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传人、西汉经学家刘向，在他的纵横学专箸《战国策》卷三，秦一中这样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有成就的改革家商秧：“卫鞅魏入秦，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近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斯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马大强，诸候畏惧。”
据史书记载：商鞅（约前390—338年）本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也称为卫鞅，后来被秦孝公封于商。号为商君，历史上又称他为商鞅。经有关部门论证，商秧的祖籍在卫国的首都朝歌。河南省淇县市人民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以商鞅为中心的旅游项目。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在魏国研究早期法家李俚，白起的变法经验。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都城南门“立本为信”，雷历风行地进行了第一次商鞅变法。在这次变法中，商鞅新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按功劳大小授爵位和田地住宅；禁止私斗、私斗者施于重刑；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奖励耕织，产量高的免官差，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府的奴婢。商鞅的第一次变法，似一阵猛烈的狂飙，一扫秦国的腐靡之风、懒惰之气。使秦国人个个争先恐后，奔赴战场，建立军功；人人遵纪守法，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国民勤于耕织，免为人奴。使懦弱的秦国变成民富国强、兵精马壮的大国，在战国七雄中独占鳌头。一举收回了被魏国夺去的土地，甚至攻下了魏都安邑。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又封商鞅为大良造（相当于丞相兼将军）开始了第二次变法，在二次变法中，商鞅开天辟地地对全国的政治、法律、土地、经济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在政治体制上，他统一规划了全国的管理结构，设立了三十一个县，由国家派官吏加以管理，使国家集权逐步完成；他大胆地废除了奴隶制的土地制度—井田制，鼓励垦荒，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经济上他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促进国内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商鞅组织制定了《大秦律》，以严竣的法律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商鞅大刀阔斧，翻天覆地般的改革，引起了旧贵族的激烈反抗，商鞅毫不妥协，针锋相对，“罚不讳强，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就是对犯法的秦太子的两个师傅分别处以割鼻和在脸上剌字的刑法。商鞅对变法岩石一般的坚定不移，和铁一样的手腕，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贫穷落后的秦国经商鞅两次变法，使它成为七个诸候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名义上统管诸候的周天子，亦不得不将秦国封为诸候的首领“方伯”。
商鞅变法，虽然使秦国富强，但因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引起他们刻骨的忌恨，公元前338年，信赖商鞅的秦孝公去世，秦惠王即位，对商鞅颇多猜忌；公子虔乘机向秦惠王进谄言：“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愿大王图之！”于是功高盖主的商鞅被诬蔑为谋反，被迫出走，最终被秦惠王，车裂而死。
一代伟大的改革家商鞅被残酷地五马分尸，首开了中国改革者不得善终的先河，但是他制定的新法在秦国一直沿用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商鞅的政治理想和统一全国的计划不但没有“人亡政废”，反而根深蒂固地成了秦国的政治传统：商鞅的改革理论和实践被他的传人收集整理成了光耀千秋的《商君书》，成了冶国安邦的精典著作；商鞅“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固，苟可以利民，不循于乱”的思想，成为法家一派的指导思想。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商鞅是朝歌人的骄傲，是河南人的骄傲，是华夏儿女的骄傲，他那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近亲近，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改革意志对当今改革中的中国，对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的共产党人有多么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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