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住朝歌城里的外来人，在上世纪80年代，都是对革命有功的老红军、老八路。也有老国军将校，当然这些人当时是不敢张扬的，大多是他们死后人们才知道。

                                                    三

        记得在那条唯一的南北大街——中山街的中段，与唯一的一条东西街道——红旗路的交叉口，往西50米处，就住着一位老红军，名字叫李钊。
        他是个黑胖的大个儿，1981前后约有六十八九了，是朝歌镇十分叫得响的老革命了。他没有一官半职，当然也没有薪水。他一直开着修车铺，给人修理自行车。职业使他没有什么光鲜的衣饰，总是有些脏兮兮的。虽然如此，朝歌镇的大人小孩儿都十分敬畏他，我们小孩子家全都被大人命令了要叫他爷爷。
        在李钊爷爷家旁边，是一户卖散酒的，这家店铺的门口有一株约四五把粗的大柳树。夏收后，糖人老陈来我家后，老陈或者爷爷往往要让我来这里灌散酒，这就能见到李钊爷爷了，而且可以和他攀几句话。
        李钊爷爷说话，真叫做声若洪钟。我不多的几次去灌酒，总见他将一把竹躺椅放在大柳树下，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无论中午还是晚上的用饭时候，他都是一手端酒杯，一手抓花生米，喝得津津有味。由于当时这样的生活不是寻常人享受得到的，我的馋毛病驱使我往往站在他跟前，默默看他。他于是乐呵呵递给我一把花生米，我也就胆子放大了，问他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爷爷，你们红军人多吗？”
        “不多。但老子们把国民党打得晕头转向。”
        “你在红军里干什么啊？”
        “什么都干过，警卫、伙夫、先遣部队、侦察兵都干过，老子们干啥都顶呱呱，就是喝酒太凶，立一次功，就会因为喝酒让首长骂他娘一顿，蹲他娘的禁闭。”
        “那你是被开除了？”
        “你娃娃懂个狗屁！老子们在大别山和国民党拼命，打散了，受了伤，躲在老乡家里。后来听说我们的队伍改了八路，归刘邓了，我一路到了林县，老部队整团人没有一个活的，徐老总又不在，没有人认得到我。老子住腻了山沟沟，就来了淇县隐姓埋名……”
        “唉！可惜——”
        “可惜个球蛋！你娃娃懂个狗屁。老子们活得这么好，还叫可惜啊，你娃娃懂个球蛋！”我被他云里雾里骂得狗血淋头，只好灰溜溜滚个球蛋。下一次来灌酒，为了讨他的花生米，照例被臭骂了才回家。
        他有个婆娘，倒是很看不惯他骂我。只要李钊爷爷开骂，奶奶就恨恨地数落：“老不死的驴，有本事让县长给你发工资啊。”
        爷爷愈发大吼：“老子们总要找徐老总，不怕他县长不来拜我。哼！”
        “徐老总，徐老总，人家是元帅、国防部长，搭理你啊，你算哪棵葱，你算是哪一壶，白日做梦！”
        “走着瞧，徐老总说不定正找老子们呢，到时候老子们住进红军院，不要你个臭婆娘，看你还骂谁去。哼！”
        时间一晃到了我上高中那年，1985年开春后，真的不见了李钊爷爷。据大人们说，李钊爷爷被部队来人接走了，并没有抛弃爱骂他的奶奶，也带走了。李钊爷爷没有子女，婆娘是70年代和他成的家，半老徐娘找了个犟老头，还成了红军夫人，真是的……。我从现在回忆他说话的口音，判断他可能是湖北人。

                                                     四

        朝歌城里除了这位老红军是人们的骄傲，那个老八路也是外来人，他比李钊爷爷幸运些，有工作，有工资，曾长期担任淇县汽车站站长。
        我1990年毕业分配到淇县五交化公司当营业员，见他常来我们的门市部串门子。他中等个子，不胖不瘦，口音是鲁南或者苏北的。几个营业员跟他抬杠（淇县人把斗嘴说成抬杠），他就拿他当八路军连长那种腔调大呼小叫。说完了，同大家一阵爽朗大笑便不辞而别。
        我一开始只是听，听出来他的不同凡响了，我也和他搭话。大家曾有这样一个建议，对他说：“你别跟我们抬瞎杠了，把你的英雄历史说给大学生好了，小宋会写小说，也把你的事情写下来，将来教育子孙。”
        开始时，老八路以为开玩笑，不置可否。后来他可能知道我真的会写。于是每次来再也不和人抬杠，只是看我忙不忙。我忙，他就走了，我不忙，他就认认真真地说：“啥时候上我家喝酒”，我总是很乐意地答应他。
        可惜，我没有来得及去他家，没过多久他就逝世了。据说他是儿孙满堂的，但他们的儿孙我是一个也不认得，或许人家并不稀罕谁去写老八路的事情，所以我不便贸然造访。至今我连他姓什么也没问过，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

                                                  五

        至于国军将校，朝歌城里的西坛村有一位。邻居们说他姓李，1995年前后死的，活了90多岁。正是因为他死了，人们才从他的铺草下面翻出了一本国民党军官证和领章帽徽等遗物。是一位国民党整编师师长，少将，黄埔生。这个时候，他60多岁的儿子才说，老人是在某一次打仗时，被解放军打得全军覆没，只身逃到朝歌城来的。我对这个老人有一些的印象，因为朝歌镇像他那样高寿的男人很少。他高挑的个子，腰板挺直，常常拣粪，为生产队为家里积肥。
        说到拣粪积肥，还有一位国军将校，叫宋振华。不过他不是本文说的朝歌镇的外来人。他原在张作霖府上作秘书长，1931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回的淇县，1993年死的，死时也有90多了。我们宋家的老少，每每聚会，都要谈及此人。我们号称他是东北三省秘书长，忌讳说是张作霖的部下。这位爷爷打我记事起，就总是扛着粪筐，从不与人搭话，每天拣许多粪。由于与本文无关，一带而过了。
        总起来说，80年代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外来人，除了糖人货郎、西瓜匠、砖瓦窑匠、杂耍卖艺的，就是上面这些人了。有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只是在朝歌镇的文人堆里有影响，老百姓多不知道，后文再说。
        写这些，是想让大家记得这些外来人，也不要忘记我们内地城镇在80年代还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希望以他们为线索，把朝歌镇的发展、变迁串起来，也想以朝歌镇为缩影，反映内地当时的发展、变迁，聊供大家佐茶，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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