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歌城里外来人（四）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朝歌城里外来人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是流动的还是常住的，总是那么清亮可人，一尘不染。到了80年代末期，外来人的色彩更为丰富了，数量也急剧增多。
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城镇是一潭相对宁静的水，那些外来人则是一阵紧接一阵的涟漪，甚至发展成为雄浑的浪涛。在这潭非常活跃的大水里，不时繁衍出许多新的物种，许多新的生物。这些物种、生物，有的适应生存条件，至今还生机盎然，有的则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的牺牲品。
十
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朝歌城，已经有了气派的东西向街道三条，南北向街道三条，都贯通着六七里长的主城区。那些不贯通的各种小街小巷更有若干。在主城区之外，107国道以西，新兴了一个工厂集群——铁西区，它的面积大小很快就接近了主城区。
昔日里古色古香的明清建筑，已经成了朝歌城的配角，只能在一些背街里才能看到。大场面尽由着钢筋水泥占领，那些高楼纷纷拔地而起。好像玩魔术似的，短短几年时间，这座小城膨胀到了老辈人想都不敢想的规模，以至于无法再用“小城”二字称呼了，东西长约有十五华里，南北约有十二华里，十足地成为了一座城市。
一些在外漂泊的朝歌人，打三两年不回家，往往回来，就是去自己老爸老妈住的地方，都得打听街边经商的外来人才能找到。土生土长的汉子，反而被人家说成了外地佬，鼻子都气歪了。
我那时候，在许昌商业学校上学。我们宿舍的老大泉民兄是禹州人，他头一年暑假跟我到朝歌玩了整整半个月，可以说把朝歌城的旮里缝道都转遍了。第二年他自己来的时候，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了我们家。如今提起来，他还感叹那一阵的朝歌实在是变化太快了点儿。
说起朝歌城的日新月异、令人惊叹的城市变化，外来人实实在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但80年代末期的这些外来人，估计每年有数千人，但是，转瞬之间离开了的占到95％。只有极少数留在了朝歌城，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
那时候，包工头是朝歌城里久久不衰的热门话题。最初的时候，凡是大型的楼房，包工头一律来自林州，林州人对于疯狂的建筑潮流，似乎闭着眼睛就把钞票挣到了手。后来，本地人逐渐学着发展起来建筑公司，才慢慢增加了竞争对手，分到了一杯羹。
我在1989年暑假干过的那两个月“小工”（见散文《做个醉心男人》），那位对我另眼看待的老板就是林州人。
他的个子中等靠上，偏瘦，话不多，只在上工的时候将每一个人的活儿分配一遍，强调一下安全问题，然后成晌不见他说话。他和现今的工头不同，他也操起瓦刀，与民工一块儿干。干活儿的质量、进度则由他手下的技术员专门看管，什么活儿都不让他干。技术员有时候干一点儿大工、小工的活儿，老板就吵他一顿。工地上唯一挨批的恐怕就是技术员了，老板在半晌时候唯一说话的对象也就是技术员了。这就是他独特的管理风格吧。
这个工地，就在淇县当时最为红火效益最为显著的造纸厂，当时我们建设的是第四车间。我干到四面墙砌完去了许昌，我那早早就辍学的二弟倒是干到了工程结束。据说这个包工头当年挣到了十万多元呢。当时的十几万相当于什么水平呢？朝歌城里的人户盖一座五间砖混结构的大房子，连地皮全部下来，也就是七八千元的样子。十万元相当于十二三座房子。现在如果盖那样的一座五间房子，最少需要十二三万元（仅地皮就值六七万）。也就是说那个包工头，当年挣的钱，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三十万元。一年挣一个百万富翁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亲自和民工一块儿干活儿，现在的人怕是没有一个会相信同野的“鬼话”。
足见，建设过红旗渠从红旗渠来朝歌城的林州人，的的确确被红旗渠精神深深地激励着，这是我非常佩服的地方。因而红旗渠精神对于我，很真实，很具体。事实上，淇县人也被红旗渠精神激励起来了，轰轰烈烈地导演、制作了朝歌城的巨大变迁。
十一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朝歌城里的外来人，对于朝歌城的激荡，不仅仅在于城市建设，工厂建设，还在于文化建设，文化影响。
在我脑海里深深刻了一刀的文化大餐，是歌舞团的不断涌入。歌舞团全部来自天南海北，几乎每一个节日，无论公历的还是农历的节日，他们都会蜂拥而至。朝歌城当时一个戏院、一个电影院，全部人如潮涌，往往需要公安把门维持秩序。就那，还经常有些人为了争着先进去而大打出手。
我“老公”和妈妈每每一起包饺子，妈妈就总是提起一个歌舞团的节目。那是1988年的暑期，我高考结束，在家等大学录取通知，也是在一个工厂的工地干“小工”。工厂主要车间上梁那天，厂长突然来了兴致，竟然给我们每位民工发了一张歌舞团票，中午还管饭，并且有酒喝。那天可惨了，大家伙儿拿出了吃奶的力气，硬是把三天才能干完的工程量一天干完了。傍晚回到家的我，一气吃了6个馒头，八海碗饭，一海碗菜。那顿惊人的大吃大喝，真如同评书里说的“秦琼顿餐斗米”，妈妈如今提起，还吓得“老公”瞪大眼睛没法眨张大嘴巴忘了合。当时吃得太多了，疲劳过度了，急着睡觉，只好把我平生第一张歌舞团票，给了妈妈。
妈妈说，人家歌舞团那男的，个个俏模俏样，眼睛贼亮。扫你一眼，叫女人家浑身打颤，中了电似的。唱着歌儿，指头点你一下，不由你赶忙去理一理衣裳角，羞死了。那里头的女人，更是水灵得要命，那腰才叫真正的水蛇腰，活得没法儿办，满场看着的男人，嗓子都喊哑了。
特别好看的一个节目是，有一个男的，残疾了，没有双手，鬼儿子用脚端盆、倒水、和面、擀面条、切面条，最后把擀好的面条在案板上摔的山响。妈妈说，比她都擀的好，真是服了。更绝的是，那个没有双手的男人，还会包饺子！从洗菜、剁肉、盘馅，到和面、抓阄、擀片儿，到包成饺子，真比我们有一双好手的人干得麻利。人家最后还把擀好的面条、包好的饺子端下来，满场转着让我们看，我也看了，还摸了摸，那饺子包得，一个个匀丝丝的。后来听台上介绍，说那男的车祸没了双手，用脚苦练平常人手干的一切活儿，把人感动得直掉泪儿，……。妈妈每每说到这里，都十分动情地要抹一把眼眶。
这之前，妈妈没有看过歌舞团，一听人说起，总要骂那是些流氓云云。自打这以后，她成了流行歌曲的赞扬者，支持者，满街人说她思想前卫呢。呵呵！
我后来的第一次看歌舞团，距离妈妈那次四年之久。那年，我当着五交化公司团支部书记，五一期间，带领公司团员看了一场，没有妈妈说的那么神，很是一般般。也许是我看歌舞团的时候，已经在电视里看得多了，不稀奇了。妈妈看的时候，电视很稀少，没多少人知道歌舞团的真面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个层面都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变化，80年代末期的变化，也许真是步子太大了？！人们对于从外部纷至沓来的种种新奇，根本应接不暇，这也导致了思想上的重大激荡，那场暴乱也许就是这种激荡的必然产物。祖国经历了这场震荡，挺过来了，更加成熟稳健地站在了世界民族之林。朝歌城，也同样成熟了。
朝歌城的外来人，在那个时候，也许因为各种不成熟思想的激荡，有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来到朝歌城一阵纷纷劳作，又纷纷远去。有的如同奔命似的，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了。但给朝歌城却留下了数不尽的财富，这些财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至今还有着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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