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河：诗之河（之二）

　　一是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写到的河流最多的除了黄河之外就是淇河了。据统计，《诗经》中写到“河”（即黄河）的诗有15首，“河”出现27次。39首写到淇河流域的诗中直接写到淇河的诗有6首，“淇”出现18次。写到“江”（即长江）的诗5首，“江”出现13次。这些数据明确告诉我们，在全国千百条河流中淇河曾经有过的显赫地位。

　　二是已经搜索到的这近300首诗词，各朝代分布并不平衡。以“唐诗宋词”著称的唐宋两朝的诗最多，唐朝有52首，而宋朝竟达126首，是唐朝的两倍还多。先秦只有《诗经》中的6首是所有吟及淇河的诗词中最有价值、最弥足珍贵的诗。汉朝有5首。晋有两首。南北朝的29首中，北朝仅见1首。元朝目前只见到8首。明朝见到34首。清朝见到19首。尚未见到一首的朝代有战国、秦、三国、隋等四个朝代。

　　三是“淇园”、“淇奥”（“淇奥”同“淇澳”；奥音玉yù，通澳、隩，指水岸弯曲处）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在这近300首诗词中含有“淇园”的诗有53首，引用《诗经》中“淇奥”一语的诗有58首，二者共111首。但唐朝的52首诗中竟没有一首吟及“淇园”或“淇奥”的，而宋代含有“淇园”的诗有26首，含有“淇奥”的诗有41首，二者共67首，占111首中的60%，占宋朝吟及淇河的诗126首的53%。

　　除了“淇奥”的出现频率高以外，研究中还发现它的含义竟然那么丰富。什么叫“淇奥”？它的本义，研究《诗经》的注释中大都解释为：淇河的曲岸。而“淇园”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说，淇园“在河南淇县西北三十五里，即诗所咏淇澳”。《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二十七·谢灵运》：“淇园，卫之竹园，在淇水之澳，《诗》人所载。”看来，“淇园”就建在“淇奥”。其实，“淇奥”的含义远不止这些，它还有更丰富的内涵，下文中将详细阐述。

四是在这近300首诗词中吟及“竹子”的诗有117首，占40%以上。如果将变相吟及竹子，诸如写到“笋、筠、筇、筼筜、篁、箨、龙孙（竹笋，简称龙，竹子别名）、琅玕(美石，竹子别名)、此君（竹子别名，典出被誉为竹子知音的晋代文人王徽之——字子猷的诗句‘何可一日无此君！’）”等的诗也算上，那就足至一半，甚至更多。

五是历代吟及淇河的诗词作者中名人众多。譬如,有中国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有汉武帝等五个皇帝，有官至宰相的王安石、司马光，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有“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兄弟，有民族英雄文天祥，还有岳飞的孙子岳珂等等。

淇河，实在算不上一条大河，如果不细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几乎看不到它。但就这样一条地图上长不显眼的河流，在中国三千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它的地位意外地显赫。它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比长江还多，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始料不及的。今天的人们显然还没有完全认识淇河曾经有过的辉煌。

　　淇河为什么会如此显赫呢？原因主要是中国历史上淇河曾经是一条京畿之河。据历史记载，殷商末期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四代帝王中有武乙、帝乙、帝辛三代帝王曾建都沬邑（今淇县），帝乙时改沬邑为朝歌。殷商末年的朝歌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淇河既是朝歌畿内之河，再加上从西周初年开始，继殷商之后朝歌又做了400年左右卫国的首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要脱离开淇河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诗经》收录的诗歌正好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所以《诗经》中留下大量的淇河及其流域的民歌是不难理解的。从殷商时期就开始繁荣的淇河文化对春秋时期甚至对后来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提及的是，朝歌，即其之前的沬到底做没做过殷商末年的首都。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一文中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更不迁都。’此妄取《史记》乱之。” 正因为“妄取《史记》”的原因，不少学者以讹传讹，台湾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网站介绍盘庚迁殷时有一段话：“自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的255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商灭亡后这里沦为废墟。”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网站上在《盘庚迁都》里也说“把都城迁到殷的是盘庚，以后两百年再没有迁都”。若按此说，自然朝歌从未做过殷都，那么淇河作为距离殷商京都朝歌的京畿之河的说法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了。但历史的事实是不容歪曲的。山东大学吴晋生、吴薇薇在1996/02《文史哲》上撰文《<竹书纪年>非伪书辨》，其中有段话：“《史记殷本纪世表》所记盘庚迁殷，复渡河‘南治亳’有误。此史事因《竹书》和甲骨卜辞而得到纠正。《竹书》载：盘庚十四年（前1302年）迁殷（小屯），其后世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冯辛、庚丁、武乙皆居小屯；武乙三年（前1157年）迁河北（邺），武乙十五年（前1145年）迁沬（淇县），文丁元年（前1124年）迁河北（邺），帝乙元年（前1111年）迁沬并改名朝歌，其子帝辛（纣）仍居朝歌。”两年之后，二位学者又在1998/01《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上撰文《夏、商、周三代纪年考辨─兼评〈竹书纪年〉研究的失误》，其中：“据《竹书》记载，前1157年武乙由殷（小屯）迁于河北（邺），前1145年复由河北迁于沬（淇县），前1124年文丁由沬又复迁于河北，前1111年帝乙又由河北复迁于沬并改名朝歌。帝辛仍居朝歌，但小屯、邺作为陪都仍是其政务活动的居地，因为这三者已连成一片。”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秦文生在《殷虚（同墟）非殷都考》一文中提出了两个观点：1、殷墟的规模不像都城，2、安阳的殷墟只能是商代后期的王陵区和祭祀场所，并用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了这两个论点。殷墟发掘考古专家石璋如先生在台湾发表的一组论文《殷墟墓葬》，也将殷墟全部定为墓葬。这意思并非说历史记载的盘庚迁殷不是事实，而是说安阳小屯地区不是殷都所在地。而与此不同的是能证明朝歌是纣王时代的殷都的遗址遗迹证据比比皆是，如纣王城、纣王宫、纣王殿、纣王墓、摘星楼（摘心台）、金牛岭等等。西周初期的卫国城墙等遗迹证明朝歌又曾是卫国都城。《史记》记载周武王灭殷后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都朝歌”。所以说从盘庚迁殷至周武王灭纣，殷墟（安阳小屯）一直是殷商首都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朝歌曾做过殷商四代帝王一百年左右、周朝卫国近四百年的都城。那就是说，淇河在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曾是殷和卫国的京畿之河，是有史实为证不容置疑的。

西汉哲学家董仲舒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并始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名为《五经》，开此后二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既然如此,汉朝在中国历史上统治的时间也不算短，那么为什么汉朝的吟及淇河的诗并不多呢？其原因在于当时的淇河流域，已早不再像殷末和周初时那样是殷和卫的京畿之河，自然也就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再就是汉武帝虽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废除百家，独尊儒学，为儒学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但是很多学者认为他表面利用儒学统一思想，事实上是采用法家思想，即是所谓的“表儒法里”。著名的例子如，对秉公事职，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汲黯（西汉濮阳人，崇尚黄帝、老子，不喜欢儒家，和汉武帝的信仰还是有点合拍），汉武帝对他虽先疏后贬，但始终还是任用的；再如对司马迁用宫刑等也说明汉武帝并未真正和彻底地执行儒家的思想路线。因此，汉朝并未真正出现过像宋朝那样推崇“四书五经”的热烈局面，《诗经》及其中“淇奥”“淇上”等词语的影响也自然很微弱，有关淇河的历史典籍、人物事件也不可能大量成为文人笔下的写作素材。

看来真正推崇儒学，使儒家思想影响深入人心的朝代是宋朝。“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的名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合称为《四书》就是从宋朝开始的。程朱理学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朱熹的《四书集注》更确立了《四书》的地位。宋朝儒教地位之高便可想而知。儒教也确实为宋朝带来空前的繁荣。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的巅峰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所以宋朝的文人们从启蒙时期起就无人不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因此也就没有哪个有成就的文人不对《诗经》烂熟于心，正因为《诗经》中那么多次地咏及淇河，6首咏及淇河的诗中有一首歌颂卫武公的诗，题目叫《淇奥》。自然也就没有哪个文人不知道“淇”和“淇奥”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宋朝的诗词作品中有那么多写到“淇”河和“淇奥”的主要原因。

而唐朝虽继承西汉以来“独尊儒术”的思想，但却没有像宋朝那样地推崇儒学的力度，在学术思想领域也并没有出现像程颢程颐和朱熹那样的人物，整个社会对《四书》以及到宋朝始被定为《五经》的儒学经典学习研究的深度广度，显然不如宋朝。既然对以《诗经》为首的《五经》的学习研究没有形成社会风气，文化界的诗人们就不可能像宋朝那样熟悉并深刻理解《诗经》中咏及淇河的诗中比如“淇奥”这一词语的精髓，这可能就是唐朝吟及淇河的诗中为什么竟没有一首吟及“淇园”或“淇奥”的主要原因。

唐宋两朝吟及淇河的诗词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唐朝的52首吟及淇河的诗大都是实写淇河，诗歌的作者们也大都曾频繁来往于淇河地域，比如李白的诗中就曾写道“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可见淇河两岸当时的繁华和游者之众，唐朝时就已经是旅游胜地了。还有一些诗人如高适王维等就曾在此隐居过，难怪他们在诗中将淇河的景物写得那样生动具体。而宋朝的126首诗却绝大多数是间接写到淇河的，所谓间接，就是引用《诗经》里的“淇奥”，或仅提到“淇园”、“淇”的诗，其实大多数人并没有像唐朝诗人那样写足迹所到，或亲眼目睹的淇河。这样的诗不是没有而是很少。　

为什么在历代吟及淇河的诗词中“淇园”和“淇奥”的使用率这么高而宋朝尤其高呢？这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五经”之首的《诗经》有关。正因为《诗经》6首咏及淇河的诗中有一首歌颂卫武公（西周末，卫国国君，朝歌人，康叔九（一说“十”）世孙，卫釐侯之子，姓姬名和。95岁高龄尚关心、操持国事。亲建淇园并植竹。以贤明传世，深得周、卫臣民拥戴。历代无不颂其德。后人在淇园内建武公祠和“有斐亭”纪念他）的诗，题目叫《淇奥》，诗中以“绿竹猗猗”（yīyī，美盛貌）喻卫武公，称卫武公为“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等，因此，这些词语就成了两千多年来文人墨客们频繁引用的内容。这些歌颂卫武公的诗意也逐渐演化融入“淇奥”一语，使“淇奥”一语除了它的本意“淇河的曲岸”之外，内涵更加丰富了。

　　宋朝诗人曾丰有两句诗：“武公与竹为不朽，万古淇奥诗一首。”因为《淇奥》是卫国的人民纪念歌颂卫武公的诗歌，卫武公的名字和“淇奥”一语就随着《淇奥》这首诗流芳百世、彪炳千秋了，而“淇奥”也就成了卫武公的代名词。比如，南宋诗人刘克庄就有词谓“彭聃安在，吾师淇澳君子”（“彭聃”指高寿的彭祖和老聃，传说彭祖活了800多岁，老聃活了200多岁，“淇澳君子”即指寿至95岁的卫武公）；“寿过磻溪，德如淇澳”（“磻溪”指曾在渭水磻溪峡垂钓、“八十封侯”保周朝江山790多年的姜尚姜太公）。雷同的诗句还有南宋诗人熊和的诗句：“又思淇澳翁，盛德为世冠”；南宋诗人方回有诗句：“磻溪淇澳可齐寿，入相封侯恐未然。”

　　“卫武文章比淇竹”（南宋诗人喻良能诗句），还因为《诗经·淇奥》诗里曾以“绿竹猗猗”来比喻德高望重的卫武公，“淇园”、“淇奥”也就成了竹子的别名。北宋黄庭坚“猗猗淇园姿，此君有威仪（仪表威武、严肃）”，北宋李光“碧移湘浦千梢净，清借淇园十亩阴”，北宋王汝舟“传闻乐会似淇园，坐想猗猗千亩绿”，这些诗句中的“淇园”指的就是“竹子”。

　　“淇奥”还常被用来借代《诗经》，久而久之，“淇奥”也成了《诗经》的代名词了。北宋苏轼在《送顿起》一诗中写道：“惟有黄楼诗，千古配淇澳”，赞颂他的朋友顿起记黄楼本末的诗可与《诗经》媲美。南宋晁公溯“手追淇澳诗，句法两汉前”,南宋周必大“自古诗人贵磨琢，试看淇澳咏文章”,南宋项安世“我有淇澳诗，愿与子同歌”,南宋方回“燕乐思鹿鸣，切磋慕淇澳”,南宋黄公度“寿考祝公如卫武，愿赓(gēng,赓韵,依照别人诗词的用韵做诗词)淇澳入诗篇”等等诗句中的“淇澳”都指代的是《诗经》。

中国文人无不喜爱松竹经冬之不凋，梅则历寒而开花，所谓“香自苦寒来”也，因此有松、竹、梅“岁寒三友”之谓。兰则为百花之英，其香清幽，故文人又常以松、竹、梅、兰来标榜君子的清高品德。荷因其“出污泥而不染”，菊因“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令人倾倒的品质，又被文人们称为松、竹、梅、兰“四友”、或梅、兰、竹、荷，梅、兰、竹、菊“四君子”。但不管是“三友”、“四友”还是“四君子”，其中都少不了“竹”。可见“竹”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7次写到“竹”，其中有5次出现在《国风》中的《淇奥》、《竹竿》两首诗中，比如“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藋藋竹竿”等。而这两首诗都是咏及淇河的诗。从此，“绿竹”与“淇奥”、“淇园”、“淇”、“淇上”、“卫武公”等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概念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吟及淇河的古诗中，只要看见其中一个，就会立即出现另几个概念的影子。而“绿竹”成了“淇奥（澳）”、“淇园”、“淇”、“淇上”、“卫武公”等的艺术化身。它们因绿竹而不朽，绿竹因它们而成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和情操的象征。《淇奥》、《竹竿》两首诗以及“淇奥”、“淇园”及其绿竹就成了中国竹文化的源泉之一。中国人对竹也由此有了特殊的感情，中国文化也就深深浸透着竹的印痕。

　据史料记载，“淇奥”之“淇园”曾是历史上著名的北方产竹基地。《水经注》卷九《淇水》：“《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为楗；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万余，以输军资。”清康熙9年（1670年）增修的《河南通志》物产卷中，记载淇县一带竹品种时有这样的话：“今其地有紫茎竹，斑竹，凤尾竹，淡竹数种。”这些资料说明，淇园之竹曾经有产量高、品质好、品种多的特点，曾在中国竹子及竹文化的发展史中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卫宗武有诗道：“竹君清绝润于玉，谱牒出自淇之澳。”《中国版画史图录》载：中国画兰花图谱叫《九畹遗容》，简称《兰谱》，梅谱叫《罗浮幻质》，翎毛谱叫《春谷嘤翔》，人物画谱叫《天形道貌》，“竹谱”叫《淇园肖影》。“淇园”及其竹子的名气，还可以从此略见一斑。

　　历代有关竹子的诗文书画佳作，车载斗量，不断涌现。“淇奥”、“淇园”、“淇”、“淇上”、“卫武公”往往是吟赋竹子的作品中引用的词语典故，含有这些词语的诗文成了竹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吟及淇河的诗词中吟咏竹子的诗几乎占到一半甚至更多的原因，如南宋陈淳：“当年载歌淇水澳，区区但取枝叶绿。恶知中有至味存，爽人神思胜于玉。”诗意谓从前只知道淇澳竹美，没想到那里洁白如玉的竹笋令人大饱口福。南宋释居简《盆竹》：“老瓦新淇奥，清风小渭川。”诗意是说竹子盆景充满着“绿竹猗猗”韵味，令人心旷神怡。

　　吟及淇河的诗词中凡写到“淇园”的诗，没有不写到竹子的。如南朝梁元帝萧绎有“箭拥淇园竹”；北宋司马光“淇园春竹美，军宴日椎牛”；北宋刘敞“淇园方下竹，瓠子复修宫”；北宋王汝舟“种竹淇园远致君，生平孤节负辛勤”；北宋苏过“海竹纤杉乱苇萑，君家千树独淇园”；南宋胡铨“好竹平生志颇坚，谁知岛上有淇园。溪边六逸李太白，林下七贤杨巨源”等。

　　此外,像北宋王十朋的“邓林搜蓊鬰，淇竹翦婵娟”，刘敞的“百门苍翠太行麓，百泉清泠淇水澳”，李至的“疏篱簇簇湘江畔，翠美森森淇水边。争似移归深院里，真同画向后堂前”，南宋苏籀的“影动嵇阮（“竹林七贤”里的嵇康和阮籍）爱，笋穿淇渭干（干，河岸）”，南宋白玉蟾“竹魂竹魄竹精神，飞落潇湘淇水濒。千竿万竿竞青翠，吹风饮露千来春”等吟咏竹子的精彩诗句还多得很，恕不能一一列举。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有三首诗被辑录在《诗经》中，它们是《泉水》、《竹竿》、《载驰》，其中《泉水》、《竹竿》吟及淇河。《竹竿》中“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这脍炙人口的诗句，鹤壁市凡热爱、关心和研究过淇河的人大多已耳熟能详了。这位出生在淇河之滨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女诗人的名字将与淇河一起永垂不朽。

　　汉武帝刘彻曾作诗《瓠(hù)子歌二首》，诗序中有：“元封二年，帝既封禅。乃发卒万人，塞瓠子决河。还自临祭，令群臣从官皆负薪。时东郡烧草薪少，乃下淇园之竹以为楗(音jiàn，堵决口用的木桩子)。”今天我们所以见不到“绿竹猗猗”的淇园，与这次毁灭性的砍伐不无关系。“卫人罪”———卫地的人们当然要怪罪此事。

　　南北朝有名气的诗人有和谢灵运同族，并和谢灵运一起被称为“二谢”的谢朓，历仕宋齐梁三朝的齐梁文坛领袖沈约，曾著有《昭明文选》30卷的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等。南朝还有3个皇帝共写了9首吟咏淇河的诗，他们是梁简文帝萧纲（4首）、梁元帝萧绎（2首）、陈后主叔宝（3首）。昭明太子萧统有一首诗《赋书帙诗》，其中前四句是：“擢影免园池。抽茎淇水侧。朝映出岭云。暮聚飞归翼。”诗意为要欣赏美景莫要在园池里寻找，要到春笋茁壮、绿竹猗猗的淇河岸边去，那里早晨清澈的河水里倒映出白云缭绕的山峰，傍晚百鸟成群结队沐着落日和晚霞归巢。多么美的淇河风光！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唐诗代表着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唐朝诗人名气最大的莫过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了。李白诗《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淇水流碧玉”，足见淇河当年是何等清澈洁净；水中舟船相接，陆路车水马龙；美女如云，高楼夹岸；天下豪贵，文人墨客，多会于此，一派繁华景象。唐朝的淇河是何等风光！

　　杜甫的《洗兵马》中写道：“……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诗人对当时淇河之北唐朝政府军取得平叛胜利由衷地喜悦，并劝诫从战场上下来的“淇上健儿”们，饱受安史之乱之苦的妻儿老小正期盼着他们早日归来，希望他们解甲归田后，努力发展生产，珍惜安定太平的生活，但愿永远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永远告别战争。

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又一个诗歌艺术最发达的朝代，宋诗总量远远超过唐诗。所以宋朝的吟及淇河的诗数量最多，有名气的诗人也最多。不过遗憾的是这些诗人的诗中写到的淇河大多是间接的。比如曾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有一首写他在金陵居所的历史沿革和眼下周边的景物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千枝孙峄阳，万本母淇澳。” 峄阳之桐是制作古琴的极佳极珍贵的木材，淇澳的竹子是天下最美的竹子，“孙”“母”都作“源于”讲。看来王安石居所珍稀的林木和竹子等非常茂盛。但王安石这首诗并非直接写的淇河。

　　元朝吟及淇河诗的作者有王冕。他在《息斋双竹图》中自我表白：“我生爱竹太僻酷，十载狂歌问淇澳。”画出如“淇澳”般美的竹子是他终生的目标。在另一首诗中他还写道：“去年长歌下溪谷，见我忘形笑淇澳。我为爱竹足不闲，十年走遍江南山。”作者为亲自在溪谷中找到如“淇澳”般美的竹子而高兴得发狂。其他元朝诗人的诗中，也大都是写竹子的，并且与宋朝一样都引用“淇奥（澳）”或写到“淇园”，并非亲临淇河而作的诗。

　　作者刘璟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军师刘基刘伯温次子。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继任者建文帝实行削藩之策。燕王朱棣遂发动靖难之变。刘璟受命辅佐勋戚李景隆北上平燕。戎马倥偬中驻军淇园，欣赏春意正浓的雨后淇园景色，并睹物思人，怀念德高天下的古君子卫武公，惋惜淇园竹子的减少。那种踌躇满志，效法并敬慕先圣，继承父辈忠于大明王朝遗志，企望干事创业为国效忠的情怀充溢在字里行间。

　　明朝吟及淇河诗的作者中另有一个明末清初淇县名人孙徵兰，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曾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四川布政司参政等职。他有一首诗《淇园幽胜》，诗中写道：“闫浮何处觅真仙，景入淇滨兴婉然。峰约鸟调云外乐，竹邀鱼舞石中泉。”“闫浮”，佛教指人世间。诗人极力夸张淇园景色之美，美得胜似仙境，人到淇园就成了真仙。

　　该文仅是对现已发现的历代吟及淇河的诗词的特点规律的初步探究，其中大多是首次发现，不准确、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肯定在所难免。笔者将随时聆听大家的批评意见。积淀丰厚的淇河文化宝藏中更有价值的瑰宝，还有待我们共同去继续深入地发掘、开采、提炼，使其愈益绽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