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法院张贴在街头的布告上常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少不更事的我当时就寻思：既然民愤要这个人死，这个人被处决必定会大快人心，法院的判决大抵是没有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觉得年少时的想法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好在近些年法治日臻完善，法院的判决书上再也找不到“民愤”
云尔的词语了。其实，自古民愤都是靠不住的，单单凭借民愤也是远远难以保证对刑事被告人罚当其罪的。
民愤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的。因为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从众的心理普遍存在。有人登高一呼，就极有可能应者如云。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热播《贞观长歌》，其中那个叫范兴的人物就是民愤的牺牲品。范兴这位大唐绥州守识破了敌人的设伏之计，但又一时送不出去音信，就故意败送绥州。结果，敌人最终获得的不过一座小小的破城，范兴却拯救了长安。这一义举并不为天下人所理解，天下人纷纷骂他为逆贼，一时间要求处死范兴的“民愤”充斥长安。尽管唐太宗知道范兴的苦心，不忍心杀他，为了堵住天下人的口，想象征性的判他流放三千里。范兴拒绝了唐太宗的好意，为皇上留下了治军策略，前九道竟是九个忍字，然后自饮毒酒身亡。临死说，他不想让皇上为难。在场的每一个人潸然泪下。而牢外不知就里的人们还高呼：“杀了范兴！”范兴这位忠于大唐的忠臣，终于在“民愤”的声讨声中铸就了悲剧的人生结局。
有人也许会说，查遍唐史并无范兴其人，范兴只不过是《贞观长歌》编剧们虚构的人物。其实，文艺常常来源于历史和现实，历史上不乏因“民愤”而被冤杀的忠臣。远的暂且不说，明朝的爱国将领袁崇焕就是这样的人。据说袁崇焕被处死前，满京城都是非议、指责、漫骂、怀疑他的声音。他被凌迟后，想生吃他肉的人成群结队。看见，袁崇焕当时的“民愤”也够大的，但他确实死得很冤枉，虽说是否是因为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还存在争论，起码清朝政府后来为他平反昭雪确实是史实。可见，民愤之类的依据自古以来都一向是个“迷魂阵”，“民愤”这类词语从法院判词中消亡是不值得留恋的。
这让我想起自己曾经接触过的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因杀人被押上了审判台。结果，被告人的家属向法官提供了签满人名的材料，称被害人“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似乎被告人是在“为民除害”，“民愤”不够大；被害人的家属也不示弱，也向法官提供了签满人名的材料，称被告人“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愤”好像并不算小。最后的判决结果姑且不论，这截然不同的反映就说明“民愤”是靠不住的。
告别了“民愤”这个飘忽的砝码，高高举起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我听到的是司法文明和进步的铿锵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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