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偏僻的农村。爷爷是独苗，父亲是独苗儿。轮到我这一辈儿，老大是我姐，全家人还算欢喜。老二是我，仍是女娃，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不免失望。等到母亲的肚子第三次凸显时，瞅瞅我和姐两个女娃，想想一天天紧张起来的计划生育政策，爷爷陪奶奶跑遍了方圆几十里地的神庙，父母日夜在祖宗牌位前磕头，祈求这次来个“带把儿”的。老三呱呱坠地，脐带还未剪断就被扯开双腿辨认性别，结果是我家有了第三个女娃。妹妹成了破坏家庭梦想的人。她出生，竟带着原罪。

直到两年后我弟弟出生，家人才慢慢原谅了妹妹出生的不合时宜。

妹妹天生敏感而富有个性，刚刚一岁半，晚上睡觉前因踢被子被母亲呵斥了一句，她哭闹着要和奶奶睡，此后凭你用什么方法哄劝，她都不肯再去父母床上。

弟弟自然是家中的宝儿，好吃好玩好穿的都尽着他。弟弟两岁时，妹妹四岁，我七岁，姐姐十岁。姐姐那时已上小学，大人忙时就把看护弟弟妹妹的任务交给我。我虽人小，但揣摩着大人的心思，慢慢变得势利起来，学会了偏心，只允许弟弟欺负妹妹，绝不允许妹妹招惹弟弟，使妹妹受了不少委屈。一次，弟弟站在小凳子上玩，妹妹无意间撞到凳子，弟弟翻倒大哭，家人闻声围上来，我大声告状“妹妹弄翻了弟弟”，妹妹吓得撒腿就跑。

因为家里穷，我们难得有一件新衣服，往往是姐姐的衣服穿小了给我，我穿小了缝缝补补后再给妹妹。弟弟当然不参与旧衣的传递。旧衣几次易主，到了妹妹身上已破旧不堪，面目全非。家里来了客人，大人往往羞于承认没钱买新衣服，只说小孩子淘气，再好的衣服也穿得不成样子，妹妹听到后往往有羞愧之色。

本家奶奶家里来了城里的亲戚，我和弟弟妹妹登时兴奋起来，争着说起上次见他们的情景。他们穿戴又新又漂亮，其中有个瘦瘦的奶奶，竟然会像男人一样吸烟。她食指和中指直直地夹着一根白白的纸烟，前臂缓缓移动，把烟浅浅地送入嘴里，合拢双唇，两颗漂亮的金牙就不见了。她嘬起嘴巴，猛力一吸，脸蛋立马内陷成两个坑，随后她把头略歪向一边，微微张口嘴巴，蒙蒙的烟雾就从口鼻袅袅上升，偶尔还会呈现出两个缭绕的烟圈儿，两个金牙又半隐半现……他们的一切都迷人极了，新奇到令人不可思议，足够我们向小朋友炫耀多日。姐姐装着大人的样子，讽刺我们少见多怪，我们则不停地催促母亲快动身去见他们。母亲拉起弟弟要走，我和妹妹大声抗议，最后母亲勉强同意我跟去，到底嫌妹妹衣服破旧，命令她待在家里。妹妹听话地止步了，只是我们从本家奶奶家回来时，还听到她嘤嘤的哭声，母亲为此愧疚了好久。

聪慧又敏感的妹妹，小小年纪就洞悉了自己身份的卑微。为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奶奶刚蹲下身准备烧锅做饭，她就给奶奶屁股下塞个小板凳。爷爷和母亲从地里干活一回到家，她赶紧递上湿毛巾。爸爸说要剃胡子，她慌忙找来小镜子。大人们就夸妹妹有眼色，这倒招惹了我和姐姐，恨她耍乖争宠，常常暗地里寻她的不是，想办法把她弄哭。

妹妹乐意听从包括弟弟在内的所有家人的支使，然后屁颠屁颠地赴命，不怕脏也不说累。她帮大姐爬到树上取下鸡毛毽子，帮二姐钻到红薯窖里偷红薯，帮弟弟从肮脏的床底下一次次捡回小皮球。因为经常帮我们做脏活，她的衣服更容易脏，不知原由的父母会埋怨她比野小子还野，骂她不爱清洁，妹妹吃了哑巴亏，日后却照样听我们调遣。

妹妹七岁上小学后，我们两个成了最亲密的伙伴，常常手拉手上学，手拉手放学。下午放学一进屋门，我们就把书包甩到床上，妹妹搬来小板凳，我站上去，踮起脚尖，从吊在屋梁上的篮子里摸出两个馒头，妹妹一个，我一个，边吃边挎起篮子去地里割草，剜野菜。

田野里到处是一行行的枣树，枣树间随季节种着小麦，花生，大豆等庄稼。地里到处是细细柔柔的沙子，这些沙子安静时腼腆地匍匐着，风一吹就肆意飞扬，漫天流黄。田野是我们的乐园，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春天，我们常去拔一种叫水萝卜棵的野菜，这种野菜生长在麦田里，叶子肥厚，颜色翠绿，和咸糊涂饭是绝配。我和妹妹在绿油油的麦地里一蹦一跳，扯着嗓子唱：“水萝卜棵，拐豆沫。客来了，盖上锅。客走了，掀开锅，呼噜呼噜喝一锅。”歌声在纯净的田野里飘荡，快乐撒满一地。

夏天，我和妹妹常去地里给羊拔草。地里神奇的事物太多，引得我们还未拔多少草，就玩了起来。有时我们比赛玩蚂蚱，并不比谁的蚂蚱数量多，单看用手夹紧蚂蚱后腿时，谁的蚂蚱最会“磕头作揖”；有时我们用大蚂蚁引诱沙土猴儿出坑猎食，在它钳住蚂蚁的瞬间，我们迅速将两个小东西一举抓获；有时我们就用小铲子在沙地上做沙发，土做的沙发有扶手有靠背，像模像样。我们常常是玩着玩着才发现天色已晚，顿时紧张起来，飞速拔草，但总不见篮子充盈。望着还有很大亏空的篮子，看看暗下来的天空，我和妹妹只有拿出杀手锏，把草统统倒在地上，往篮子底部横七竖八地支上棍棍棒棒，然后再把草重新放回去。篮子一下子满了。我们抓起篮子就往家狂跑，到了家门口却停下来，不敢进家，忐忑不安地准备迎接家长的盘查。

我们家里总养着羊，少时三只四只，多时十只八只。这些羊就养在东屋。晚上爷爷也睡在东屋。一块废弃的门板搭在几块砖头上，就是爷爷的床。床上最多能挤下两个人，我们姐弟争着占领剩下的一块领地，以便能尽情聆听老羊七颤八颤的咩咩声，或者是趁爷爷不注意，抓捏小羊羔柔软的尾巴。

我们姐弟头上和身上顽固地寄生着虱子。这些虱子肆无忌惮，缓慢而悠闲地爬行，饿时就地取材，毫不客气的吮吸我们的血液，让我们苦不堪言，特别到无事静坐时，更觉奇痒无比，恨不得挠烂每一寸皮肤。奶奶极爱我们，冬天的晚上，她把煤油灯放到灶台上，拨弄几下灯芯，屋子里亮了许多，再用铁钩挑开封灶火的铁盖子，低矮的屋顶出现一片红光。奶奶拿来我们姐弟的棉衣棉裤，一件一件翻过来，开始捉虱子，捉一只顺势扔到火里，再捉一只又扔到火里。我们能听到哔哔啵啵的轻响，闻到淡淡的焦糊气味。

奶奶捉虱子的速度好像永远赶不上虱子养儿育女的速度，我们仍旧饱受着虱子的折磨。

一个夏天的上午，爷爷领着弟弟放羊去了，父母去地里给棉花喷农药去了，奶奶在院中枣树下给我们姐妹三人用篦子刮头上的虱子。篦来篦去，虱子总刮不完。奶奶看到了窗台上的一瓶农药，突然计上心来，打开瓶盖，往洗脸盆里倒入一些农药，又兑上一点清水，然后挨着个把药水抹到我们姐妹三个的头上。事毕，邻居家的姐姐拿着一段绳子找人玩，我和姐姐嫌天热没有参与，妹妹却欢天喜地和她跳绳去了。

过了一会儿，妹妹回家来，告诉奶奶眼睛有些昏，奶奶说，你睡一会儿吧。等到吃午饭时，大家才发现妹妹已口吐白沫。父亲抱着妹妹发疯般狂奔。还未到医院，妹妹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妹妹九岁。

(成稿于2018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