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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高树密的城市，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都是陌生的，我也不可能再用西山来较正我所行走的方向。可即使我不用观看那些小小木制指示牌，我也能准确地说出行走的路线和身处的地位。冥冥之中我知道自己要与脚下这块土地产生不可割裂的关系了。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当时我还相对懵懂，只是感觉强烈得与同娇阳炙热。当我步上那个高约丈余的黄土平台，极目远眺时，我一下子清楚了，这是一处有着古老传说孕育而成的历史文化积淀，叫摘星台，相传是殷商时期那个以残暴闻名的纣王所建，它纯粹是为了取悦宠爱倍加的妃子，我国历史最著名的祸水女人妲已，站在这里，伸手可摘天幕繁星，非常有些古巴比伦人自以为大，梦想通天的味道。巴比伦塔是被上帝用乱语言之法破解掉的，而这摘星楼是被民众所摧毁的。这样绝对的高度，就算经了几千年的风雨剥蚀，还完全能够给于人们以登高望远的优势，站在这里，一个城市，如果说县城还算一个城市的话尽收眼底，它的街市如一条条流动而突出的脉络，交织着，又各自有着既定的方向。而火车正鸣叫着从我的身后驶过，西山的沟沟壑壑纤毫毕显，牧羊人的牧鞭紧紧地夹在贫瘠的腋下。
那只一同随我进入城市的鸟儿，安静地栖息在摘星台顶一棵槐树上，目不转睛。它看到了什么？我想问问她。她却飞走了。朝着火车奔跑的方向，她大概是想和它比试一下速度。它没有抱怨冬季的不期而至，但她有权利选择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那里是浩渺的湖泊，是食物丰盛的湿地，最有可能的是林木繁茂的山野。不管是何处，她选择了，所以她用火车的速度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飞去。有一段日子，我时常陷入对这只鸟的怀念之中。
从西岗向西北出发，我知道这不是青春年少的我真正的渴望，而是那些被收购站收购来的良种兔子的需要，是那些食品公司收购来的鸡或者猪的需要。那里才是它们应该去的地方，或许它们还要被装上火车，火车会将它们带向更遥远的地方。不知它们在牢笼里眼望着西山会发出怎样的感叹，或许它们什么都不想，一上车就浑浑浑噩噩地睡着了。谁都知道，猪眼是死眼，耳朵也是一种近于摆设的玩艺，是不屑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鸡们也神通不到那里，要有诱惑才可以引吭高歌。不像若干年后的我，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但至少在与我一同朝着西北出发时，它们还能嗅到故土的温馨，沾染上故乡的风光。知足者常乐，如此形容对方向漠然置之的它们也许最形象了。
正如一首歌曲里唱的那样，从梦中醒来，天亮就出发。出发就意味着付出，那些鸡和兔有翅膀和腿脚，却稳坐在我的地板车之上。我自信可以用满腔的热情和浑身的气力再次对我的方向感进行一次检视，这是重中之重。当然每一次还会从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张或者老陈的手里结算过来一块五毛钱。这一块五毛钱尚未到手之前，我的父母早已对它进行了合理分配，要扯几尺细布，给我和弟弟妹妹们做件新衣服，春节对乡下人来讲是最大的节日，你想躲都躲不过去。那个摆放在发黑的条几头上的油罐里的清油已经所剩无几了，就是母亲再小心谨慎，它们也不可能自动涨高，着实需要添续了。当然，由于我与大黄狗中断了联系，无法得到那片蓝天，我们几个用来书写的墨水还要购买。风呀雨呀可以遮挡住我的视线，但我心中的方向是明亮的，我只要用力绷紧绊带，弓腰觉腚，负载的地板车就会不停地朝前行进。泥水灌满了我的鞋子，使我的行走有了伴唱，使我的孤独之旅生动起来。夜晚当我抚摸着绊带勒得红肿的肩膀时，我一点都不沮丧，反倒觉得肿胀的肩膀是真正的长得厚实了，它可以承担起更沉重的负担。我更多的是回想起归来时的轻快和洒脱。我将一条腿搭挂在车杆上，利用另外一条腿的踮动，利用下坡的便宜，速度一点点加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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