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在当时诸侯国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和很强的势力，“启以商政”，使卫国可以吸取商朝制度中的精华，享受了“政治特区”的特殊待遇；人口大迁徙，又分散和瓦解了敌对势力；殷八师的驻守，使得康叔拥有了军事实力和讨伐其它小国的权利。卫国国君康叔，成为西周东土的诸侯之长。
是方伯的伯，不是伯爵的伯
位于淇河中下游的卫国，是西周初年国土面积最大、影响力最大的封建诸侯国，是有征伐权的东方诸侯之长。
卫国从开国国君康叔始，到卫国灭亡，立国838年，传44君。卫国的44个君主的谥号，有的称“伯”，比如早期的康伯（康叔之子）、考伯等等，共7人；4人称侯，比如顷侯、釐侯等；28人称公，比如卫武公、卫庄公、卫宣公等等；最后还有人称君，卫嗣君、卫怀君等。不同时期，先后有伯、侯、公、君四个称谓。这些称谓上的变化，折射了国家的兴衰起伏。
卫康叔还有他后世一共7代君主称“伯”，都是东方的诸侯之长。诸侯之长，并不是专门设置的一个什么官，诸侯之长是对那些实力强，有话语权的诸侯国的称谓。
《左传》哀公十三年有：“王命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意思是说周天子召见的时候，各国诸侯要由方伯（诸侯长）率领；方伯召集诸侯时，诸侯要带着子爵、男爵一起过来。这里面所说的“伯”，又称“方伯”，就是诸侯之长。康叔就是西周初期的诸侯之长。
春秋时期逐渐固定下来的爵位制度，“公、侯、伯、子、男”，伯是第三等级，在公、侯之下。但是西周初年还没有完善的爵位制度，卫国的康伯等国君的“伯”，他不是“公、侯、伯、子、男”爵位的那个“伯”，他是“方伯”的伯。近些年先秦史研究学术界研究了大量的史料，以及青铜器铭文，大家都一致认可“康伯”、“考伯”等卫国初期的国君，他们称“伯”，不是三等诸侯国的“伯”，而是“方伯”的“伯”，是诸侯之长的“伯”，是高于公、侯的“伯”。
说康叔的“伯”是“方伯”诸侯之长，有哪些依据呢？唐代孔颖达疏解《尚书·康诰》的时候说：“康叔时为方伯，殷之畿内，诸侯并属之。”明确指出康叔是方伯诸侯长，哪个诸侯国出了情况，他可以代表周天子，率领殷八师去打它，就是说他有进行征伐的权力。
在《康诰》中，周公以“孟侯”称呼康叔。周公说：“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尚书·康诰》）”孟侯，就是五侯之长，汉代大儒孔安国说：“孟，长也。五侯之长，谓方伯，使康叔为之（孔安国《尚书正义》）”。所以卫国国君的“伯”，是方伯、诸侯之长的意思。
《礼记》中说：“千里之外设方伯（《礼记·王制》）”。周朝规定，四海之内，设九个州，一个州大约方圆一千里。州下面建方圆一百里的国三十个，方圆七十里的国六十个，五十里的国一百二十个，一共二百一十国，“二百一十以为州，州有伯（《礼记·王制》）”。
西周初期权势最大的诸侯有三个，一个是卫国的康叔，一个是鲁国的国君伯禽，再一个是齐国的国君吕伋。而这三个人中间，伯禽、吕伋又在康叔之下，最厉害的还是康叔。为什么呢？第一，康叔的辈分高，他是周文王的儿子，是周武王、周公的同母兄弟，年龄不大辈分高。而鲁国的伯禽是周公的儿子，是康叔的侄子辈儿的人，齐国的吕伋，姓姜不姓姬，是外姓。第二，康叔的职位高，成王执政后，康叔做了周朝卿士，中央的官员，当了周朝的司寇；第三，康叔手握着兵权，他是殷八师的统帅，大战区司令。这三条，都是鲁国国君伯禽、齐国国君吕伋他们所不具备的。因此，康叔卫国，自然而然的成了西周初期的一大方伯，东方诸侯之长。
中国历史第一次人为的人口大迁徙
康叔治理卫国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是人，商朝留下来的人。卫国建立在商朝的京畿之地，周朝刚刚打败商朝，取而代之，还没有站稳脚跟。商朝留下来的人，对周朝的统治不会完全服顺，动不动就反抗、闹事。《尚书·多士》把这些人叫“殷顽民”，《尚书·梓材》里面把这些人叫“迷民”。
康叔如何管理“殷顽民”和“迷民”，不采取一些措施，很容易出乱子的。为了扫除障碍，想办法削减敌对势力，周朝就把他们分散开，分而治之。怎么分散呢？迁民。根据文献记载，周公把“殷顽民”起码分成了六部分迁徙到外地：
第一把“殷民六族”迁到鲁国：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个族群。其中条氏、徐氏、萧氏三个氏族是商朝的贵族，索、长勺、尾勺三个氏族是手工艺人，索氏是做绳子的，长勺氏、尾勺氏是做酒的。把“殷民六族”统统迁到鲁国去了。
第二把“怀姓九宗”迁往临汾。“怀姓九宗”都是商朝小官吏的家属后人，周朝把他们迁的远远的，给了唐国的虞叔。唐国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翼城一带。
第三，分出一些商朝贵族到商丘。这些人交给微子，让微子带着去商丘那一带，建立了宋国。微子本就是商朝的大臣，商纣王的哥哥，你的人你还带走。
第四，分出一部分人迁徙到朝鲜。箕子带了5000人到朝鲜建起“箕子朝鲜”。
第五，一部分迁到洛阳。洛阳（雒邑）也叫成周，周朝当时在那里新建的东都，迁了一大批不听话的朝歌人，到洛阳建东都，当苦力。
第六，“殷民七族”留卫国。“殷民七族”是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都是些技术人才，作陶器的，做旗帜的，做马缨的，扎篱笆的等等。“殷民七族”留下来，在卫国为康叔服务。
把商朝京畿之地的人分散开，迁移到别的地方，这确实是大动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为的人口大迁徙。这么大批大批的人口，背乡离井，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那里去监视居住。到了那里，经常被召集训话，不许你乱说乱动，当二等公民。可以想像，这样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必须通过强制的措施来实现，动用的手段肯定是很残酷的。
可见，武王伐纣，改朝换代，不光是商朝统治者人头落地，下面的老百姓也得跟着遭殃。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都跟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没有国哪有家？
三千年前的“政治特区”
把人给分散开，减少了康叔管理卫国的难度。那么，留下来在卫国的都是哪些人呢？给康叔留下的人，得听话、有用。“殷民七族”中陶氏、樊氏、锜氏，这些技术人才，烧制陶器的，搞建筑的，打造兵器的等等，这些人得留下，这都是些能人。
迁走的人中间也有技术人才，撵到鲁国去的“殷民六族”里面不是有长勺氏、尾勺氏吗？那都是会酿酒的科技人才。商朝酿酒技术很发达的，长勺氏、尾勺氏等酿酒工匠，在商朝很吃得开，待遇很高。你是商朝的宠儿，对不起，我不要你。周公不是发出史上最严厉的戒酒令了吗？给康叔的三个“红头文件”中就有《酒诰》。长勺氏、尾勺氏这些人虽然也属于技术人才，但他们和制陶的、做马缨的待遇不一样，做酒的不要。“殷民七族”留下了，“殷民六族”赶走了。也算是落实《酒诰》这个“中央文件”的具体措施和配套政策。
为了稳住卫国，支持卫康叔，周朝把卫国搞成了一个“政治特区”。《左传》讲：“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启以商政”，允许卫国使用原来商朝的一些政策，保留商朝原有的一些民俗习惯，包括生活方式。
淇水之滨是商朝京畿之地，而周人的丰镐之地比较偏僻，所以淇水之滨这一带的经济比较发达，比较繁华，物资生活、精神生活都要丰富得多。所以，允许这边还保留原来商朝的一些政策，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是对当地老百姓的一种安抚，是一种灵活的政策。就好比上世纪末香港回归时一样，宣布一国两制，香港可以继续资本主义制度，“马照跑，舞照跳”。但是，必须“疆以周索”，你必须承认周朝的领导，承认“一个中国”。
东部战区（殷八师）总司令
分散人口，实施特别政策，还不足于让周公放心。周朝又在商朝的京畿之地加强军事力量，把最精锐的部队驻在卫国，驻扎在朝歌的牧野，叫做“殷八师”。
这里我们顺便了解一下西周的军事情况。西周共有三支部队，分别为“殷八师”、“成周八师”和“西六师”。每个师大约一万人左右。等于把全国分成了三大战区。
殷八师驻扎在朝歌，卫国国君康叔为统帅，康叔以后连续几代卫王都兼殷八师的统帅。殷八师的任务主要是稳控周朝的东部地区；住着殷八师的卫国牛得很。西周初期，不允许各个诸侯国有军队，军事权归周天子统一调配，不像后来各有各的军事力量。卫国这里有军队，卫国国君就有征伐别的小国家的权力，他就比别的诸侯国多了很大的优势。这是殷八师。
成周八师驻扎雒邑，成周就是东都洛阳，周公是成周八师的统帅，控制东南各诸侯国并拱卫宗周；
西六师驻扎宗周，召公是西六师的统帅，守卫以镐京为中心的周朝王畿之地。
可见，朝歌、雒邑、镐京，是当时的“三大战区”所在地，是西周初期的三个主要军事战略重地，是支撑西周大局的三只鼎足。
因此，卫国在当时诸侯国中拥有极高的位置和很强的势力。“启以商政”，使卫国可以吸取商朝制度中的精华，享受了“政治特区”的特殊待遇；人口大迁徙，又分散和瓦解了敌对势力；殷八师的驻守，使得康叔拥有了军事实力和讨伐其它小国的权利。卫国国君康叔，成为西周东土的诸侯之长。
康叔做卫国国君，时间应该比较长。他把原来的动乱中心，治理的井井有条，后来还率领殷八师代表周天子平叛，立了大功，被提拔到周朝当了大司寇，相当于中央政法委书记。康叔当了大司寇，就到京城镐京去履职了，卫国的事情由他的儿子姬懋代理。
康伯懋率殷八师东征
卫国从康叔到贞伯，连续七代作方伯。我们应该特别讲讲康伯，上面说的那个姬懋，就是康伯，康叔死后他继承王位。他不但继承了卫国的国君，同�����继承了在周�����大司寇的职务。《史记·卫康叔世家》中说“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的才能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很受周成王的器重。《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了“康有酆宫之朝”，卫国康伯和魯公伯禽、晋侯燮、齐国丁公，四个诸侯共同辅佐周成王、周康王，他们在周天子心目中的位置很重。康伯是继康叔以后，又一位很有作为的卫国国君。
康伯是个军事家，他的功绩体现在军事才能上。周朝的殷八师驻扎在卫国，康伯曾经作为殷八师的统帅，代表周天子出征，讨伐东夷，到其它诸侯国主持公道，平定动乱。这是有文献记载的，同时也是有许多青铜器铭文证明的。
历史发展到西周，青铜器铭文大量出现。在商朝时，青铜器上面的铭文还很少。商朝有甲骨文，甲骨文仅仅记载一些祭祀占卜活动，记录得非常简略，虽然也能从中炼取一些扑朔迷离的信息，但很不够。青铜器铭文记录事件就详尽了一些。一件青铜器，往往是为了纪念一件事情，比方说打了一次胜仗，就铸造一件青铜器，上面刻上这次战争的起因，经过，等等；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历史，西周的历史就比商朝时清晰许多，主要就是靠青铜器铭文的记载。
青铜器的铭文，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康伯的军事活动。目前掌握的青铜器铭文资料中，有卫国国君康伯铭文的青铜器文物就有十件：
1、召 尊
2、召 卣 3、康伯簋盖
4、康伯壶盖 5、小臣宅簋 6、吕行壶
7、小臣谜簋 8、师旂鼎 9、御正卫簋
10、白懋父簋
经过陈梦家、郭沫若、唐兰、马承源等等大家研究考证，这十件文物基本上都是记载康伯率领殷八师出征打仗的。
其中的“小臣谜簋”就有铭文63个字，价值最高。这件青铜器1931年前后从浚县辛村（今属淇滨区）墓地出土，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铭文写道：
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唯十又二月遣自师，述东，
伐海堳，于厥复归才在牧师……
它记载了康伯懋率领殷八师东征夷方，大军出发一路向东，沿着泰山的东麓行军，一直打到大海边，最后班师回营，又回到朝歌的牧野。这件簋是为了表彰部下，代表周天子铸造，然后赏赐给部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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