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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歌漫话 - “淇河故事”系列之四
“淇河故事”系列之四
故城朝歌:“风暴眼”辐射商文化
作者:大河报记者:盛夏   加入时间:2008-3-3 12:01:48     点击:1709
“淇河故事”系列之四 故城朝歌:“风暴眼”辐射商文化

http://www.dahe.cn 大河报 B17 厚重河南 2007年06月13日

图为位居淇河西大堤上的纣王墓

 □记者盛夏文图
  淇河边最重要的地标性城市——朝歌(今淇县),是商代百年都城,后为卫国国都四百年。两段迥异的历史叠加在同一块土地上,恰如一枚硬币的AB面,A面朝歌和B面卫城,细品,滋味截然不同。
  在朝歌城中,有一个最耐人寻味的帝王,数千年来,很少有像他这样被脸谱化的帝王,他被世代的百姓诅咒,甚至凝定为一个成语——“助纣为虐”,他就是商纣王帝辛。
  2007年5月18日下午,我出淇县城东行8公里,来到河口村北的淇河西大堤上,在这里我看到一座高大的土冢,其后依附有两座较小的土冢,这就是纣王及妃子墓。墓前石碑上“纣王之墓”四个字,是1987年由历史学家周谷城题写的。
  我在墓前停留了约20分钟未见游人,一辆小排量私家车绕坟转了一圈儿,卷起烟尘走了。这个场景充满隐喻色彩——被明朝许仲琳《封神演义》妖魔化的纣王,很长时间里,也是这般被诸多史学家粗看一眼,马上就下了结论。
  事实上,作为一个在位52年的帝王,他不可能是个脑子进水的弱智儿。从古及今,也一直有对他比较客观的评说。
  春秋时代,孔子弟子子贡(卫国人,熟知纣王历史)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恶皆归焉。”社会舆论水分太大,八卦得厉害。孟子认为他“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如果说子贡还有家乡情结、“护短”嫌疑,山东人孟子是没有感情倾向的。
  《史记》记述纣王形象:“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并不丑。他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和长江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传播。郭沫若评价说:“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才,对中华民族贡献非常之大。中华民族能向南发展,是纣王的功劳。”
  “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运用“层累造成中国历史”学说,分析“传说中的纣王之罪,也是层累积叠发展,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认为纣王的罪行,源于周代的政治宣传,并被后人尽情夸大。
  当地民间传说,也印证了顾先生的看法。当地人认为,纣王前三十年是明君,后二十余年是昏君。
  现在的朝歌城中,殷商古迹处处可见,真假参半,酒池肉林、折胫河、摘心台、鹿台,控诉着纣王的“七宗罪”。真实的那个叫帝辛的人,已经被淹没在岁月深处。
  我关注纣王,无意为他翻案,只是因为他像绝世美女一样,也倾了城倾了国。在他手中,一个辉煌的朝代覆灭了。
  因为商灭周兴,淇水边的朝歌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风暴眼”,历史凝定的那一刻,地覆天翻,个人被时代所裹挟,情感被逼到偏峰绝崖处,许多动人心魄的事发生了。

  商朝“殷顽”乃古洛阳始建者

  商末4个帝王都于朝歌,尤其是纣王,在朝歌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史料称,纣王曾先后在朝歌营造三道城垣,头道城的北门淇水关(今淇县高村)距南北常屯45华里。二道城南北长约3100米,东西宽约2100米。三道城约60万平方米,这是“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淇县有民谚说:“殷纣王的江山,铁桶一般。”
  “铁桶一般”的朝歌故城,“全面钻探1990年12月刚开始,仅在北城门路段发现城门线索,宫殿区、作坊区、墓葬区仅试探中发现一些线索,尚未经发掘,其中绝大部分地面因现代民房复压已不具备发掘条件。”淇县旅游局文管所所长王小运说。
  故城无存,朝改代换,旧贵族面临最大的心理落差——“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现代作家张爱玲在自己的照片上题了这句诗。三千余年前,殷商贵族有着同样的窘境,但这种感伤还是奢侈的,前提是新的统治者没有赶尽杀绝,实施“怀柔”之策,笼络民心。
  武王灭商立周,但商朝实力并未被完全摧毁,这才有淇河边的殷商贵族,率领大批殷人夺海东渡,或奔赴朝鲜半岛立箕子王朝,或在季风和海潮的推动下,漂航到更遥远的美洲。更多的走不了的旧贵族,被新政权以“移民”和“怀柔”的政策分化和收购了。在这个过程中,从朝歌走出的大量殷人,把殷商文化有效地传播了出去。
  战争一结束,武王把殷商大量的能工巧匠迁到陕西,利用他们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发渭河河谷。
  周初各封侯国都曾分配到若干有技能的殷商旧族,为新王朝服务。
  武王为了“怀柔”商人,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商王,治理殷地。不放心,又在朝歌设了三个小国即卫、、邶,分别由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统治,监视武庚,史称“三监”。
  周王朝建立两年后,武王去世。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发动反周复殷战争(一说武庚是被胁迫),周公旦三年平叛,最终杀武庚,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据史料记载,这次战争,朝歌被夷为废墟。三千年后,淇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城“废”得十分彻底。
  武庚被镇压,朝歌遗民跟着倒霉,被贬称“殷顽”,被迫迁居到洛阳白马寺附近,如今洛阳东郊周代遗址的残存中,还有20多座殷移民墓。
  这是商朝遗民的第二次大迁徙,其中贵族较多,他们不仅有较强的势力,还有较高的文化技能。
  据《尚书》“康诰”和“召诰”记载,商遗贵族迁洛,并未沦为奴隶,仍保留自己的田宅、领地和臣属。主要工作是建造新都洛邑,洛阳最早是朝歌工匠按国都规格建造的。洛水边的洛阳,与淇水边的朝歌,因此有了斩不断的联系。
  这个最早的洛阳城,像它的母本“朝歌城”一样,如今也已荡然无存,只能依《考工记》及其他文献大致推测。据《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宫殿位于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将太庙和社稷挟于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已凌驾于族权、神权之上,中国宫殿的总体格局已大体初定。

  文化“侵略”从一碗面条开始 

  鹤壁电视台曾历时一年,拍摄多集淇河文化专题片,在宏大叙事的同时,涉及一个生活细节——浆面条。
  片中,鹤壁电视台的女记者站在洛阳街头说:“洛阳水席,是洛阳饮食业的骄傲。洛阳水席,是从浆面条开始的。洛阳人常称自己是浆面条的正宗,但很少有人知道,洛阳浆面条,是从朝歌传入的,传入时间可上溯至周。”
  电视片分析,殷商时小麦产量非常低,主要农作物是杂粮,朝歌贵族都有家奴,其中不乏好厨子,他们想出一套粗粮细做的办法,先将绿豆掺水磨成浆,让其发酵,用浆把锅涮一下,再用油把锅一擦,倒入浆,烧到起沫时,下入宝贵的杂面条,面条太少了,还需要加入绿豆面汁,再把青菜、葱花、黄豆、花生米等放入,这就是豫北的粉浆饭。殷顽贵族迁洛时,把这种吃食带过去了,变成了浆面条。
  建造洛阳城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周王朝在此兴筑的是两个相距二十公里的双子城:西城称为王城,东城称为成周——成周也称洛邑、洛阳,不久就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历时甚久,建城的“殷顽”贵族浆面条吃腻了,怎么办呢?“殷顽”厨师们继续打绿豆的主意,用绿豆粉、浆、粉条再加上萝卜、青椒、笋等家常蔬菜,做成汤汤水水的菜,这就是水席的雏形,很受破落贵族的喜爱。
  据说到了唐代,因武则天的“力挺”,这荤素混做、清新可口的洛阳水席,从民间走进宫廷,登上大雅之堂。
  鹤壁电视台绘声绘色讲的这个“面条物语”,记者求证于鹤壁和淇县的地方史志专家王俊智、燕昭安,两人均表示:“三千多年了,这事真不好说。两种饭,都是用绿豆当原料,洛阳的浆面条加作料多一点,豫北的粉浆饭以浆为主。”
  是不好说,因为无法求证于“信史”,鹤壁电视台的专题片中也没有专家站出来讲话。
  记者再查“洛阳浆面条”的资料,均言“历史悠久,妇孺皆知”。但怎么个悠久法,没有答案。
  三千多年前的一碗面条,一时难住了我。洛阳没有明确的记载,鹤壁的说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鹤壁方试图用多种证据,印证一种无法回溯的可能。洛阳呢,显示的是如何把一种源自饥饿的最平民化的吃食,发扬光大,直至登堂入室的现状。
  时光倒流三千年,如果浆面条确属朝歌移民带来的食物,这件事是不能小瞧的——它成功地控制了洛阳人的胃口。如果能控制人的胃口,还有什么文化习俗不能潜移默化地渗透呢?
  实际上,许多物质产品(包括饮食)都负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传达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比如美国的“麦当劳”,它已成功地左右了中国许多孩子的胃口,并通过胃,让这些孩子接受了美国消费文化,这已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侵略”,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文化推广。

  朝歌形象自兹开始扭曲

  因纣王的灭国,朝歌成了“风暴眼”,殷商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开始向外播迁。
  朝歌变成“废都”,其凄凉从殷商重臣箕子所作《麦秀歌》中可窥知一二。
  更糟糕的是,这座河边大城从此被辱蒙羞,和商纣王一起被“妖魔化”。
  朝歌,本意是喜迎朝阳,高歌黎明,这本是喜庆的字眼。受纣王所累,连朝歌的民间音乐(郑卫之音),也因与“感通幽冥”、“推广教化”的雅乐相抵触,被骂为乱世之音。《史记》中甚至说:“纣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时也。”认为大清早就唱歌,很不合时宜,有点没事找事。他还认为,朝歌的“北鄙之意”,必然“身死国亡”。这有点由果推因了。
  因为朝歌被妖魔化,围绕着它,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水经注》、《续博物志》等都记载过“弟子掩目”,说是孔子的弟子颜回、子路、宰予等驱车出游,宣传“时代主旋律”周礼雅乐。他们沿淇河边走,天黑了,准备到前头的一座城里找地儿住,颜回一打听,这里竟然是朝歌,大惊失色,忙命车夫催马快跑,车上其他人也都用手捂住眼睛,不视“凶地”。只有曾被孔子批评为“朽木不可雕”的宰予不肯捂眼睛,朝歌城外淇河边笑语喧哗的俊男美女让他看花了眼。子路看到他这样子,一脚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
  战国初期,还发生了“墨子回车”之事。对此,《淮南子》、《水经注》都有记载:战国初,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做了宋国大夫,他坐着朴素的黑马车,带学生到处游说,也是走到朝歌一带,看见了河和城,一打听是朝歌,二话没说,赶紧调转车头绕道而行。
  朝歌被“妖魔化”的程度,时间愈久,程度愈深。淇县地方史志专家燕昭安先生讲到这么件事,在朝歌城南关帝庙前,原是一条官修驿道,立有一通丈多高的巨碑,刻着“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立碑者是明代监察御史孙徵兰,是朝歌人,他性格狂放,文才卓绝,敢在“国道”上为殷朝故都立碑,是了不起的行动,但毕竟思想还“解放”得不彻底,藏藏掖掖,拉出个“六七贤圣君”作代名词,朝歌两字,已成忌讳。
  孙徵兰立碑时,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影响还不大,但千百年间人们对纣王的偏见已根深蒂固。
  燕昭安感叹,直到近代,一些朝歌籍的诗人、书画家,仍在自己作品后面署“古沬人某某”,少有人署“朝歌人”。一个人羞于提及故土,这背后有着多么强大的心理重负。
  淇河边的这片土地何辜?朝歌人何辜?
  “在正义的要求与践行中,化恨为爱,将爱贯彻到底,这已成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学者徐虹在《南方周末》上撰文说。这是一种让我们很陌生的爱,这种爱,何时才能进入我们的灵魂,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巨大力量?
  在许仲琳的《封神演义》中,商纣王被妖魔化,至今仍难以为人接受。事实上,纣王对中华民族有相当大的贡献。他被妖魔化源于周代的政治宣传,并被后人尽情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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