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系列之十－－拾麦

      我从小到大，最怕过六月。那时称阳历六月为麦天，在麦天里我最怕拾麦，现在提起来心里还有点发怵。
      麦天，一片金黄。麦田是黄色的，马路是黄色的，飞起的尘土是黄色的，反射的太阳光也是黄色的，这个金黄的季节却总让我恐惧。
      过六一节不久，生产队组织社员割麦子了，每天傍明黄鹂一叫唤，劳力们就得起床下田地，我们也得跟大人一起早早起床，就着生咸菜，啃块馍，喝两碗稀玉米粥，提个笆头篮向学校跑去。在老师带领下到田地里拾麦，拾多了奖励，拾少了批评。那时我很胖，人们总爱喊我锅瓢脸，我小时候最烦、最恼、最害怕的就是别人喊我锅瓢脸，好在同学们很少这样喊，谁喊我就跟他拼命打。因为我胖，行动迟缓，干活慢慢腾腾，总跟在大家后边拾麦，一晌拾不了多少，老师验收时，常常把我的篮子举起来让大家看，说我拾的少，不热爱劳动，是个懒货，是容易变修的。我不敢抬头，直到老师把篮子扔给我。拾麦时，脚踝被麦茬扎的血道纵横，没人在乎，农村人从小都不怕麦茬扎。但我的鞋底磨破了，脚板被扎的生疼，也不敢告诉妈妈，因为我在校表现不好。有天我在鹿楼化肥厂干事儿（当工人）的大舅来看我妈，给我买了一套海军式背心、裤衩，我穿上特别高兴，这是我童年穿的最漂亮的一身衣服，这也是我在同学面前最自豪的一次。时来运转，拾麦时，我掉队了，在民主渠一个堵水口，拾到三大捆麦子，我把麦头（穗）一一掐下来，竟装满了结结实实一大篮，验收时，老师惊讶的看着篮子说：“偷的吧”。我说不是，老师当众表扬了我，可能也是唯一一次表扬我拾的多。可我没有再接再厉，随后的灾难之星降到了我的头上。
      麦天真热，在麦田里被太阳烤着，口渴难忍，我没有带水，也不敢躲到树荫下乘会儿凉，就这样，整晌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晒着，我二姑姑常说我太老实，但我学不会滑。终于有一天，实在熬不下去了，拾一穗麦，抓着麦茬、按着篮子才能起来，但我坚持着，不敢向老师请假，怕老师说我偷懒。
      验收时，夏景恩老师把我的篮子高高的举起说：“大家都看看，夏伟田一晌只拾了11穗麦……”下面的最严厉批评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害怕到了极点，我羞辱到了极点，还担心着极为严厉的父亲打我。
      回到家里，躺在爷爷住的西屋南头的一个小床上，浑身发抖，时冷时热。天黑了，妈妈找到了我，一摸我烧得烫手，端来了小煤油灯，我说：“妈，你看房上的檩条都往东飞啦。”妈妈吓坏了。父亲找来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夏松亮说我可能是发疟，打了退烧针。
第二天，我在迷迷糊糊之中被父母送到了高村公社卫生院。医生马上给我输液。那时候，非急重病人是不输液的。第二瓶才输了一半，我说：“妈，我的手憋得疼”。医生说：你尿了没尿？我说：两天才尿了一点绿尿。医生马上拔下了针头，说：“立刻转院，再输液就活不成了。”直到现在，我看到医用针头就害怕。
      似乎记得淇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说我得了急性肾炎，让返回公社医院住院。随后的几天在我的记忆里完全消失了，可能是昏死过去了吧。有天醒来，大姨在我身边，惊喜地喊来了我父母。可能是我几天后高烧退去，又算活过来了吧。每天打针，医生问我怕不怕。我们那时候常看战斗片，《打击侵略者》、《邱少云》等影片里的英雄人物丁大勇、邱少云是我们最崇拜的英雄，我爬在床上说我是丁大勇，不怕疼。其实打针不算疼，就是怕针头，我常跟靳庄张医生和另一位女医生（高村公社焦福印书记之妻）说:用7号细针头打。
不久，我能下床活动了，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到火车站去看火车。医院离火车站很近。我站在道轨上正看着另一道轨上停着的火车时，突然被人从后边提起，我扭头一看，是打信号旗的。一声刺耳的笛鸣，从南来的火车带着风从身边轰隆隆驶过。好险，差一点让火车给生命划上句号。
      回医院后，同室住的割阑尾炎的公社副书记赵吉星把有两个荷包蛋的挂面汤让给我吃，也算是压惊吧。
      出院后，麦天已经过了，老师始终也没有给我平反。麦天拾麦，同学们拾进篮子里的是老师的表扬，而我拾进篮子里的是老师的批评和同学们的嘲笑。拾麦，至今仍是我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