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中华文化第一子

燕昭安

    商朝末期的箕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品性上，他是道德高尚的君子、隐忍求成的智者；政治上，他表现出超人智慧，总结出一套影响深远的治国方略；思想文化方面，他提出的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以及王道学说等哲学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后人把他称为“中华文化第一子”

中国古代的亚里士多德

箕子是帝辛（商纣王）的叔父，子姓，名胥余，官居太师，相当于宰相。孔子曰“殷有三人焉”，说殷商时有三位有道德有修养有品格的人，他们就是箕子、比干、微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南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陈蒲清，出版了专著《箕子评传》，他通过大量史料研究，提出了箕子是“中华文化第一子”的观点。陈老的这个观点提出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见反对或者质疑的文章。

“子”是先秦时期对大学问家、思想家的尊称。那么中华文化第一子箕子，这个提法的理由是什么呢？主要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时间上最早；古代对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尊称“子”，诸子百家，有人统计189家流派。但是这个“子”，那个“子”，谁都没有箕子早。思想家哲学家称“子”的，箕子是第一人。第二个理由在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贡献大、影响大。我们说箕子是中华文化第一子，还不单单是他时间早，光早还不行，还得影响大。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当属儒家思想。孔子，孟子，以及他们之前的周公，都是儒家的鼻祖。然而，箕子是儒学的先驱，在箕子的思想中，可以找到儒学的根源和发端。  

咱们来看看箕子是怎样一个人物---

在品性上，他是个道德高尚的君子、隐忍求成的智者；

在文化上，他留下了《洪范》，是有著作传世的学者；

在思想上，他提出的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以及王道学说，是儒家思想和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

他开发古朝鲜，创立的“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900年；

他的《麦秀歌》，是中国第一首文人诗；

他的《箕子操》，是中国著名的古琴曲；

据说围棋也是他利用箕子山（棋子山）的“磊落黑白石”发明出来的。

这样的人物，简直是天才、全才了！陈蒲清教授把箕子比作是中国古代的亚里士多德。

历史往往造就少数天才式的神奇人物，这些人物的天赋和成就跨越行业和界别，把当时不同行业不同学科的顶级水平集于一身。箕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商周之际名扬四海的学界泰斗。

古希腊伟大的亚里斯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把这个称号给了箕子也是恰如其分的，而箕子的年代比亚里斯多德早七百年；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主要在思想和学术上，他没有参政执政的经历；而箕子不但是思想家，还是个政治家，在这一点上箕子超出了亚里斯多德。

柳宗元九个字精辟评价箕子一生

朝歌城南关庙胡同，原来有一座“箕子庙’。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给箕子庙写过一篇《箕子庙碑记》。柳宗元一生写过十篇碑记，文学史上称“柳宗元十大碑记”，《箕子庙碑记》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我们读读这篇文章，对认识和评价箕子的一生很有帮助。

柳宗元在《箕子庙碑记》中，非常精辟地把箕子的一生，概括为“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三个阶段。

箕子活了93岁。柳宗元的九个字，准确地总结了箕子的一生。

先看“正蒙难”。正蒙难说的是商朝晚期，周武王伐纣以前的事情。商朝末年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箕子身处那样的时代，他自身蒙受着巨大的危难和折磨，但是，他却能够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又能够理智对待，讲究策略，洁身自好，垂范后世。这就叫“正蒙难”

商代末期，社会上浮华奢靡的风气流行泛滥。大家都满足现状，盲目乐观，不思进取，都沉浸在这样的状态中，对面临的威胁、存在的危机，已经麻木不仁了。而箕子却是一个清醒者，他看出了社会的问题，感觉到了危机。

前面讲过“见微知著”的故事，商朝末年商纣王慢慢变得荒淫无道，讲究享乐，追求奢靡，他左右的大臣们都稀里糊涂的光说好听的。而箕子始终是个清醒者，他从商纣王喜欢用象牙筷子，就看出商纣王思想上的变化。他就给商纣王提意见，提醒商纣王要防微杜渐，告诫他必须远离奢靡之风。

同为“三仁”的箕子、比干和微子，他们三个性格不同，处世之道不尽一致。面对商朝末期的危机四伏，他们劝谏商纣王、给商纣王提意见的方式和采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比干采取的办法是“死谏”，拼了老命也得提意见，强谏三日不走，在纣王的宫殿外一直骂。结果把纣王激怒了，被纣王把心脏挖出来，壮烈殉难。

微子呢？他是“去”，躲开你。看到社稷难保，微子就带着些祭祀祖先的国家礼器，离家出走，逃难走了。眼不见心不烦。

隐忍求成，延长四十三年政治生命

面对商纣王的残暴和奢靡，箕子没有拼着命去骂纣王，也没有逃走，他怎么样呢？他装，装糊涂。

为什么箕子采取这样的做法呢？装糊涂和忠臣义士勇于作为、勇于担当的高大上形象是不是有些背道而驰呢？

箕子这叫做“隐忍求成”。箕子以他的洞察力和政治智慧，对社会大趋势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从大局出发，从老百姓的生存出发，他在不放弃自己政治理想的前提下，采取了非常现实也非常聪明的做法。他怎么做呢？他不再一味地冒死去指斥或者劝谏纣王，而是既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又善于保护自己，充分显示出隐忍求成的大智慧。

比干死后，微子找箕子商量，问他这个叔叔，说我是像比干那样继续去批评痛骂帝辛呢，还是干脆离开躲起来呢？箕子对微子说了一段话：“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史记·宋微子世家》）”意思说，既然上天降下灾难，要灭亡商朝，如果留下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如果自己死了，国家却仍旧得不到太平，那就不如远远离开。在死与离开这两者之间挑选的话，死不如去。

箕子给微子这样的建议，是不想让他重蹈比干以死相谏的老路，从而避免无谓的牺牲。不白死，并不是说怕死，而是要寻找时机，实现自己的抱负。

箕子知道，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下，要想做成大事，首先要保证自己活着。他就装糊涂。有一次，纣王彻夜喝酒，喝得天昏地黑，把时间都忘记了。他问身边的文武大臣，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大家竟然都说不出来。那个时候也没有日历、台历，没有手表。于是就派人去找箕子，说：大王让你去，要你说清楚今天的日期和星象。箕子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我也喝多了，不知道是什么日子，让我回去好好算算。

为什么这样呢，箕子对自己的学生说，大王身为一国之君只知道玩乐享受，弄不清身处何时，周围的人也都不知道日期，天下很危险了；而一国之人都不知道日期，独有我却知道，那我就更危险了，就活不长了。

所以他就假装糊涂。再后来，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商朝越来越危险了。箕子干脆披散着头发，假装疯了，装疯卖傻，和奴隶们混在一起，抱着一把古琴跑到淇水边的桑林中，又是弹又是唱。

也正是具有这种政治智慧，箕子才活了下来，没有被害死。箕子既坚持了原则又保全了生命，他的政治生命延长了多长时间呢？四十三年。

箕子是个清醒的爱国主义者，为了国家、社稷、民众，他压抑着自己的个性，忍辱负重，隐忍求成，表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延长了四十三年的政治生命。在后来的四十多年中，他办了很多事情，他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治国理想，在历史上留下了思想，留下了智慧，还创造了辉煌。

任何时候也不忍心说故国的坏话

箕子假如不是忍辱负重，甚至装疯卖傻，恐怕他也活不了多久。那么，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存活了下来，就是爱国主义者了，而是要看他存活下来，后来干了些什么。

有人说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战士”和“烈士”比起来，战士是胜利者。箕子延长了政治生命43年，让他有条件为国家为社稷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使他的贡献更大。他活的也很难受啊，忍辱负重，维持着大局，维护着大商帝国。当形势恶化，非常危险的时候，比干死了，微子逃了，有人劝他：你也该离开商朝，自己逃命去吧。箕子怎么说呢，《史记》中有记载，他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他说，作为臣子，君王不听你的意见就愤然离开，那是向世人彰扬君主的错误而宣扬自己，是取悦和笼络民心，对我们国家的灭亡推波助澜，我不忍心做这样的事情啊！

箕子忍受着很大的磨难，但是他用政治智慧和爱国思想支撑着，顽强地坚持了下来。柳宗元总结的箕子一生的三个阶段，这算是第一个阶段，这就是“正蒙难”。

到了周朝，箕子进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法授圣”。“法授圣”说的是箕子把他的政治经验治国理念传授给周朝的统治者。对儒家来说，周武王是位圣人。是谁把治国秘笈传授给圣人了呢？是箕子。因此说：“法授圣”。

周武王对箕子很仰慕，他知道箕子很有政治才能，知道箕子有丰富的治理国家的经验。周武王打下朝歌以后，他就把箕子从监牢里放出来，找箕子谈话。谈什么呢？向箕子求教治国方略。他问箕子：我想请教您，殷商为什么会灭亡呢？

刚刚取得天下、春风得意的周武王，能向已经亡国的商朝大臣箕子求教，确实是放低了身段。但是，周武王问“殷商为什么灭亡”，这句话里的 “亡”字，在箕子听来却非常刺耳。面对强权和傲慢，箕子将会如何应答呢？

箕子表现了凌然的傲骨和气节。箕子听了很不高兴，他不愿意听别人讲自己故国的坏话。他隐忍求成，憋屈自己，那也是为了自己的祖国，他做人是有底线的。《史记·周本纪》这样记载：“武王……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 箕子当时沉默不说话，把头一扭，表现出不满意的态度。

箕子敢在胜利者周武王面前显示出不高兴，表现出自己高尚的气节和尊严。周武王看到这个情况，感觉到自己失言了。周武王赶紧改口，恭恭敬敬地问：“先生，我对治理国家的很多道理还不是很清楚，请问怎样才能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呢？”好，你对我的故国不再出言不逊了，咱们就能对话了。这样，箕子才扭过头来，以一个大国老臣、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身份和口吻，向武王传授了治国方略。

传授治国经验和理念给周武王

箕子是亡了国的大臣，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胜利者，但是他没有丝毫的媚骨，他不允许别人轻蔑诋毁自己的国家，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爱国情结，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箕子把治国方略传给周武王，不是为了周朝的江山巩固，更不是为了你周武王的个人政绩，他是为了使天下苍生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使百姓能够避免战乱和灾难。  

西周王朝刚刚建立，从管理一个“小邦周”，到治理偌大的大一统王朝，真够周武王伤脑筋的。要不是箕子把成熟的治理国家的办法传授给他，靠周朝自己摸索，说不定得经历多少曲折和震荡。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周武王在战场上神采飞扬，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如何构建政治制度，如何设置权力架构，让他身心交瘁。不到三年，周武王就累死了。接替他的摄政王姬旦，人称周公，也是勤政的典范，“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脯”就是他的事情，正洗头发呢，出了事了，要赶紧握着湿头发跑出去处理公务；吃一顿饭，要被打断几次，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先说事情。

箕子对周武王把治国方略和盘托出，并非想在周朝受重用当官发财，而是为了使这些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得以传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惠及社稷苍生，以便开启一段新的历史。 

在商周之际的动荡年代里，箕子历经磨难，忍辱负重，隐忍求成，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要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治国方略和对社稷苍生的哲学思考流传下来，影响后世。他是一个贤圣，更是一位智者，他的思想，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箕子传授给周武王的一套治国理念，被后人收编到《尚书》里面，就是《尚书》中《洪范》这篇文章。“洪”是大的意思，“范”是“法”，“洪范”就是统治大法。所谓洪范九畴，从九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治理国家的九个大法。

第一部王朝行政大法

《洪范》在中国政治哲学、思想文化史的地位非同小可。《洪范》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之作，是儒家必读的经典。洪范的内容，几乎涵盖政治制度、治国安民、自然世界、天文历数、行为德性、人生祸福等等社会内容的全部。

首先，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在中国历史上它最早系统地构筑了专制王朝的体制架构，阐述了行政纲领、行政准则以及行政决策方式，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比如他讲“八政”。他告诉周武王：你建立国家，首先你得组阁吧？你需要设置八种政务官员。哪八种政务官员呢：一是管理食物的官；二是管理财务货币的官；三是管理祭祀的官；四是管理水利的司空；五是管理教育的司徒；六是管理治安的司寇；七是外交事务的宾；八是管理军事的师。等等。

“八政”就相当于现在国家设立的这个部那个部。在三千年前，能有这样的高度这样的眼光，提出这么完备的政权架构方案，那是要有相当的经验和智慧的。

箕子还讲“三德”，作为一个君主的政治措施。用什么手段治国呢？三种办法：“正直”、“刚克”、“柔克”。要因时因地制宜，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要把握主动权，不能大权旁落。“正直”，在和平时期，就使用常规的正直手段；臣下蛮横不服管教，就采取严厉强硬的手段，叫刚克；百姓顺从听话，就采取宽大温柔的手段，叫柔克。

箕子还告诉周武王“五纪”，就是五种计时纪年的方法，岁、月、日、星辰、历数，观察天象和季节，对于国家管理、君主行政、征伐用兵、祭祀敬祖，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当时那个时代，箕子能总结出一套这样的“统治大法”，确实非常难得。周王朝也正是在这套治国方略的影响下，开创了八百年的宏伟基业。

求百姓幸福的“王道思想”

在《洪范》中，箕子阐述最多的，是君主应该怎样处理好君民关系和君臣关系，怎样推出正确的治理国家的行政决策。为此，箕子提出了“王道学说”。

现在主流舆论认为“王道学说”是孟子提出来的。实际上，孟子是把“王道学说”完善了、系统化了。王道讲的是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这个思想，在箕子的《洪范》里面已经有了。箕子的思想，比孔孟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王道”思想，早了五六百年。就连“王道”这个词，也是箕子提出来的，《洪范》中讲：“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洪范》）” 

箕子说，一个君主，治理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强制的手段，高压态势，对下臣和民众进行管制，这叫做“霸道”，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专制”；再一种是以“仁义”、“慈爱”来感化，施加影响，进行道德规范，这就是所谓的“王道”。

箕子提的“王道”，可以总结成五个方面：

第一，要把五种幸福普遍地施予民众，让大家都得到实惠。箕子告诉周武王，你统治天下，你就需要给老百姓带来五种幸福。

五种幸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得，五曰考终命。”要长寿，要富裕，健康安宁，要遵行美德，讲究文明，还要高寿善终。

从这些构想中可以看出箕子的一个理念：当君王是干什么的？不是自己享乐，作威作福，当君王是要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要把这些幸福带给百姓，这才是个好的君王，才是所谓“王道”。我们现在讲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反过来，箕子讲，治理国家，还必须让老百姓避免六种困厄。避免哪些呢：“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扰，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尚书·洪范》）”第一不要早死。看来活着是第一位的。避免“凶短折”，“未齿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尚书·洪范》）”，两三岁还没换牙就死了，这叫做“凶”；还不到二十岁，还没有进行加冠礼，就死了，这叫做“短”；还没有成婚就死了，叫做“折”。“凶短折”不好，得避免。第二种困厄是“疾”，疾病大流行；第三是“扰”，社会动乱，百姓惊慌失措；第四是“贫”，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第五是社会风气败坏；第六是国势衰弱，一派凋零。当一个君王把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当然不行。

尊重人才国家才能昌盛

王道的第二个方面是，君王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所谓“惟皇作极”。

第三个方面，要重视有德有才的人。箕子说：“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尚书·洪范》）”意思是对有品德、有操守、有作为的人，要敬畏他们，哪怕他出身贫贱，是个普通出身的人，也要想着他尊重他。

“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尚书·洪范》）”对那些有才华有作为的人，要给他们提供充分展示才能的舞台，这样国家才能繁荣昌盛。箕子是最早这么明确、这么具体的提出尊重人才的思想家。你看十年动乱文化革命时，高级工程师，非让你下车间干体力活；你会画画会写文章，非让你去担大粪；你会搞科研会搞设计，你肩膀能挑多重？你手能提多少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你什么都不算！你就是个剥削者。现在好多行业好多单位都在喊缺乏人才，越是尊重人才的时候，越显得人才缺乏。文革的时候不缺乏人才，科学家在农场里种菜，知识分子都在扫马路。

三千年前箕子就提出尊重人才，看来人才是治国安邦的关键。我们现代人对人才更得重视。所以我们现在讲箕子，仍然有现实意义。

“父母官”与“多数决”

箕子王道思想第四个方面，要公正无私。“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洪范》）”

我们现在经常讲“父母官”，“父母官”也是从箕子那里来的。箕子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要想当好天子，就应当像当父母一样，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做天下臣民的君王。人们后来把一个地方的官员称作“父母官”，就是从这里来的。

箕子要建立的政治秩序属于专制社会制度，然而人们通过研究竟然发现，在箕子所设置的制度和规则中，居然有了民主的萌芽。原先大家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所缺乏的民主规则，竟然早在三千年前就由箕子设计出来了。

在早先的学术界，有一种认识，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出现过民主制度和规则的，民主就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西洋玩意儿。但是，近年来人们竟然研究发现，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洪范》中，箕子就十分清晰地向周武王建议过一种民主制度或者说民主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多数决”原则。

什么叫“多数决”呢？“多数决”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就是投票表决。箕子对周武王有一个“三人从二”的建议：有三个人占卜，结果有分歧，其中两个人所得结果相同，就听从这两个人的说法。上古占卜与国政不可分，占卜就是政治，三人从二，箕子的表述不正是古代的“多数决”吗？

箕子还讲，有了重大的疑惑，就要用心思考，要与大臣商量，还要与老百姓商量，然后再进行占卜。天子自己赞同，龟兆赞同，耆象赞同，大臣赞同，老百姓赞同，这就叫做“大同”；天子、龟卜、耆象都赞成，而大臣、老百姓反对，也还算吉利；等等。

箕子的表述被现代学者陶希圣称作代表五个方面的“投票权”。世界上公认为最早的“多数决”记录，是2400年前的古希腊，开始一种“哗噪选举法”，就是对一件事情大家表决，怎么表决？靠呼喊，声音大的一方胜出。后来发现这个办法不好把握，改了，改成“分列法”，赞成的，说yes的站到一边，反对的，说no的站到另一边，然后看哪边的人多，决定胜负。

箕子清晰地设计和表述了“多数决”的原则，时间在公元前1040年左右，比古希腊那个“哗噪法”早六百四十年。三千多年前这个民主程序就在箕子的思考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