延用时间较长 。

   关于“鄘”,郑玄在《邶鄘卫谱》中将鄘定在纣都之南。《路史·国名纪》卷四云:“今卫之汲东北十三里有故鄘城 ,有鄘水 。”在今卫辉市东北 12 公里的倪湾村发现有明万历十五年立《迁居鄘城村碑》 ,说明至少到明代当地仍沿用鄘城之称 。该村濒临卫河 ,村东北发现有龙山晚期遗存, 村西有东周和汉代的堆积 ,还发现有夯土城墙。1994 年为配合安新高速公路建设,省、市文物部门曾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但因发掘面积较小,有关城的时代与范围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地北距今淇县城18公里, 又有沿用“鄘城”地名的文物资料,很有可能与周初的 鄘有关 。新乡文人有称“鄘南”的习惯, 而该村正好位于新乡东北方向 ,与这种习惯也是不谋而合的 。

   关于“卫”, 我们前边已论证所谓商都之“殷”即康叔之卫,“三监”之时有所谓“临卫攻殷”的记载 。郑玄《邶鄘卫谱》云, 纣都东谓之卫,这与孔晁给《逸周书》作的注解 、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今淇县城东隔淇水与浚县的卫贤镇相望,两者仅距 11.5 公里 ,卫贤镇曾长期为卫县县治,隋唐时为卫州州治,因此有可能为“三监”之卫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也许会发现与“三监”之地直接有关的文字依据。《汉书·地理志》云:“武王崩, 三监叛 ,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 居河淇间故商墟。”这些记载, 以及我们的分析研究均表明康叔之卫包括了“三监”之地。

      2.关于“北伯”、“庸”等铜器的初步认识

   传世的铜器中多见有“北伯”、“北子”器 ,但其出自何处无人知晓 。清光绪庚寅年间(1890 年)在河北涞水县又发现带有“北白”字样的铜器十余件。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北伯鼎跋》中根据涞水张家洼的新发现,确认传世的北白 、北子器出土地点也在河北涞水,他据邶在朝歌之北的文献推测涞水应为“三监”之邶国所在。《三代吉金文存》收录有北子方鼎、北伯鼎 、北伯鬲、北伯 卣以及北伯 尊3 件 。其中鼎名云:“北伯作鼎” 。卣铭云:“北伯 作宝尊彝” 。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中收录有北子觯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未见著录的北伯邑辛簋。上述铜器年代多为西周早中期 ,但目前没有见到商末周初的邶国铜器。从有关文献分析 ,“三监”之乱后,虽然管叔被诛、蔡叔流放、霍叔降为庶人,但其族人外逃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由于其远离周朝的政治中心 ,且力小族弱 ,从仁政的角度考虑 ,成王及周公念其为同宗 ,任其自生自灭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邶器发现在燕国地域内, 燕国的始封人为召公 。有的文献记载召公为文王的庶子 ,由于地域较远,文献中有关早期燕侯的名号都难以搞清了 。但在北京琉璃河发现的董家林古城和黄土坡墓地,出土了带有“ 侯”铭文的铜器⑨ , 说明了早期燕国势力较大, 因此邶族在当时亦只能是附庸 。从目前的发现看 ,邶族很有可能在西周晚期已被燕国兼并。另外, 1961 年在湖北江陵万城的一座西周墓中发现有铜器 17件,种类有鼎、 、殷、爵 、觯 、卣、尊、 等, 其中鼎、 、殷都有“北子”字样 , 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⑩ 。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应是邶国之器1 。有人将其发现于江陵的原因推测为“也许和西周前期征伐荆楚有关”1 2。但其铭文有“ 作北柞” ,“ 作北子耳” , 尤其是“北子 ”( 字),此字为商代晚期某一氏族的徽记,在湘、豫 、鄂三省均有发现, 因而江陵北器,“可能是周灭商以后, 被迫南徙于当阳、江陵一带的` ' 族遗裔所留下来的”1 3 。当然有关它与河北涞水北器及“三监”之邶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没有更确切的材料印证之前,对其性质认识应持慎重态度。

   鄘之铜器 ,《三代吉金文存》收录的聋鼎有庸字。西周昭穆时期有庸白 簋 。近年在西安拣选的庸白方鼎盖1 4, 铭为“庸白(伯)乍(作)宝” , 为西周中期器。因上述庸器没有确切的出土地点, 如果推断其为“三监”之鄘国族人的遗留之物 ,尚有待科学发现后方能证实。

①耿铁华:《关于西周监国制度的几件铜器》 ,《考古与文物》1985 年 4 期。

②杨善群:《周公东征时间和路线的考察》, 《中国史研究》1988 年 3 期。

③刘起釪:《周初的“ 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 《历史地理》第二辑, 1982年。

④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 《考古学报》第九册 , 1955 年。

⑤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 269 页, 中华书局。

⑥王宇信:《商王朝的内外职官》 , 《文史知识》 1983年 11 期。

⑦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尚书〉与诸文献中的洛邑与成周》 , 中州书画社, 1981 年。

⑧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从〈尚书〉看殷民入周后的社会地位》, 中州书画社, 1981年。

⑨《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出版社, 1979年。

⑩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 ,《考古》1963年 4 期。

1郭沫若:《跋江陵与寿县出土铜器群》 ,《考古》1963年 4 期。

1 2《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262 页,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1 3《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出版社, 1979年。

1 4王长启:《西安市文物中心收藏的青铜器》 ,《考古与文物》1990 年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