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９３８年初，日本侵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很快到达安阳，淇县国民党的党政要员闻风丧胆，弃城逃至太行山。２月１３日，日军一枪未发占领了淇县城。从此日军就在淇县城内挖沟建堡设据点，进行残酷统治，采取血腥镇压。杀人放火，奸污妇女，掠夺财物，无恶不作，淇县广大群众，受尽了欺压和蹂躏。下面所记述的几件事情，是日军在淇县实施暴行的一部分。
强迫老百姓挖封锁沟
日本侵略军为了长期统治淇县人民，一开始就强迫全县数万名老百姓给其挖封锁沟，用以防御太行山内我八路军的袭击，控制进山的粮食和各种物品。
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１年，淇县境内的平汉铁路以西，日军强迫老百姓分别挖了３条封锁沟，最大的长数十里，宽５米，深６米，靠近铁路的封锁沟，每隔３里建一座炮楼。沿山的封锁沟，每隔６里设一个据点，每个据点建３座炮楼，每座炮楼都有日军和警备队守卫，控制着通向太行山的所有交通要道。
在挖封锁沟时，日军强迫老百姓，不管农忙农闲，过年过节，一年四季挖个不停。日军监工非常狠毒，即使在寒冬也强迫老百姓脱去上衣干活。发现谁稍有怠工，近的就上前毒打，用刺刀刺死，远的就用枪瞄准，直接打死。发现小孩顶替大人干活，就地处死。据大洼村群众反映，日军每天都要打死几个人。有一天，城关西街群众挖沟迟到了，日军就逼几百个民工跪在地上，扬言要统统打死，经过再三讲情，最后，把一个民工当场活埋了。
有一次，大洼村民工正在挖沟干活，不知啥原因，日军监工突然不让干活了，逼迫民工们每人上岸给自己挖一个土坑，并架起机枪．妄图统统活埋，群众纷纷说理斗争。最后，日军随便拉出３名民工，不问青红皂白就枪杀了。
封锁沟竣工以后，老百姓更是遭殃。白天日军不让群众到田里干活，有时晚上干活也会遭到射击。此外，日军还以封锁沟西边和山里的群众为敌。日军扫荡，只要发现沟西老百姓，都要用枪打死。有一次，日军在沿山一带抓了八名无辜的老百姓，以通八路为名，拉到城南关孙国祥的门前，统统砍了头，并将尸体埋入坑内，把人头胡乱抛入水中，致使遇难家属连尸首也无法认领。
烧杀淫掠，挑起张近事件
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即日军占领淇县的第一天，就沿途在下曹、大泘沱村和五里桥附近杀死无辜老百姓６人。第二天，就在城内大肆搜抓“花姑娘”，很多来不及躲避的青年妇女被强奸。城北下关有位青年妇女，被堵在屋内，在刺刀的逼迫下，被９个兽兵轮奸，该女愤辱交加，含恨遗弃了丈夫和婴儿投井自杀。
１９３８年３月３日，一群日本鬼子窜到城东五里处的张近村，以捉鸡为名，挨门挨户寻找“花姑娘”。当时，村里的妇女老幼纷纷外逃，有一位妇女未跑脱，被一群野兽轮奸。次日，几个日本鬼子又到了范张近村，一个出嫁到安阳的妇女，为躲避日军的糟塌，特意回到该村娘家，不幸还是被兽兵强行轮奸了。这些鬼子在范张近办完坏事，又窜到北面的陈张近村，他们爬到地主李老广的高楼上，四处张望，发现了北院李玉堂家有两位姑娘，于是就安下了奸淫之心。
日军在张近村捉鸡、抢东西、奸污妇女，激起了老百姓的公愤。何鸿晏、何鸿范等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研究了对策，大家纷纷议论敌人再来捉鸡、要东西可以，如果再来糟塌妇女，咱就和他拼（命）！
３月５日，两个日本土兵（名子是：宫奇信夫、川上昌男），扛着枪直奔陈张近而来。聚集在村西庙前的青年发现后立即商定，他们如果去谁家，谁就先跟上去，其余人紧跟其后，只要他办坏事，就干掉他。
不久，两个日兵来到陈张近，径直向李玉堂家奔去，企图奸污其两位姑娘。李玉堂的儿子李连，先赶到家里，日军就抽刀阻止，向外追撵，愤怒的青年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将两个日兵打翻在地。他们跪在地上求饶，青年们怎肯放虎归山，当即用缴获的枪，将其击毙，扔到淇河喂鳖了。
３月６日至７日，城里敌人连续派人到张近各自然村侦察，探听失踪日本兵的下落。前张近日伪汉奸李德公（解放后被我政府镇压）知道日本兵在陈张近失踪的消息后，马上报告了日伪政府。
３月８日凌晨，数百名日本兵和伪军突然包围了张近五个自然村，鬼子和汉奸把群众全部赶到大街上，打骂哄骗，软硬兼施，追问两个失踪的日本兵，群众沉默不语。
在陈张近，大部分老百姓已逃到外村。敌人挨门挨户抓人。何香林的母亲，在日本兵的追捕中跳井自杀。领头杀死日本兵的何洪晏、村长的儿子赵希明和一个卖红薯的不幸被抓住。敌人分别把他们拉到打麦场里，剥光棉衣，捺在地上，用皮带、棍棒毒打逼问，三人均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但谁也未暴露真情。
傍晚，日军把数百名群众统统赶到一个大场上，迫使他们跪成半弧形，让村长的儿子赵希明跪在中间，周围架起机枪。敌人在人群正前方，挖了五个大土坑，把黄阿妞、陈学艳等五人依次拉到坑边跪下，继续逼问两个失踪日本兵的下落，群众锁口不语，鬼子兵无奈，就用杀一儆百的办法吓唬群众，一枪打死了黄阿妞，把尸体推入坑内，用脚踩跺，又将一个无辜的外村农民拖出来，扔到火里活活烧死。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群众义愤填膺，一口咬定：“不知道！”日军军官气急败坏地吼叫着，命令机枪、步枪准备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董翻译官上前解释劝阻，被日本军官打了两计耳光。但敌人畏于找不到失踪的日本兵反而引起更大的麻烦，未敢将老百姓全部屠杀。最后，日军把陈张近二百多间房子全部放火烧光，刘四的奶奶被烧死在屋内。很多粮食、家具和衣物化为灰烬。敌人临走时，将何洪晏、赵希明、李花彩、石敬和赵希俊五人作为人质押到日军司令部，经过吊打非刑，审问了半个月，也无问出结果。后来通过绅士王老廉和日军翻译从中调停，让陈张近出钱五百日元，将人赎回。
夷平田庄、二分庄
１９３９年，由于日军在淇县到处挖封锁沟，修碉堡，建据点，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新五军的活动。因此，是年１０月２０日早晨，双方在田庄、二分庄之间展开了战斗。战斗没打多久，国民党新五军便向山里逃跑了。中午，日军带着伪军从庙口据点出发，到田庄、二分庄进行报复。当时，老百姓纷纷外逃，少数老人在家看门。日军以两村通“敌”为借口，挨家挨户搜查。敌人在二分庄晋陈妞的家里发现两发子弹壳（是刚从街上拾来的），于是不由分说，就推到街上剥光衣服，用刺刀猛刺胸口，晋倒在血泊里，凶残的敌人又在其背部踩了一脚，晋陈妞被杀害了，老百姓逃跑了。敌人找不到老百姓，就下令烧房、牵牲口，抢东西。半晌时间，二分庄被洗劫一空。晚上，日伪军又到二分庄、田庄抓人抢东西。群众索不精、牛得明、晋黑小、冯文及他的亲戚五人不幸被抓。敌人将他们带到据点北面的土坑旁，依次跪下，一一砍杀，将尸体扔入坑内。２３日，日伪军第三次到田庄、二分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他们见不到老百姓，就逼迫其他村民工，把两村三尺以上的建筑物全部推倒夷为平地，致使两村成为废墟，十年没有人烟。
血洗小泘沱村
１９４０年元月２８日庙口据点的伪军和国民党李延县政府的特务队同时到小泘沱村要粮派款抢东西，结果双方发生了矛盾。其中两名伪军被特务队枪杀。庙口日军知道情况以后，认为小泘沱村通“匪”，两次到该村寻事，企图报复，然而老百姓跑光了，其阴谋不能得呈。２月７日（农历腊月３０日）中午，老百姓回家准备过年了，庙口据点的３０名日军和４０名伪军突然包围了该村。这伙野兽一进村头，见老百姓就用刺刀捅死，见房子就烧，见牲口就牵，见东西就抢。残暴的实行“三光”政策。顿时，好端端的小泘沱村狼烟滚滚，墙倒屋塌，哭声阵阵、尸体纵横、鲜血遍地。在该事件中，日军和伪军杀死无辜的老百姓１０名（他们是：蔡长群、宋焕锁、苗黑小、宋运妞、郗圈云、刘不墩、魏黑堆、王四妞和蔡金星同志的母亲及小妹妹），烧房子５００余间，牵走牲口３０多头，抢走东西不计其数，致使该村成为一片砖头瓦砾，５年之内无人敢在此居住。
骇人听闻的牛心岗惨案
牛心岗是淇县西部太行山腰的一个小山村，全村９户，４４口人。由于日军的扫荡，国民党顽县政府的逼粮、拉夫、抢东西，群众生活十分凄惨，很多人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了。
１９４１年９月１日，淇县顽县长李延的特务队长辛长山带人来到该村派粮催款，逼老百姓杀鸡宰羊做好饭。他们正吃喝时，听说日军带着伪军向牛心岗扫荡过来，于是这伙挂着抗日招牌的怕死鬼，一面放空枪，一面就向山里逃跑了。日军不敢进山扫荡，怒气就向老百姓发泄，他们借口牛心岗村私通八路，窝藏“匪军”随将该村包围。这伙强盗一进村，不由分说，就抓住王清泉不满三岁的小孩，朝墙上猛摔，接着又扯开两腿撕成两半。然后，把全村男女老幼统统赶到街心的一个大场上，拷打审问：谁通“匪”？粮食藏在哪里？老百姓都说：“不知道！”这时，日本法西斯强盗恼羞成怒，架起两挺机枪，对准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上至６０多岁的老人，下至两岁的娃娃全部倒在血泊中。随后刽子手们又用刺刀胡捅乱扎尸体，用柴草焚烧尸体，事后，除王西祥死里逃生外，其余３１口人全部丧生。
日伪军杀人以后，又在牛心岗大肆抢劫衣物、粮食，拉牲口，赶羊群，并把全村仅有的３９间房子全部烧成灰烬，一个无辜的村庄顿时夷为平地。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８年中，淇县人民灾难深重。日军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不胜枚举，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淇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血的教训，决不允许这段历史重演。
（原载１９８７年《鹤壁党史资料》第１期）
|
