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遗民对周初思想变迁的影响

王 刚

   上世纪初王国维撰写了《殷周制度论》一文，开篇即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 此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概言之，此论断有其不可抹杀之处，即看到了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迁，看到了三代文化阶段性的中断。但是，这一观点却未对商周文化继承性的连续给予足够的关注。孔子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一个相互联系、前后承继的完整系统，其中固然存在阶段性的中断，这种中断体现在思想的突破和升华上，而突破和升华要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我们极有必要对三代文化的连续性给予相当的重视。

   人们在分析殷周之际的思想变迁时，通常将焦点聚集在周人本身的探索与努力上，特别表现为对文、武、周公思想的重视，但思想的突破和新思想的产生必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渐进发展的。本文选取了思想文化的承载者———人作为研究对象，思想的演变固然有总体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活跃于社会中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传播性的人更是我们探讨思想文化“继承”和“变革”的活生生的素材。通过考察殷遗民在殷末周初的处境和表现，可以发现，周初思想的突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推根原始，如此重大的观念突破，虽由周人对自己胜利合法性的解释，却也未尝不可能根植于商代长期在宗教上的摸索。”［2］

   易言之，殷人在商朝末年面对将要发生的巨大变革时就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思想突破，殷人的这些思想变革对周初思想的变迁必然会产生影响。可以说，殷人的新思想是周初思想变革的先导。

一

   遗民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遗民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何谓“遗民”?“遗民”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血缘、地缘乃至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核才是“遗民”概念的本然。只有承载了殷商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思想文化因素的殷人后裔，才能被称为“殷遗民”。

   殷遗民是殷商思想文化的载体，商王朝虽然灭亡，但是商文化却继续存活了下来，这些文化不只存在于殷人的“典册”之中，也同样存在于殷遗民的思想与行为之中，而后者可能更为重要。随着商朝的灭亡，殷代遗民被迁移、分散到了周王朝的许多地区，使得商文化所流布的范围可能比殷商灭亡之前还要大，这就为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地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且，身受亡国之痛的殷遗民离乡背井，在社会变迁和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想传统的冲击下，他们本身就会进行十分深刻的反思。故国为什么会灭亡、周人为什么会勃兴、原来的宗教信仰还有没有改进的途径等等问题都会成为他们思考的对象，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都会聚焦到一点上，即天命观，这恰恰与周人的思考合拍。就某些方面来说，殷人对于天命观、对于上帝和鬼神信仰的思考或许要较周人更为深刻。因为他们的思想境界本来就比原来作为附属国的周人要高，而且他们亲身经历了殷周之际风起云涌的政治社会变迁，这些都会促使他们思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摆脱亡国的悲痛，而这可以说是中国遗民文化的常态。

   殷商思想文化在其活的载体殷遗民的身上悄然发生了变化，这对于殷周之际的思想变迁是十分重要的。殷周两个拥有不同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族群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有机会实现彼此

   更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因此殷遗民对殷商文化的反思就会对周人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殷周之际以文、武、周公为代表的周初先贤的思想探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殷人中的上层智识分子也同时进行着相似的思考。他们对于彼此的思考都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这从周初统治集团中存在着诸多殷商贵族的现象中就可以推测得到。周初的思想变迁是在殷人和周人相互交流、共同探讨的基础上实现的，是殷人和周人的思想合力。

二

   商代晚期殷人对上帝和鬼神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这对商代晚期的思想变迁有极大影响。商代宗教信仰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使得上帝和鬼神崇拜的必然走向衰落。他们无休止地祭祀上帝和神灵，仅仅是为了无条件地求得护佑，但除了血缘之外没有任何道德标尺作为取得庇佑的条件。于是，在无数次香烟袅袅、祭拜如仪的享祭之后，神灵并没有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这是必然的。当神灵无数次的“失信”之后，人们崇拜的激情也就渐渐消退，这是殷商时期宗教信仰的特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殷代神权的式微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到了帝辛时期，殷代诸神的权能降至最低点。殷商末年，对上帝、鬼神的信仰有所减弱，这在典籍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佐证: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记·殷本纪》)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尚书·牧誓》)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尚书·泰誓》)

   考古发掘也充分显示，殷商末年人们对上帝、对祖先神都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人牲和人殉在古代世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殷代人牲和人殉的数量是很大的。对侯家庄殷王陵区的五次发掘，共发掘人牲坑 932 个，采集人牲标本 3460 个个体，其中最多的一组祭祀坑一次用人达 339 个，一般的组也达几十人至百人。［3］ 最为兴盛的武丁时期，最多的一次竟达一千人。此后，祭祀用人数量逐渐减少。到了殷晚期，祭祀活动虽仍很频繁，但用人数量大为减少。帝乙、帝辛时期，一次用人最多下降到30 人［4］ ，人牲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至于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者的要求越来越多，有些俘虏变成奴隶。另一方面，则在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对上帝、鬼神产生了怀疑。

   明器即“冥器”，是指为死者随葬的器物。林沄先生认为，在先秦文献中的“明器”可以泛指墓葬中的随葬品，也可以指和生者之器有别而不可用的器物，还可以指半真半假，与实用状态有点差别的器物。［5］ 殷人“尚质”、“殷教以敬”、“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所以商代早晚期之前多以祭器即实用器随葬，这表达了对祖先、鬼神的尊重、信从，是殷代“尊神”、“尚鬼”的必然结果。但是到了殷商晚期，明器的使用却渐渐多了起来。殷墟文化第三期墓葬中已经出现很多明器化的铜器，大都表现为胎质薄、制作简陋、通体素面，而且更是出现了铅礼器和仿铜陶礼器。［6］ 殷墟随葬青铜器的明器化反映了殷商晚期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对祖先与神灵的祭祀更多地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这说明，对鬼神的怀疑从殷代晚期就已经开始。需要指出的是，殷商晚期墓葬中出现的明器化现象是从下级人民开始的，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较大的墓葬，在随葬铜器的组合等方面从早期到晚期变化不大，这表明中高级贵族在礼制方面的保守性、一贯性。而较小的墓葬，铜器组合的变化快，新的组合形式也比较多，这反映了一些小贵族在礼制方面敢于冲破旧传统，具有革新精神。［7］

   《尚书·微子》篇云:“小民方兴，相为敌仇”，指的应当就是此类现象。虽然商代明器化现象是从低级贵族、富裕小民开始的，但是到了殷墟第四期，这已经成为一时风尚，蔚然而不可挡。殷代后期，一些较大的墓，虽然随葬品较为丰富，但也多使用明器。如出土 3 套觚爵的 M1 大墓等，在铜礼器组合中只有几件为实用器，其他多数都属于明器。又如西区 M1713，墓中出土的 17 件随葬青铜礼器中，有 12 件都是质地较差的明器。［8］ 这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的社会风习影响所致。殷墟随葬青铜器明器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明器的使用在殷商末年十分普遍，从下级小民到高级贵族都接受了明器作为陪伴死者于阴世的器物。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心理和思想的变化，对鬼神的信仰已经不如初期那样坚定、虔诚。

   从初期出于对鬼神的敬畏而产生的“尊神”，到后期仅仅变为较为纯粹的祭祀礼仪，礼仪的具文化冲淡了对鬼神的信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殷商晚期对鬼神的信仰已经动摇，但是并不代表殷人已经完全不信仰上帝、鬼神，相反，上帝渐渐取得了至上神的地位，而其他诸神却渐渐归于湮灭。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从殷王到贵族乃至寻常百姓都对上帝和鬼神产生了怀疑，殷人的宗教信仰已经产生动摇。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殷人的宗教信仰始终都是停留在实用与功利的层面上的，对上帝和鬼神概念缺乏形而上的抽象思维与求知的内在诉求。虽然殷人仍然对上帝、鬼神和祖先祭祀如仪，但是无数的事实告诉他们，他们所祭祀的对象并没有充分满足他们无尽的欲求。因此，怀疑论渐渐占据了上风。神灵世界的式微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冲击，殷商末年的天命思想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中有所反映。

三

   周人和殷人思想文化水平的差距是存在的，这从殷代的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中都可见一斑。面对作为统治者的“大邑商”，周人只能自称曰“小邦周”，可以说在殷商统治中国的数百年间，殷人的思想文化水平要相对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但是我们却看到在周朝开国之初，周人的思想就已经产生了极大的飞跃，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笔者认为，殷代遗民特别是其中优秀的智识之士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语·晋语》载文王“于是乎用四方之贤良。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太平御览》卷八四亦引《帝王世纪》曰:“文王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咸至，是为四臣。”文王所重用之“四方之士”如太颠、闳夭、辛甲等人原本都是商臣，他们对周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殷商末年，伴随着商代政治上的衰落，出现了一批思想变革的先驱者，他们可以说是周初思想变革的先驱。探讨周初的思想变革，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1． 箕子。箕子为殷末重臣，《尚书·洪范》记载了周武王向箕子询问“彝伦”的重大问题。武王劈头就说:呜呼! 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这说明，周人在立国之初尚未对如何统治新近取得的土地与百姓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将统治“小邦周”的一套政治经验照搬过来，恐怕难以奏效。周人对此必是经历了长久的思考和深刻的探索，而殷商的统治经验和思想精华是他们不能不借鉴的。而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之位而典之。

   箕子掌握了先王之道的“宝典”，他作为殷商统治者之中的有识之士，对殷周之际的天下大势和统治天下的方略应当有着十分深刻的思考。事实也说明，在《洪范》篇中箕子向武王陈述了先王治理天下的“洪范九畴”。我们仔细查看箕子的陈述就可以看到，他所言的问题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组建了关于天命神学的完整系统。这其中既包含有“先王之典”，也必有他本人的思考和认识。通过对周代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到，箕子所说的“洪范九畴”对周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传统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2． 微子。微子为商纣王之庶兄，尝数谏于纣，然不被听用，因此离纣而去。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微子知殷命将终，故转而事周。《尚书·微子》篇即微子去纣之辞，微子在其中历数了商纣王之暴政以及商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

   微子认为商纣王败乱先祖商汤之德，而且上行下效，王纲失统，引起了百姓的反抗，使得殷人的统治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必将灭亡。这说明微子对殷商末年之形势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体会。因此他去纣事周，必然会对周初的政治决策和思想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

   微子后来被封于宋，宋国的整体国力虽然算不得强大，但是在文化上仍然具有一定的核心地位，对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

   3、史佚。史佚，典籍中又称尹佚、尹逸，《尚书·洛诰》中作“作册逸”。据孙作云先生考证，周初重器《天亡簋》的主人即铭文中的“天亡”也是史佚［9］，《论语·微子》篇中提到的“夷逸”也极有可能就是史佚。史佚是周初最为重要的史官，《尚书·洛诰》应当即为史佚所作 ① 。史佚在周初地位极高，据《逸周书》的《克殷》、《世俘》两篇记载，他在武王伐纣时曾经担任过重要职务② 。《大戴礼记》和贾谊《新书》也记载，他与周公、召公、太公一道，被称为“四圣”。《左传》、《国语》、《墨子》等先秦典籍中引用史佚言论的记载颇多，史佚的言论很受先秦时人的重视，春秋人之视史佚，犹战国人之视孔子［10］(P100) 。傅斯年先生认为，史佚绝不可能是周人，而是殷代史官。［10］(P100)

   从《天亡簋》和《洛诰》的文辞中可以看到，史佚具有极强的思想和文学修养。特别是出自史佚之手《天亡簋》铭文，短短 78 个字，但是其结构、韵律、文风、气象都令人大为赞叹。史佚作为周初最重要的史官，其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都是常人能以企及的，《尚书》中的《周书》、《诗经》中的《周颂》以及《周易》中的一些篇章很可能都是出自史佚的手笔。另外，《左传》成公四年提到的“史佚之《志》”应该就是史佚的言论总集，此“书”春秋时尚存，《汉书·艺文志》尚著录有“《尹佚》二篇”。

   通过先秦典籍中引用的内容，我们仍然可以窥见他的大致思想。下面辑取数条史佚的言论，以窥其思想之梗概。

   史佚有言曰: “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怨。”(《左传》僖公十五年)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左传》文公十四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左传》襄公十四年)

   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新书·礼容》)

   我们将以上的言论放在殷末周初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可以看到，这恰恰是与当时的政治、思想

发展的现实状况与逻辑思路相吻合。周初为稳定政治局势，封纣子武庚于殷，继续统治殷商遗民，这何尝不是“因重而抚之”? 史佚总结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站在历史的至高点，俯瞰全局，其思想极其深刻，并广为流传。贾谊《新书·保傅》篇云:“博闻强记、接洽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周王常常就政治问题咨询于史佚，其思想必然对周代的政治和思想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4、辛甲。《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辛甲原来也是纣臣，且对商王朝的处境十分忧虑，故数十次进谏商纣王，后辛甲归附文王，为周太史。《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语

   ①《洛诰》篇末所记的“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具有签署的性质，证明此篇的作者当为史佚。

   ②《逸周书·克殷》篇记载了武王于牧野战后，于商都“除道修社及商宫”，举行祭告天神的大型典礼。在典礼上，“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封傅礼，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只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史佚)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逸周书·世俘》篇记载，武王回师镐京后，又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告庙典礼，“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曰:“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人之箴》对夏代史事进行了论述和反思，很可能是辛甲或其家族中某一成员的作品。

   ［11］ 辛甲担任周太史后继续对周王的决策进行箴谏补阙，对周王朝的影响是很大的。《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辛甲》二十九篇，当是后人对辛甲思想和言论的追述。辛甲之后辛余靡、辛有、辛伯、辛廖等继续担任王朝太史，继承了辛氏家族的传统，继续对周王朝的政治与思想文化施加影响。

   除此之外，以殷人的身份归附周朝的尚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太史向挚①、太史疵、少师强②等等一批人，1976 年在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微史家族铜器群的主人也是殷人之后。［12］他们在归附了周朝之后，多身居高位，这和周人对于“殷遗多士”态度也是有关的。周人对待殷商文化一向采取吸取和改造的原则，如《尚书·康诰》云:“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周人对殷遗民主要是以怀柔拉拢为主，由于周初政治尚处在草创之时，局势动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地拉拢殷人为其服务。

   不只是在政治上，在思想文化上更是主动地接受殷商文化的影响，以为自己取代殷商的统治找到形而上的理论依据，这对于稳定周初局势至关重要。正如傅斯年所说:“周革殷命，殷多士集于大邑东国洛，此中‘商之子孙’固不少，亦当有其他族类，本为商朝所臣服者。周朝若无此一套官僚臣工，即无以继承殷代王朝之体统，维持政治之结构。”这一批殷人熟悉治乱之道，备尝人生滋味，其文化程度较统治者来说比较先进，其鉴观兴亡祸福之思想，更是比周人的境界为高。［10］(P99) 他们上承虞、夏、商三代文化之传统，并为其后思想文化的转变埋下了种子。正是在众多殷遗民中的优秀智识分子的参与和影响下，周初的思想才得以取得如此大的突破，周人才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稳定政局。

   周代初年，刚刚取得政权的周人对于怎样治理国家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文王、武王之时，周人立足未稳，总有如履薄冰之感，《逸周书·文儆解》记载文王经常“梦惧后祀(嗣)之无保”，担心后世子孙不能守住周人的基业，因此告诫武王“汝敬之哉”。不但文王如此，武王在灭商之前，也经常感到无所适从，常常向周公探寻灭商之策: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逸周书·小开武》)

   不止在灭商之前，灭商之后，面对异常复杂的局势，武王也经常陷入深深的忧惧之中:维武王胜殷，抚国绥民，乃观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呜呼，殷政总总，若风草有所积，有所虚，和此如何?”(《逸周书·大聚解》)武王所忧之事可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稳定周初动荡的局势，而其关键就在于怎样处理殷遗民问题。这种深深的忧虑根植于对商周政治实力和文化的对比上，“小邦周”“一旦”灭了“大邑商”，怎样治理广袤的国土和人民? 将原来治理“小邦周”的那一套理论生搬硬套是难以奏效的，武王对这一点十分明了，这是他忧虑的根源。而对殷遗民的统治是稳定周初局势的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一点。武王反复向周公咨询的也正是这一问题。很明显，武王对于怎样正确处理殷遗民问题尚未形成明确的答案。而周公的回答则大都围绕着两个主题:周公曰:“天下不虞周，惊义务不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维王。克明三德维则，戚和远人维庸。(《逸周书·寤儆解》)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周公的回答都有两个中心，即德和敬。《尚书》和《逸周书》中反复出现的就是这两个字，其重要性自是不必多言。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此二观念从何而来? 将此完全归结为周人自身的创造很难令人信服。新思想的产生必不是凭空而来的，肯定会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升华。“周初之文化制度，不特非周公一人所独创，且亦非周代所特有。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13］ 我们若将周初思想的突破简单地归功于周公一人或者归功于周人均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周人原本作为商朝的属国，不能不受到先进的商文化的影响。《逸周书·世俘》篇载:“古朕闻文考修商 

①《艺文类聚》卷一二引《帝王世纪》云:“纣政弥乱，殷太史向挚载其图而归周”。

②《史记·周本纪》载:“史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

人典”，“修商人典”即遵循、沿用商朝的典制。文王时期已经开始自觉地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向商人学习，所谓的“翦商”实际上绝对不仅仅表现在军事上，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学习和吸收更为关键。到了武王灭商之后，仍然没有改变文王的策略，《尚书·武成》篇记载:“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反商政”就是改变商纣王的暴政，“政由旧”即用商先王之善政，重要商朝旧臣。可见周取得天下之后，仅仅是废黜商纣王之暴政，而并没有骤然改变商人的统治策略。因商人之习俗而沿用商政，这不失为非常理智的策略，也是周人一贯的指导思想。周代思想的突破和人文意识的转向作为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是离不开对商文化的汲取和改造，这从周公这一关键性的人物身上就可以看到。《尚书·多士》篇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而《墨子·贵义》篇载:“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周公所读何书?其中必多为商人之典册无疑。周公身处商末周初思想巨变的背景之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中担负起了文化传承和思想转变的历史使命。他阅读商人之典册，上承虞、夏、商三代文化之余音，下开周代礼乐文化之端绪，处商末周初之历史巨变，作为周初统治集团思想领域中的核心人物，以自己的过人才智和远见卓识为商周之际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周初思想的变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他承继商末“礼坏乐崩”而来，是商末思想转变的继续和深化。“周的文化，最初只是殷帝国文化中的一支;灭殷之后，在文化制度上的成就，乃是继承殷文化之流而向前发展的结果。”［14］ 因此周初诸贤特别是文、武、周公等人的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必定会受到商末贤哲的影响和启发。殷商文化不但在周初思想变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其影响力几乎与周王朝相始终。有文章认为，随着殷遗民地位的降低，其自身文化逐渐同化于周文化之中，这种种论断是过于简单化的。实际上，殷商文化中的因素大多为周文化所吸收，正如胡适所说:“所谓‘周礼’，其实是这五六百年中造成的殷周混合文化”［15］ 。殷商文化在长期内并立共存，后逐渐合流为影响深远的“周礼”文化。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商文化被周文化同化，这是很显见的。

   总结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在殷商末年，伴随着殷商统治者的暴政和殷人思想文明程度的提升，对上帝和鬼神的信仰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动摇，殷人中的优秀智识分子对此进行了长久而深刻的思考，而且当时大批有知识、有思想、有觉悟的殷代贵族智识分子投靠了朝气蓬勃的周王朝;周初新思想特别是周公的思想正是在殷末智识分子对前代思想文化的总结和对殷周之际天下大势的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不能抹杀和轻视殷人对于周初思想变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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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刚  (上海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