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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抉择中国》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至五月四日
多年不读政经学，今览高论拓鲜河。
华夏唯需思想家，敢创世间真协和。
李南沉先生写的《抉择中国》，思路清晰，分析透彻，立论精辟，言词恳切，内容丰厚，逻辑性强，是一部新鲜的不可多得的政治经济学读物。令人受益匪浅，颇有感触。
一、中国需要思想家、战略家。十三亿人的大国，不缺干具体事的，缺乏的是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从长远战略眼光考虑问题的人不多。李昌平（《敢向总理说实话》作者）算一个，李南沉也算一个，头脑里有新思潮，敢吃豹子胆，与众不同。
二、这部作品的高明之处，在于敢突破框框，从关心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出发，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广证博引，自成一家。无论成功与否，精神可贵，应当鼓励。各种新的思潮九九归一，就象条条道路通北京，万众一心，迈向共产主义。
三、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社会主义因素，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自动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空想社会主义不是现实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论”，永远实现不了。从量变到质变，必须有一个激烈的社会大变动，才会有质的飞跃。
四、农民要翻身，工人要翻身，所有劳动者要翻身，光靠选票是不行的，一定得通过流血夺取政权，方能达到目标。通常所说的民主自由，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富人的民主自由，与穷人不沾边。对列宁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不宜否定。对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用枪杆子建立政权，不可否定。否定这一条就否定共产党的命根子。第二国际叫的最响，陈独秀为此犯错误，法国、意大利两国共产党，二战中把几十万军队交出，印尼、印度共产党迷信议会，都在于此。古巴、中国、朝鲜、越南革命之所以成功，也在于此。任何地主、资本家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五、中国思想家要用中国民族语言讲话、写文章。就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代伟人的《毛泽东选集》，深入浅出，一看就懂。让这些革命哲学、政治经典、经济高论，成为人民大众的行动指南，做人、处世的锐利武器。尽量不用西方学者的语言，或过多的文摘援引，而是把他们的重要观点融会到自己的文章中，加以阐述。要赶时间出版，可以现有体裁付印。若从远着眼，可统统顺它一遍，变成新的写法。书名不妨改成《大众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新论》，可能会更有吸引力、影响力。
六、“中产阶级”，给人印象是中等资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不容易接受。涵义是介于富人、穷人之间，类似农村中的中农，既不受人剥削，亦不剥削他人。能否改称“中间阶级”呢？城乡劳动者不会反感。当今的中国，自己词汇少，总好借用别人的，什么“可持续发展”，“可”字多余。马列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人民民主专政”。一个国家、一个学者都应该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路是人走出来的。
七、对“农民工”问题写的特别好。一针见血，戳透了问题的实质。作者看问题尖锐，仗义执言，坦陈剥削。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产生大量农民工？长期产业工人哪里去了？何以深圳富康连跳14名工人？令人心潮澎湃，怒不可遏，铁的事实是产生一批又一批新的被剥削者！著书立说，不仅要说明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既要观察分析病人的症侯，还要开具正确的医疗良方。不容易啊！
八、从马列主义的深度讲，要牢记革命的精髓。西方的社会党、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及其学者，都有自身的立场、观点及政治局限性，连中国的某些“歪嘴和尚”也是如此。正直的学术研究家，要立的正、站的直，不为他们的欺骗所左右，要成为独立思考，顶天立地，经得起时空考验的优秀学人。
综上所述，仅供参考。
一部引起热议的作品
——读《邺下枭雄·王自全》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刘向前先生写的三本小说，我都看过。一本《广润纪事》，写安阳东部的社会变迁；二本《包工头》，叙述包工头的遭遇；三本《邺下枭雄·王自全》，描写彰德地面土霸王的形形色色。这三本书给人的感觉：情节真切，笔似流水，内涵丰富，大气磅礴。属于基本上成功之作。向前其人，泥瓦匠出身，能够写出如此有水平、有分量、有功底的作品，颇为难得。一鸣惊人，响彻豫北大地。
《王自全》这篇小说的特点：
非常好看，读起来有吸引力，情节生动，难以放下；
而且语言通俗，用人民大众的语言写书，显得朴实流畅，让人喜欢，即便男女情事，三言两语也表述得体；
其作品渗透力强，像体检的X光、TC、核磁那样，观察人生，剖析社会，一目了然；
尤其是爱憎分明，文字、思绪连贯一体，痛快有味。能给人以深层次的回味与思考。比如写王自全一生，线条清楚，背景壮阔，包容很多历史文化及专业知识。《王自全》连同前两部作品的结局，作者都力求圆满透彻，给人以希望和力量。
作品说明，向前学习勤奋，广泛占有资料，熟悉社会及其人物，是产生良好作品的前提。
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是两回事。会吃饭不一定会做饭；厨师做饭味道咋样得让食客品尝。小说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为读者而写作。有个作品效果问题、作用问题。因之，谈点文艺创作的感觉和建议。
存在决定意识。地位决定人的思想。不是抽象的观察人，要从他所处的地位分析他的思想，作者还应有正确的立场观点。王自全是个两面人，阴阳人，他有两重性。相对的讲：有好有坏，时进步，时反动。也许还做过对人民有益的事，办学校，修水利，护送党政干部过境。可气候一变，就翻脸不认人，拿起屠刀杀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他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意识，他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思想。王自全主流是与人民为敌的土霸王，切身利益使其反复无常，变化多端，残忍成性，阶级本质产生他的行为，一切以自身得失为依归。好比闫锡山，统治山西40年，能说没干过一件好事？当清兵、参与民国起事，修铁路、搞工业、开矿山。曾联冯、联奉、反蒋投蒋、联共抗日、联日反共，千变万化，本质是反动阶级，他的处世哲学是“存在就是一切”，为了存在而决定行动取舍。王自全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杀李台，哭李台，屠杀革命者，杀人不眨眼，阶级本质决定了他，共产党再让步也改变不了他的反动本质。
从量变到质变。人是在变化的，有的变好了，有的变坏了，这有一个过程。王自全出身贫困，随着自身地位的变化，从量变到质变，显示出他各个阶段的态度变化。原来是个普通人，后来有权有势称霸一方。他同所有反动阶级的大小头目一样，总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做点好事收买人心，藉以掩盖他的统治罪恶。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也给老百姓发钱，能说他是为人民服务吗？蒋介石跑到台湾，买财主的多余土地分给穷人，跟我们搞土地改革不一回事啊！郝鹏举原是冯玉祥的骨干，投奔蒋介石，再投日本人，当汉奸“淮海省长”，后向我党我军靠拢，一看国民党势力大，又叛变投蒋。陈毅说“郝鹏举，给你脸你不要脸”，最后又被我俘虏。这些人反复无常，一是本质，二是自身利益，产生出他们的行为和政治倾向。当然有的人出于政治信仰的转变，而转向好的方面也有。吴化文虽经多变，最后选择战场起义。卫立煌，战区司令官，后来当陆军总司令，在山西抗日战场，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真抗日，蒋介石消极抗战，随跑到延安，要求参加共产党。而王自全没有这种信仰啊，眼前利益，维持存在，决定他脚踏三只船，而后彻底反共，走向毁灭。
对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整体把握原则和尺度。我们是新社会共产党人在创作，面对当代，教育后人。不宜用共产党的语言去描绘王自全，如“勤奋工作”、“为民谋利”、“古都英俊”，甚至“民族英雄”、“历史功臣”等，这都有点“过”、“高”。这样似乎给人一种印象，王自全自幼出身贫苦，长大除暴安良，以后又给共产党办好事，最终走向反动是因我党我军处置失当。作者要站在革命立场上写作，应该使人民大众和我们的后代，是非分明，奋斗不懈。对相关历史情节，宜注意力求准确。如“中共派系林立”，刘少奇的“华北局总书记”，韦杰的“14纵队司令员”李大磊的“五分区司令员”、封王自全“彰德保安司令”，此等用语有失切当。我党对起义、投诚，改编的日伪、国民党军队，出于革命需要或形势所定，一般采取三种方法：或暂时保持原建制，或派政工干部进入，或插花补入我军，旨在改造旧军队，防止待机生变。高树勋部、郝鹏举部、杜淑部都发生过不测事件。对王自全部日本投降后归入我军，条件尚不算苛刻。
对于资本家的表述，《包工头》中有那么一段。我的看法，不能否定以往的阶级分析，资本家的剥削源于剩余价值。解放前有资本家，分大中小。大资本家属于官僚买办，是敌人；中小资本家是民族资产阶级，划入人民范畴。民族资本家，一爱国，二有剥削。新中国成立后，资本家支持发展国民经济，仍然存在剥削的一面。全国最大资本家荣毅仁，将所有企业献给国家，当了共和国副主席。陈嘉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有四百个企业，其将经营所得，全部支援祖国发展教育，不给子孙留一分钱。改革开放以后，新的资本人士参与发展经济，自然也有剩余价值。资本家在财产积累过程中也存在量变质变问题。不少人原来都吃过苦。现在很多私人企业，八小时工作制不存在了，有的一个月没有休息日，这是什么性质啊？深圳一台资企业，半年光景竟然有十三位工人连续跳楼，啥问题呀？老板竟然说“与我无关”。还有好多大老板，把财产转到国外，当移民，意图何在啊！看来搞文艺创作得学点马列主义，不然脑子里就缺一根弦。从而也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依据。
写在洹园会盟亭下路边的诗歌
（用粉笔写于路上）
河北临漳
高长福
2011年9月6日
一
气爽秋高，拜访王老。
王老博学，悬河滔滔。
点我迷津，拨我心窍。
求贤若渴，不畏路遥。
二
王老王君，平易近人。
思维敏捷，著书立论。
见解犹深，创意更新。
谈吐举止，儒雅斯文。
勘为吾师，敬之更甚。
三
拜君不曾见，不禁生遗憾。
借地留几句，以表我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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